种族与民族的关系

时间：2022-07-14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种族与民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由于实际生活中种族和民族的关系密切，人们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往往发生混淆。虽然世界范围内的种族与民族冲突还时有发生，但是，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在这一态势主导下，种族与民族的矛盾必将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在讨论当前世界的种族关系与民族关系的现状时，我们有必要先了解种族和民族的概念。种族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人群结合体，而且是两个不同的人群划分单位。

种族与民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种族属于生物学和人类学范畴，民族属于历史学和社会学范畴。但在现实生活中，两者又有密切的联系。我们每一个人，既属于一定的民族，同时也属于一定的种族。属于同一种族的人们，通常又分成不同的民族。而在同一民族之内，又往往包含有不同种族成分的人们。由于实际生活中种族和民族的关系密切，人们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往往发生混淆。因此，我们首先要辨析种族与民族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其次，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扩张，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为了证明奴役和屠杀其他民族的侵略行径是正当的，把种族理论政治化，遂出现了种族主义的理论，鼓吹种族优劣论，一些国家的执政者和殖民者利用种族理论制定种族灭绝、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政策。最后，当人类历史刚刚跨入21世纪之时，种族和民族问题仍然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分析这两个问题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虽然世界范围内的种族与民族冲突还时有发生，但是，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在这一态势主导下，种族与民族的矛盾必将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对种族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的探讨，将有利于在学术上否定种族主义的错误观点，在现实生活中反对种族屠杀、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

种族与民族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内容和实质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这一节中，我们首先探讨种族和民族的概念，接着分析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进而阐明种族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在讨论当前世界的种族关系与民族关系的现状时，我们有必要先了解种族和民族的概念。种族（stock），一种大体上与英文race意义相等的生物群体。race即人种，一种具有一定性状的、可以遗传相承的体质特征为依据的人类的主要区分。例如尼格罗人种、蒙古利亚人种和高加索人种。它也可当作一个在同一种群内基因结构上有所区别的生息在一起的群体。因而，同是一个人种的成员们所共同具有的可以看得出和测得到的体质特征，都是来自他们共同的祖先。每一人种的内部差异度很大。一般通用的分类标准有肤色、发色和眼色、下颌突出度、头型指数、鼻型指数、脑容量、发型和毛发疏密度及嘴唇外翻等特点。绝对纯种是不存在的，某个特定的人种的标准不可能在它所有的成员身上都很明显地存在，当然，在其中一些人身上或许表现得很明显。目前流行的确定人种特征的标准有：遗传性、相对稳定性、没有由外界因素而引起的变异及相对独立的年龄和性别。

民族（nation）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关于民族概念，中国学术界由于观点的不同，在使用“民族”一词时所表达的含义也有所不同。一种是广义的，认为民族一词的含义包括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群共同体，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甚至氏族、部落也可以包括在内。还有人在习惯上把民族一词用于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各民族，如中华民族、阿拉伯民族等。

“种族”和“民族”，从科学意义上讲，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种族”是属于生物学和人种学范畴；“民族”属于历史学和社会学范畴。但在实际生活中两者密不可分。我们每一个人，既属于一定的民族，同时也属于一定的种族。属于同一种族的人，通常又分为不同的民族。而在同一民族之内，又往往包含了不同种族成分的人们。至于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之间发生混杂与融合的情况，早自远古时期便已开始，到中古和近代，更是频繁发生。

正是由于在实际生活中种族和民族关系之密切，人们在使用这两种概念时也往往发生混淆。在我国，这种情况可以见诸于自梁启超至孙中山的大量著述中以及早期出版的辞书之中。例如，1939年出版的《辞源》，对种族一词的释义，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种族，人之种类也。世界之于颜色分种者，有黄、白、黑、红、棕五种。种之下又分为族，如我国则有汉、满、蒙、回、藏五族是也。”1948年出版的《辞海》对“种族”一词的释义，与此大同小异。可见，当时人们对“种族”和“民族”的理解是混淆不清的。其实这种情况在西方也是一样，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释文，在欧美各国对“种族”一词的用法也很乱，有时把同说某种语言的人群称作一个种族，如“雅利安人”；有时把具有同样体形和发色的人群划为一个种族，如“北欧人”；有时把信奉同一宗教的人群算作一个种族，如“犹太人”。种族的概念往往引起种族歧视，民族的概念又经常引起文化的歧视。

自有人类，便组成一定的群体。种族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人群结合体，而且是两个不同的人群划分单位。种族是对人类体质形态的划分，主要是研究人类空间分布中存在的群体遗传的变异，是从人的自然属性的角度来划分的。民族则是对人类生活方式及文化传统的划分，主要是研究人类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相同经济、文化、语言和地域等的共同体，是从人的社会属性的角度来划分的。

从形成的时间来看，种族很早就出现，几乎与人类的体质发展完善的同时，即人类在智人时期完成世界性的分布并开始定居后，就开始形成人种特征的分化。种族的隔离和融合主要指的是人体的自然性状及各种遗传物质的隔离和融合。人类对人种的自觉认识，建立专门的人种学则是很迟的事情。民族出现的历史要比较晚，民族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般认为它是在原始社会后期，在氏族和部族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人群共同体。不同民族的特点和融合，主要是族体的经济生活、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等。

种族和民族是不同性质的人群划分，同样也不能把国家和种族、民族等同起来。国家是行政单位的划分，它有稳定的疆域。有些国家规定，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出生地划分国籍，因此，一个国家可以包含不同的种族。例如美国就有欧洲的白色人种、非洲的黑色人种和印第安的黄色人种；一个国家也可以包括不同的民族，例如我国就有56个兄弟民族。同样，一个种族也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蒙古的黄色人种不仅包括亚洲东部的一些国家，还包括美洲印第安人以及东欧的匈牙利人等。一个民族也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国家，例如海外华人的主体是汉族，但它分布世界各地。这也反映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相互杂居的历史，但是不能因为这样而把种族、民族和国家三个不同性质的划分互相混淆起来。

种族和民族容易混淆起来的一个原因，是人们认为种族是以人的体质和遗传的血缘来划分的，而一个民族内也往往有着婚姻血缘上的规定，也是从祖先的血缘联系来划分的。但是，这两者的血缘联系的内容和实质是不同的。种族的血缘联系从历史上看是敞开的，只受自然地理的隔离；而民族的血缘联系却是受着宗教、文化、经济和社会地位等社会因素的限制和规定。例如，信仰伊斯兰教的古代麦加人原来就规定了素食者不能与食肉者通婚。我们从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许多人为血缘隔离的规定。在民族内祖先和血统的观念与种族的遗传观念是有区别的。民族内的祖先谱系往往是以姓氏来规定，即张家的子女基本姓张，意思是和整个姓张的家族有血缘的联系。种族的血缘划分是包括了从亲代接受下来的全部遗传因素的总和，种族的祖先是指为子女遗传结构凑上一份遗传物质的所有人群成员。

（一）种族理论的产生

种族理论的产生是借用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人种的划分演变而来的。要了解种族的理论，首先要了解“人种”的理论。所谓“人种”，就是“人类种族”（races of mankind）。下面我们简单论述人种的含义、人种的分类、四大人种的特征和分布。

人种的含义。人种或种族是根据能遗传的体质特征而区分的，主要是根据皮肤的颜色，头发的形状和颜色，眼、鼻、唇的形状等等来划分的，如黄种、白种、黑种等。因为人种是根据体质上某些能遗传的性状而划分的人群，所以人类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的各种性状，全都一方面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环境因素的作用。因此世界上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基因频率，从而产生了人种的差别。所谓人种，就是一个物种内的小的分类，表明这一群体与同一物种内的其他群体有着不同的基因频率的组合。各人种之间可以互相婚配，产生有繁殖能力的后代。所以，各人种不是不同的物种。世界各人种都是属于同一个物种——智人种。

人种的分类。最早进行人种分类的是瑞典学者林奈，他认为世界上现生的所有人类全都属于一个统一的“物种”，即“智人种”，这是因为在世界各个人种之间，虽然在体质外貌上存在着某些差异，但彼此能够互通婚姻，并能生育出体力智力都很健全的后代，而无任何生殖隔离的障碍。在这个统一的“智人种”之下，林奈又根据人们的肤色和主要分布地区而划分为4个亚种，亦称“四大人种”，即，亚洲黄色人种、欧洲白色人种、非洲黑色人种和美洲红色人种。林奈的这一人种分类法，是他于1735年在《自然系统》一书中提出来的，当时还不知道有澳大利亚人种存在，而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肤色也不太了解，误将他们身上涂抹的红色当作皮肤的本色，这种误解一直存在很久。继林奈之后，在人种分类上具有重大影响的，首推德国学者布鲁门巴，他根据发形、头形、身材等等特征，于1775年将现生人类区分为五大人种，即，高加索人种（白种）、蒙古人种（黄种）、埃塞俄比亚人种（黑种）、亚美利加人种（红种）和马来人种（棕种）。德国人类学家冯·艾克斯坦德特的分类中，分成通常所说的三大人种、29个亚种、3个中间的人种和3个特别的人种。美国的一些人类学家如库恩等把人类分成30个人种。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研究的深入，各国学者所提出的分类越来越细，从六分法、八分法到三十四分法，琳琅满目，不下数十种。

人种最通常的分类法是三分法和四分法。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50年发表的关于种族的声明，仍然坚持比较笼统的分类法，即将现代人类划分为三大分支：蒙古人种分支、高加索人种分支和尼格罗人种分支，亦称“三大人种”。有时，人们又从尼格罗人种之中单独分出一个“澳大利亚人种”，与以上三者并列为“四大人种”。

人种是指群体而不是指个体而言。每一人种都有一系列体质性状作为其特征。然而从个体来说，几乎没有一个个体是完全符合所有的体质特征的，也从来没有真正的“纯种”。人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是在持续变化之中。

人种是根据居住的地区而划分的，即所谓地理人种。可是，人类的居住地在不断地变化之中，特别是近百年来的变动越来越大，所以人种一般是以公元1600年前的状态为依据的。

有些体质性状，虽然其基因的分析现在还不清楚，然而也有助于地理人群的划分，如头发的颜色和形状、鼻子的形状、唇的厚度，等等。他们出现的频率在某些人群中明显高于其他人群，虽然现在还不完全知道它们是如何出现的，但还是可以作为人种的特征。

四大人种的特征和分布。白种——肤色、发色和眼色都较浅，发常呈波浪形，鼻梁高而窄，胡子及体毛发达。主要分布于欧洲、西亚、北亚、北非等地。黄种——肤色黄，头发粗而直，色黑，眼色黑和深褐，面部宽阔，颧骨平扁而突出，鼻梁低，眼有内眦褶，外角稍上斜，成所谓“丹凤眼”，胡子和体毛最为稀少。主要分布于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美洲。黑种——肤色黝黑，头发黑而卷曲，眼色黑，鼻宽而扁，唇特厚而外翻，胡子及体毛较少。主要分布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棕种——肤带棕色或巧克力色，头发棕黑而曲，鼻极宽而高度中等，口鼻部前突，胡子及体毛发达。主要分部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南太平洋岛屿。

对人种的划分，本来是属于学术界的范畴，在生物学上对人种进行的分类。但是，当人种分类被政治化了以后，就出现了种族理论。种族理论是在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列强进行殖民掠夺时产生的。15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西方列强进行疯狂的殖民扩张。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西班牙征服了西印度、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智利的一部分。葡萄牙于16世纪占领了巴西、摩鹿加群岛、锡兰、爪哇，深入到东印度，强占中国的澳门。随后在世界殖民的舞台上出现了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列强一起瓜分世界。英国在17世纪期间强占了北美的大部分领土。殖民者在使美洲、非洲、亚洲和澳洲各族人民服从自己，并把他们当作奴隶来看待而加强其殖民统治时，就需要一种理论来证明他们的掠夺是正当的，宣布被他们掠夺的各族人民是“低贱的”，“是没有独立发展能力的”。

“种族”一词，到了17世纪才出现。而“种族主义”一词的出现，则更晚。很明显，种族主义的出现是与帝国主义的歧视、灭绝不同种族的土著弱小民族联系在一起。南非的种族主义是与过去白人侵略、压迫、剥削和掠夺南非异种族的土著民族联系在一起。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652年。1948—1954年任南非联邦总理的马兰的讲话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说：“实行隔离或对人采取不同的态度的种族歧视是南非联邦自1652年荷兰人在开普登陆以来的传统政策。”

（二）种族理论的发展

最早走上殖民地道路的西班牙，首先推出了替奴役有色人种行为进行辩护的理论家。西班牙南美殖民者的理论家谢巴尔维达和克维多说印第安人种与白人的起源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根本是不同的，所以不应以对人的态度对待他们。也就是说不把印第安人当人看。

西方其他列强为了殖民统治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一般认为法国社会学家戈比诺是现代种族主义的鼻祖，他颂扬“雅利安人种”是“高级”人种，而将斯拉夫族及其他民族说成是“低级”人种，应该受征服和屠杀。戈比诺不顾铁一般的事实而毫无根据地把世界文明的创造都归功于雅利安白种人。这个种族主义者竟断言，作为“白种人最高贵的后裔”，并较其他种族保持“种族纯洁性”的德国人，在白种人中占第一位。戈比诺不仅在各种族之间规定等级，而且在属于同一种族的每个民族内部也规定等级：贵族属于“高级”人种，而劳动群众则列为“低级”人种，因此，后者应服从前者。戈比诺关于种族不平等和“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的反动观点，后来在德国、英国、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曾被广泛地加以利用。西欧白人利用炮舰和种族主义的观念征服美洲，对美洲印第安人进行血腥的镇压和屠杀，建立起一个个的殖民地。而对非洲黑人不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把许多黑人当作奴隶贩卖到美洲。

在德国，希特勒认为国家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是保种保族，因此，他绝不相信种族的平等，而且是根据种族的不同，承认不同种族的价值有高有低。希特勒纳粹党的“血统混杂和由此而来的人种水平下降，是旧文化衰亡的唯一原因……世界上凡是不属于优良种族的人都是糟粕”。基于这种反动的观点，希特勒及纳粹党对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和屠杀。

在南非，直到20世纪末，还在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南非的种族主义者把不同的人种集团分为优等和劣等，提出阿非利坎族不是人为的，而是上帝创造的，黑肤色是劣等种族的特征，并制定以“优等”种族统治“劣等”种族的制度。在他们看来，“黑人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白人负有托管南非黑人的使命”，并说这是“上帝的旨意，神的安排”。这就是南非种族主义者的理论。这种对尼格罗人带有极端偏见的理论导致南非社会种族的不平等。种族主义者把白色人视为上等民族，把有色人、印度人视为二等民族，把黑人视为下等民族。只由白人选民投票通过的所谓新宪法就是反映了南非种族主义者的最新观点。他们把有色人种、印度人和黑人，排除在南非政治之外，阻止南非黑人获取南非自然资源。

种族隔离一词在南非政治上广泛使用是在1948年以后。但是种族歧视、种族偏见和种族隔离的政策始终贯穿在南非近300年的政治生活中。由于这种制度的推行，在南非社会引起了一系列问题。由于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种族主义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一致反对。希特勒早已垮台了，南非比勒陀利亚白人当局实行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政权也瓦解了。这是与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和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吴泽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种族问题不过是社会问题的一种形式。种族问题包括两个或更多的冲突的种族，并表现对有权能的观察者发出社会调节的号召。种族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种形式，自然引起全世界社会科学家的广泛关注。

196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宣言，使得当时社会科学家有史以来第一次聚会在一起，宣布人类属于同一种族，种族主义是没有生物学根据的，并指出，它的产生是社会原因。1964年的宣言也是一个里程碑，它指出种族的全部问题并非生物学家感兴趣的问题。人类属于同一种族，种族主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有其社会根源。1967年的会议，发表了关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宣言，是把种族主义的研究摆在社会科学中心地位的一个里程碑。现在，国内外学术界一般都将“种族”一词限定于生物学和人类学范围，这是根据人们体质上的遗传特征而对人们进行分类的群体单位。并坚决反对种族主义者利用种族理论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反动行径。

种族理论对种族和民族的影响最集中地体现在种族主义上，种族主义是造成种族与民族矛盾的主要原因。种族主义表现在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上面。有关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的概念，汤正方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

种族主义（racism），一种认为人类各种族在智力和道德发展能力上有高有低，种族差异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反科学理论。种族主义认为：种族有优等劣等之分，高级种族生来具有创造高度文明的生物本质，负有统治世界的使命；低级种族则无力创造和掌握高级文化，注定成为统治的对象。

种族主义源远流长。种族不平等思想在奴隶社会即已存在。它最初是认识各种族或各民族文化差异的一种尝试，后来成为剥削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古代埃及、希腊、中国、印度等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种族不平等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并不是建立在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基础之上。现代种族主义源于西方资产主义的扩张，伴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出现，种族主义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掠夺、压迫殖民地人民和弱小民族的工具。19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有人开始依据生物学规律和种族体质特征，为社会、种族和民族的不平等辩护，出现了为种族主义提供“科学”依据的论著。

1853年，法国社会学家J.A.戈比诺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一书出版，被称为种族主义的“圣经”。戈比诺认为：种族优劣是社会兴衰、文化高低的决定因素。黑种和黄种是低级种族。白种特别是雅利安种族是高级种族，其中日耳曼人最高贵，而日耳曼贵族又保留了更多的纯洁性，是一切高度文明的创造者。就是中国文明，似乎也是经上帝授权，从印度到中国湖南定居的一支白人创造的。高级种族的文明不能渗入低级种族，他们的混合必将导致文化衰颓。因此，野蛮民族、低级种族，他们的混合必将导致文化衰颓。所以，野蛮民族、低级种族永远只能是野蛮的、低级的。有人还从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角度“论证”人类不同种族的优劣，宣扬白人种族优于黑人种族和其他种族。

种族主义往往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紧密交织在一起，其主要理论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C.R.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的学说移植于人类历史，并在自己的理论中广泛运用马尔萨斯主义和优生学。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如同整个有机界一样，起作用的是同一个适者生存规律。自然选择是社会历史的主要因素，白种是自然选择的最高产物，资产阶级是生存竞争的伟大胜利者，他们的遗传本质优于劳动人民。同时，为了改善种族素质，他们主张人为地选择婚姻伴侣，强迫“低劣分子”绝育，以免他们迅速繁殖而威胁欧洲的文明。

德国人类学家L.沃尔特曼和英国H.S.张伯伦认为，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决定于人们的生物特点，即种族差异，欧罗巴种族优于其他种族，因为他们具有文明的天分。日耳曼人是西雅利安种族的优秀代表，日耳曼主义理想是欧洲文化中一切优秀因素的集中体现，日耳曼种族的使命是统治全球，囊括一切种族，使之成为自己文化发展的仆从。这一切反动理论都是为欧洲人统治非欧洲人、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群众特别是日耳曼人统治其他种族和民族服务的。

在德国A.希特勒专政的年代里，法西斯主义者奉行的“纳粹种族主义”成为官方的政策和思想，为攫取别国领土、消灭他国居民、迫害本国人民服务。纳粹种族主义宣称日耳曼种族理应统治世界，犹太人和黑人居于种族最下层，应受奴役和宰割。为了保护种族的纯洁性，他们推行所谓种族卫生学，强制消灭低级种族的生殖机能，甚至进行屠杀。纳粹种族主义为法西斯主义分子大肆屠杀犹太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特别是在南非，种族主义则被用来为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辩护。在美国，“种族优越论”成为扩张主义者开拓疆土、奴役数百万黑人、驱赶和屠杀印第安人的辩护词。

新种族主义源于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所谓欧洲新右派，其核心理论已从生物种族主义转向文化种族主义。旧种族主义通常表现为种族歧视、种族奴役、种族隔离等极端行为，新种族主义则表现得比较含蓄温情，甚至标榜民主，否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虽不强调种族生理上的差异，却突出种族文化上的优劣。这种以语言符号为载体、反映在媒介报道中的“文化排他”和种族主义行为，同样会加深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误解，引发不同种族文化的对立，其实质是在鼓吹文化歧视和种族/民族的不平等。

种族主义是反科学的。体质特征，尤其是头部指标，同阶级关系和社会现象毫不相干。至于各民族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则决定于社会历史等各种条件。种族主义是剥削阶级政策和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法西斯主义是种族主义的极端形式。现代种族主义主要是由于殖民主义的对外侵略和扩张造成的。殖民主义者为了掠夺奴役的需要，制造了白种人优越于有色人种的谎言，煽动种族主义情绪，把群众的不满情绪引导到对其他种族的仇恨上。从历史上看，种族主义被用来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毁灭土著人及其文化的政策辩护。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实践都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在不同种族或民族之间制造不平等。19世纪美国发生的几次排华浪潮，20世纪德国法西斯煽动的排犹浪潮，都是由此产生的。因此，殖民主义者及其他剥削阶级的统治，是导致种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种族主义历来遭到一切进步人类的坚决反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通过的一系列有关种族问题的决议和公约，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进行了谴责。根据联合国的决议，每年3月21日定为消灭种族歧视国际斗争日：1971年为反对各种种族歧视国际协调行动年；1973—2002年连续举行了“向种族主义战斗”的3个十年活动。20世纪90年代，新南非的诞生标志着以国家政权统治形式而存在的种族主义已从地球上消亡，种族间的平等和融合已成为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

种族歧视（racial discrimination），资产阶级根据种族和民族的特征，划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限制和侵犯其他种族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现象。种族歧视在古代即已存在，但其现代形式是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开始的，至今，在世界上若干地区仍存在种族歧视的现象。这种现象是由反动统治阶级采取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鼓吹种族优越和种族仇恨学说等造成的。在南非，种族歧视突出地表现为种族隔离，这是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基本国策，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白人种族主义当局颁布的种族歧视法令就多达100多项。美洲的黑人、印第安人，大洋洲的土著居民，欧洲的原殖民地移民、少数民族和外国工人，亚洲的“部落民”和种姓集团等，都是今天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在英国殖民统治马来西亚期间，当华人的人数不断地扩大，殖民当局意识到大量的华人人数有可能代表一种政治势力，英国殖民者就采取宗族歧视与对不同种族分而治之的政策。英国人认为华人擅搞政治动乱，又臆测华人人数太多可能会激起马来人的怨恨。因此，殖民当局就采取调整移民的结构，引进被认为比较温顺的印度移民。例如，1887年海峡殖民地总督Frederic Weld在给英国殖民大臣的信中写道：“我对这些华人在殖民地里占据着极大优势这一政治因素感到不安，他们凌驾于其他种族之上，而我们统治下的某些土邦却极少有显著的社会地位，只有尽可能多地移入印度人和其他国家人民，才能平衡这种状态。”他急切地想增加印度移民，因为“印度人是一个和平、易于统治的种族”。为了鼓励印度人来马来西亚，英殖民当局于1908年成立“印度移民基金会”，目的是支付泰米尔劳工缺乏的款项。但是，类似的规定没有被应用于支持华人移民身上。与此相反，1914年，殖民当局在马来西亚正式废除契约劳工制。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从中国招募劳工的办法。

1932年，海峡殖民地通过了“限制移民法令”，总督可以通过布告禁止或限制劳工和家庭佣人由马来西亚之外的任何口岸入境。1932年“外侨法令”，放宽了对除英国臣民和受保护人之外的所有各阶层的成年男性移民的限制。1931年8月至1932年5月间，殖民当局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遣返大陆失业华工回中国大陆。英国人遣返华工的理由是担心失业引发群众性的骚乱。1937年，当马来西亚经济开始从大萧条中复苏时，限制华人移民入境的法令就取消了。

英国殖民者对待不同族群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在马来西亚，自从橡胶树于1870年在马来半岛试种成功以后，在国际市场上因为汽车轮胎的发明使得橡胶的价值大涨，殖民政府看好橡胶的市场，采取大面积种植，这就面临劳工短缺的问题。马来农民因为本身拥有土地，因此极难说服他们到这些粗重及报酬低的工作领域里，于是大量的华工与南印度劳工被陆续引入，采取依族群分工和分而治之的方式管理。华工早期主要是在矿区工作，后来才逐渐移入橡胶园或在累积了一些小资本后转而从商；而印度人则大多被安排到欧洲人的大型橡胶园中。同时，为了杜绝这群外来劳工选择其他职业，不允许他们拥有土地而得以转而务农，政策本身则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马来人。其实当时乡村已开发耕作的土地几乎全保留给马来人，即所谓的“保留地制度”。表面上看这很容易给人一种英人急于保护马来人，使其免受热衷置产业的华人的“吞噬”，实际上非耕作使用中的土地早为英殖民政府划为经济作物种植地或矿地。此外，保留地制度也使马来人的发展局限在农村的粮食生产工作上。

种族歧视是对人类尊严的凌辱，受到国际舆论和国际组织的一再谴责。1963年11月20日，《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第一次宣告，要迅速地消除世界上一切种族歧视。1966年3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规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交通工具、旅馆、餐馆、咖啡馆、戏院、公园等），禁止一切种族歧视。缔约国承担义务，防止、禁止并消除各种种族歧视，特别是种族分离和种族隔离，保证不分种族和民族，人人有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权利。凡传播种族优越和仇恨思想，煽动种族歧视，对任何种族和民族煽动和实施强暴行为，概为犯罪，应依法惩处。1973年11月30日，联合国通过《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再次明确宣布，凡犯有种族隔离行为的组织、机构和个人，即为犯罪，应负国际罪责。

种族隔离（racial segregation），泛指资本主义国家对白色人种和有色人种、欧洲人和非欧洲人等种族集团强制实行的分离，亦译“种族分隔”、“种族分离”。在不同国家有不同内容。如南非的种族隔离制、美国的吉姆·克劳主义等，其中以南非的种族隔离制最为突出。南非的种族隔离制是指南非共和国的种族隔离制度，约400万白人统治着2000万左右的非洲黑人、亚洲人和混血人；该制度把当地居民分为白种人、有色人和土著人等，分区加以隔离，给予不平等待遇。种族隔离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人身隔离或制度隔离，即在社会生活各领域，通过建立各种族集团的平行机关或有色人种的专门部门所实行的分离。如禁止有色人种和白色人种同读一个学校、同住一个房间、同上一个教堂、同葬一个墓地等。另一种是地域隔离，即对一定的种族集团在指定地域内实行的分离。如建立保留地、黑人区、犹太区等。两种隔离一般相互结合，同时使用。

南非的种族隔离称之为apatheid，这个词原为南非布尔人语，亦译“阿帕特黑特”。1948年，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南非，专指南部非洲统治者，特别是南非当局对非洲土著居民和其他非欧洲人所推行的种族歧视政策。这种政策的特点是：除从法律上区分各种族集团的地位外，还用分别居住和“分别发展”的形式把他们隔离开来。依据这一政策，南非居民分为白人、混血儿、亚洲人和班图人4个主要集团。占南非总人口16.6%的白人，却占有南非87%的富饶领土，而给71.2%的班图人只划定了仅占领土13%的班图斯坦（即“保留地”），这些贫瘠的土地出产的食物连2/5班图人的需要也不能保证。这里的非洲人和非欧洲人遭受着残酷的种族压迫。种族隔离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把南非居民按种族特征分开发展，并使各种族永远保持目前的政治地位，即维护白人的政治特权和“高尚”地位，也就是从思想上束缚黑人，使其永远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在殖民时代，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有段时间对华人实行种族隔离的政策，把华人集中在马尼拉的八连居住，限制他们移居马尼拉以外的其他地方。西班牙殖民者住在王城里，西班牙人的枪口直接对准着八连。在英国统治马来西亚时期，英国殖民者害怕华人与马来西亚共产党的联系，威胁他们的统治，就把华人集中在新村居住。为解决马共和农民（主要是华人农民）所带来的政治问题，英殖民当局拟订了一项政策，准备把农民在不必经任何审讯的情况下，驱逐和遣送他们回国。政府部门于1948年12月和1949年1月开始实行驱逐活动。在此期间，被扣留的人数约4万人，既有华人也有印度人，而以华人居多。1949年，由于新中国成立，英国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遣送华人回国难于进行，再说英殖民当局也没有庞大的财力和物力扣留及安顿他们，所以英殖民当局决定移植这些农民到新村。1949年至1950年期间，大约有20个移植新村计划开始实施。1950年3月，毕礼斯将军（General Sir Harold Briggs）被委任为行动主任，负责围剿马共计划。他知道对付马共威胁的唯一途径便是把农民移植到新村。因此，在第二个阶段的移植当中，即“毕礼斯计划”（Briggs Plan），英殖民联邦政府与马华公会合作，于1950年至1954年间，总共建立了几百个新村，移植约50万人。把华人移居到新村，实际上是英殖民当局对华人采取种族隔离的政策，以利于其殖民统治。到目前为止，新村中的居民有85%是华人，并且占了马来西亚华裔人口的1/4。

1973年11月3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指出，种族隔离罪行指为建立和维持一个种族集团对其他种族集团的主宰地位，并为有计划地压迫他们而作出不人道的行为。这类行为有：剥夺种族集团成员的生命和人身自由的权利，对种族集团故意加以使全部或局部灭绝的生活条件；采取措施，阻止种族集团参与该国生活；按种族标志分化人民，为不同种族建立单独的保留地或居住区，禁止他们互相通婚，没收他们的地产；用强迫劳动等手段，剥削种族集团成员的劳力；迫害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或个人，剥夺其基本权利和自由。公约宣布：种族隔离违反国际法原则，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是危害人类的罪行。凡是有种族隔离行为的组织、机构或个人即为犯罪。缔约国承担义务，禁止、预防并惩治犯有这种罪行的人。

种族灭绝（genocide），反动统治阶级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借口种族、民族或宗教原因，整批地杀害某一集团的人，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种族或宗教集团的行为。它侵犯种族或民族起码的权利和自由，是危害人类的严重罪行。

从奴隶社会起，种族灭绝就已被统治者所利用，以后作为殖民政策的工具得到了广泛运用。不论在夺取殖民地还是镇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的过程中，殖民主义者都执行种族灭绝政策，消灭了大批殖民地人民，如非洲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明显下降，美洲和大洋洲的土著居民人口大为减少。

在殖民地时代，西方殖民者对东南亚的华人实行种族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政策。在西班牙人占领吕宋之前，中国人可以自由往返于吕宋。在西班牙占领菲律宾期间（1570年至1898年），西班牙殖民者为了发展殖民地经济，招募大批的华人劳工，从17世纪初年开始，由于华人移民的人数不断地增多，西班牙人害怕华人的势力过大，对华人则采取限制、驱逐和屠杀的政策。在西班牙占领时期菲律宾华人曾惨遭6次屠杀，自1600年开始，西人在菲立足已定，菲岛已有统一的局面，他们不但对菲岛各方面的情形已经熟悉，对于华侨的短处如漫无组织及缺乏领导人物等，亦都知之甚详，所以一有可乘之机，便迫害华侨，借以铲除华侨在菲的势力。终西班牙对菲的统治，前后对于华侨的大屠杀共有6次：1603年为张嶷来菲探测金矿事，西人第一次屠杀华侨2.5万人；1639年卡南巴之役，第二次屠杀华侨2.4万人；因疑惧郑成功据台湾对菲不利，第三次屠杀华侨3000人；1669年为丁哥叛乱事件，第四次屠杀华侨300人；1762年至1763年，指华侨在英军占领马尼拉期间与英人合作，第五次屠杀华侨达7000人；第六次，1820年因马尼拉市霍乱与天花流行，西人诿言系外侨传播，唆使土人残杀华侨85人。以上6次对华侨的残杀，均有史实可稽，在西班牙统治菲律宾期间，华侨死于西人刀枪下，前后约10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分子推行种族灭绝政策，杀害了600多万犹太人和大批吉普赛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不仅继续用种族灭绝政策对付国内各种族和民族，而且用以反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早已成为南非当局的基本国策。

种族灭绝罪行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和反对。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指出，杀害某一民族、族体、种族或宗教集团的成员，或者使其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故意使该集团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强制施行某种办法，防止该集团成员的生育；强迫转移该集团的儿童等等，均属种族灭绝行为。缔约国确认，上述行为均系国际法所禁止的罪行。凡犯有此罪行者，不论是一国的统治者、公务员或私人，都在惩办之列。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地掀起反对殖民统治的高潮，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在这些新成立的民族国家中，殖民时期种族主义的流毒并没有因为殖民统治的结束而消失，他们受民族主义特别是西方古典民族主义主张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语言”的影响，制定法律和法规，赋予土著民族特权，保护土著民族的权利，扶植土著民族的经济发展；对外来民族则采取种族歧视、强迫同化等打压政策。我们以东南亚的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例，回顾这些国家种族与民族的矛盾。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华人是属于当地最大的外来民族，种族与民族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当地土著民族与华人的关系上。

菲律宾独立之后，由于受民族主义的影响，菲律宾政府掀起反华、排华的浪潮，施行保护土著民族和歧视华人的政策。1947年，菲律宾国会为防止逃避中国内战的华人大量涌入菲律宾，发布了新移民法令，取代1940年的移民法令。旧法令规定每年进入菲律宾的华人移民不可超过500人，新法令把最高限额减为50人。1950年，菲政府无限期地暂时禁止中国人移居本国，理由是在过去很多年内，华人移民超过了政府规定的最高限额。从1940年至1975年，中国人移居菲律宾的现象几乎停止，这当然影响到了菲律宾华人在中国出生的人数。与在中国出生的华人比较，本地出生的华人人数有了显著的增加。

菲律宾政府执行的华人政策，直接影响到华人族群与菲律宾土著民族的关系。菲律宾政府对待华人的政策，按其内容和实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并以1966年为转折。在此之前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的华人政策，是以菲化为特色，以立法为手段，以限制和排斥华人为目的。1946年，菲律宾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为了谋求经济上的独立，该时期菲政府对华人经济实施一系列的菲律宾化政策，全面排斥华侨在菲律宾经济事业中的地位，欲使菲律宾人依靠这些特殊保护与支持，取代华人的经济地位。菲律宾独立后，先后实施一系列的菲化律。1946年10月，在罗哈斯总统任内，有“公共菜市摊位菲化律”（菲律宾共和国法令第37号）：规定菲化公共菜市，只有菲律宾人才有资格承担摊位营业，此项法令迫使数以千计的菜市华摊商，退出摊市改谋其他生计。1948年的“银行菲化律”（菲律宾共和国法令第337号）：规定新设立的银行的董事2/3以上应为菲公民，资本的60%以上应属于菲律宾公民所有。1951年的“人口统制律”（菲律宾共和国法令第650号）：规定外侨入口商的一半入口货应以平价销售给菲律宾商人。到1955年时，菲律宾国会义制定“菲律宾零售商贷款法”，规定外侨入口商应留30%入口货售给菲律宾商人。对华侨社会震动最大、对华侨经济影响最大的是1954年实施的“零售商菲化律”（菲律宾共和国法令第1180号）和1960年实施的“米黍业菲化律”（菲律宾共和国法令第3018号）。这些菲化律，迫使华人离开自己熟悉的行业，改经营其他事业，对华人的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1962年，以马卡帕加尔担任总统为界限，菲化运动由高潮逐渐趋向低潮。特别是在1966年马科斯任总统以后，菲化浪潮已成为过去，对华侨的政策趋于积极，由排斥和限制转为利用，对待华人的政策也比较宽容。因而，战后菲律宾对华人的政策，从马科斯执政时起，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重点是以开放入籍解决华人问题，以宽容为特色，以利用华人的资金、技术、经验于菲律宾经济建设为目的。

菲律宾社会至今还存在着排华舆论、民族歧视政策、绑架华人、排华骚乱（烧、抢、奸、杀）等现象。当然，这不是华人族群与菲律宾土著民族关系的主流，但也不能忽视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要改善华人族群与菲律宾土著民族的关系，首先，菲律宾政府必须放弃对华人的歧视政策，坚决打击排华骚乱和绑架华人的现象；从华人族群的角度来说，华人应该更积极地融入菲律宾的主流社会。

在马来西亚，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属于马来西亚的三大民族，由于印度人的人数很少，马来西亚的民族关系实际上就是马来人和华人的关系。1969年的大选，联盟党（包括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国大党）中的马华公会和印度国大党被城镇的非马来人选民唾弃，使得联盟党的选票大落，特别是首都吉隆坡的4个国会议席皆分别落入由李光耀和杜进才等于1954年11月21日创建的“人民行动党”（Partai Pakyat Malaya，简称人行党）和由林苍佑、王赓武等于1968年3月创建的“马来西亚民政运动”（Gerakan Pakyat Malaysia，Gerakan，简称民政党）两党的华裔候选人之手，这使吉隆坡选区的华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5月11日选举结果揭晓的当天傍晚至第二天晚上为止，人行党与民政党的支持者在首都市内举行了喧闹而又具有挑衅意味的胜利大游行。这激起了马来人的愤怒，5月13日傍晚巫统雪兰莪州分部发起一场反制性的大游行，来自附近各地、且多已自行配备武器的巫统党员首先聚集于Harun的官邸前，马来人开始蜂拥到华人聚居的闹区攻击、砍杀路人并纵火焚烧华人的商店和车辆。在这个过程中，华人和印人也开始聚众反击，于是爆发了种族冲突。5月14日晚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同时也意味着国会运作暂时终止。次日，一个以副首相敦拉萨（Dun Abdul Razak）为首，总揽军政大权的“全国行动理事会”宣布成立。这场暴动在军、警的镇压下虽于数日后即渐被控制下来，但已造成惨重的人命伤亡和财物损失，尤其是华人。据当时的马来西亚报纸报道，有500多人在冲突中丧生，据日本报纸估计有 1000多人。

“5·13”事件遗留下来的后遗症是严重的，它成了马来西亚华人心中一道极深的政治伤痕。经过这场血腥的教训，不仅重挫了华人的锐气，更完成了巫统内部的世代交替。新一代的巫统领导者透过国家机关的各种修宪手段与政策措施，正式将马来人的特权地位与族群之间的不平等予以制度化。就修宪而言，紧急状态期间，全国行动理事会已着手修改了煽动法，禁止人民质疑所谓的“种族敏感问题”。1971年，国会重新修改宪法正式确立了这些“敏感”问题不可涉及。该修宪案最重要的两点是：第一，赋予国会权力以通过法律禁止质疑宪法中有关国语、马来人特别地位、马来统治者（苏丹）之地位和主权以及公民权之条文。第二，取消国会议员在议会内言论的司法豁免权。

在政治上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首先体现在《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上，联邦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国家语言为马来语，并规定移民申请为公民的条件，其中要求在马来西亚必须居住一定的时间，以及对马来语有足够的认识，实际上是在刁难移民入籍。此外，宪法还规定入籍的人士不能效忠祖国，只能效忠马来西亚，还要通过宣誓才能正式入籍。申请登记或归化成为公民誓词“本人……居住在……兹宣誓：本人绝对及完全放弃与断绝效忠联合邦以外之任何邦国，本人继宣誓愿忠诚及真正效忠最高元首陛下，并成为一名真正效忠及忠诚之联合邦公民”。对移民的归化的限制，矛头主要还是对着华人，在马来西亚华人是最大的移民群体。

对政府公务员实行配额制严重地损害了非马来人的利益。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之后，公共服务委员会（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即沿袭英殖民时代尽量保留公共服务职位予马来人的传统做法，并将其配额予以制度化如下：民事服务部门：4名马来人对1名非马来人；外交部门、司法部门、海关：3名马来人对1名非马来人。又1950—1957年，马来高级文官的人数增长了3倍，而至1970年时这个数字又整个翻增了1倍。由于实行公务员的配额制，使得马来人顺利地和大量地进入国家官僚体系。而把大批的华人和印人排挤在公务员系列之外。

在经济上，马来西亚政府实行保护和扶植土著经济，限制华人经济的发展。1969年“5·13”族群暴动平息之后，巫统内部的激进派终于得以利用该事件迫使东姑下台并取得政治上的主导权，族群优惠政策遂得以自20世纪70年代后雷厉风行地实施。新经济政策是1969年“5·13”暴动后推行的既成事实的计划。这项计划的两大目标是：第一，重组社会，以纠正由于财富拥有权的不平衡，而产生以经济活动辨释种族的现象。第二，消除贫穷。新经济政策也叫“土著政策”，其目的是大力扶植马来人经济，束缚和限制非马来人的经济发展，以此纠正马来人与非马来人的经济不均衡状态。为了有效地推行新经济政策，从1970年起还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如1975年颁布的《工业调整法》规定华人、印度人企业领取执照时必须把30%的股权留给马来人，雇佣的工人当中必须有40%—50%的名额留给马来人，等等。经过新经济政策的推行，马来西亚经济在民族结构中发生了变化，在股份资本总额中，马来人资本所占的比例由1971年的4.3%上升到1978年的10.3%，非马来人的经济势力相对地下降，失业率上升。根据1980年的人口统计，在公共部门中，马来人在政府执行官员中所占的比例超过 80%，马来人也占有75%的公款资助的受高等教育的名额，在联邦土地发展局计划下分到土地的垦殖民有96%是马来人。为期20年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以消除贫穷及重组社会为其两大目的，动用了国家的大量资源与行政手段积极扶助马来人在私人工商界的参与。当然，与此同时，马来官僚与政治人物以其掌握这些庞大国家资本的运用与分配之便，为自己及其周围的人谋利。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新兴的马来资产阶级迅速崛起。

我们无法否认新经济政策确实使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了，然而与此同时，马来人内部贫富不均的现象却进一步恶化，而非马来人的贫苦大众则完全遭到忽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政策下原处于被歧视地位的华人大资本家则是巧妙地避开了与马来新兴资产阶级的正面冲突，迂回发展出各式特定的、与后者的合作模式维护其利益。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首相马哈迪（Mahmhir Mohamad）虽欲修正国家机关对企业界的过度干预以搞活经济，推行私营化等措施，然而国家机关至此已不复当年各族群资产阶级成员的结盟，已沦为特定的马来官僚资产阶级之垄断性工具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马来西亚社会种族两极化的现象更加恶化。

在文化上，马来西亚政府也实行种族歧视的政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传承民族文化的工具。自马来西亚独立之后，华文教育经常受到政府的限制和干扰。长期以来，困扰华社和华文教育的几个核心问题是：第一，国家的教育应该是单语教育（国语——马来语），还是多语教育？第二，是不是只有单语教育才能团结、认同和效忠国家？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英殖民政府即拟定与推行一系列的教育政策，一方面提倡与发展英巫文教育，另一方面却蓄意消灭华文和印度文的教育。先是1951年《巴恩氏报告书》（Bames Repog）的出炉，提出建立一种新的“国民学校”，以英、巫文作为教学媒介语，以促进学生效忠马来西亚，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要达到这个目的，华、印文必须绝迹。该报告书指出：“吾人深信初等教育应以造成一种共同之马来国籍为目标，以收容各种适龄儿童于国民学校，以取代目前各种方言学校。”此外，“在国民学校内，只有一个东方语言在教授，这就是马来文”。接下来的《1952年教育法令》，便是以《巴恩氏报告书》为蓝本，立法消灭华校。不过政府鉴于经费与教员的短缺，便改弦易辙，公布了教育白皮书（1954年），拟把国民学校的特质介绍到华文与印度文学校去，在华印学校设立英文班，最终目的是以英文班取代华文班，使华印学校变质，以达到蚕食鲸吞的目的。自1955年联盟政府执政以后，又设立了一个教育委员会，以对教育政策作全盘的检讨。拟就了《拉萨白皮书》，经立法会议通过，定于1957年推行。《拉萨白皮书》虽作了一些妥协，取消了小学必须以英、巫文作为唯一教学媒介语的规定，但中学教育的最终目标，仍然是要建立一种国民型的学校。

就在国家宣布独立的前夕，也就是1957年3月7日，联盟政府通过了新的教育法令。该法令基本上是1955年《拉萨报告书》的延续和加深。《1952年教育法令》的《拉萨报告书》，将全国小学分为：（a）以国语（马来文）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小学。（b）以英文、华文及泰米尔文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型小学。然而，对各类型的中学却作出不同的规定。“建立国民型中学……所有这类学校将致力于达致共同的课程和考试”。并且建议“依照政府教育政策”推行的学校，都可以申请政府补贴。

在《1957年教育法令》之后是1960年8月4日公布的《达立报告书》，该报告书有两条对华校最为不利的条款：1.根据第9章的建议，自1961年起，政府不再举办初中会考及华文中学升学考试。中学的所有公共考试只能以国语或是作为官方语文的英文为考试媒介语。2.根据第8章的建议，本邦的中学，规定将只有“全部津贴中学”和“独立中学”两种。由1962年1月1日起，停止对所有不合格（不接受改制）的局部资助学校的津贴，独立中学可以继续存在，但须受政府教育条例之限制。

这两条建议沉重地打击了华文教育的理想。根据这两条建议，接受部分津贴的华文中学将面临两个抉择：接受政府条件进行改制，成为国民型的华文中学；或者不接受津贴，成为独立中学，维持华文媒介语的传统。改制条件有22条，与1956年公布者全同，其中影响最大者是：学生必须参加政府举办的公共考试，媒介语是马来文或英文。无疑地在这种情形之下，改制后的所谓国民型华文中学，只有“华文”之名，却已无“华文”之实了。

在世界上，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紧张的民族关系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又引发了前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与此同时，加拿大魁北克的分离活动也有所加强，德国、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也在回潮。此外，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的独立活动，非洲部分地区的民族斗争以及拉美土著人的自治运动，等等，所有这一切使世界相当一部分地区进入了新的动荡时期。当然，造成这种动荡的原因很多，但民族因素是这次苏联、东欧地区大动荡不可忽视的因素。大动荡之后，现在有哪些变化，这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下面我们拟就上述问题作简要分析。俄罗斯联邦：从纷扰走上稳定。俄罗斯联邦有130多个民族，人口1.482亿人（1995年），有21个共和国，6个边疆区、49个州、1个自治州、10个民族专区、2个联邦直辖市。俄罗斯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2%，但到1999年将下降至70%。俄罗斯联邦独立初期，没有及时制定民族政策，民族分离活动乘机抬头，造成了纷扰局面。

俄罗斯联邦是多民族国家，从沙皇俄国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大俄罗斯主义阴魂未散，依然过分地强调俄语和俄罗斯民族文化，并要“复兴”俄罗斯民族在俄罗斯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文化。这样的言论显然不利于俄罗斯联邦各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

这种纷扰局势使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很快意识到必须制定法制和新的民族政策。1992年，通过《俄罗斯宪法》，强调了联邦统一，删去了“共和国主权”的提法，取消了联邦主体退出联邦的权利，增加地方自治权并在经济上扶助地方自治政府，提出保存各民族语言。有关语言的联邦法中指出：“俄罗斯联邦各民族语言是俄罗斯国家的财富，这些历史财富处于国家的保护之下。”由于俄采取了以上有效措施，消除了俄罗斯联邦解体的威胁，改善了民族关系，使之走上缓和。然而车臣的分离危险尚未消失，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俄罗斯对车臣恐怖组织和分离分子给予坚决的打击。

1.中亚地区：动荡趋于平静，泛民族主义抬头。随着苏联解体，中亚5国开始走上独立的道路。一方面，初期，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没有体现本国现实，丰富的矿产资源没有开发，导致了工业产品下降，商品短缺，人民生活下降。在民族政策上，强调发展主体民族语言、文化，忽略了中亚各国都是多民族国家现实。哈、乌、吉3国的少数民族都在100个以上。另一方面，在独立以后，中亚各国都进行了政治改革，采用总统制、多党制、议会民主制，规定总统任期，并强调要走自己的道路和建立自己的模式。经过几年摸索，初期的动荡已平静下来。现在中亚5国政局基本上是稳定的。潜在问题是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企图把同族人连在一起，如“大哈萨克主义”、“大乌兹别克主义”。这些错误思潮是少数人掀起的，没有多少市场，但不可忽视其破坏作用，特别是对邻国的破坏。

2.前南地区：严重的民族纷争与领土之战，现已有转机。前南斯拉夫解体后分离成5个国家，即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和波黑。围绕着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克拉伊纳而引起的克、塞之间的领土战争；波黑的克、穆联盟与塞族之间的领土划出（指波黑独立后，其境内民族所占的领土比例之争）之战；穆、克之间有联合也有斗争，以及南斯拉夫内部阿尔巴尼亚族的分离活动。所有这些绘成一幅复杂的领土争夺图。由于国际上的调停，目前已有某些缓和迹象，但分歧依然存在。分歧的根源主要是领土，克罗地亚不允许其境内塞族控制的两块土地（克拉伊纳和东斯沃尼亚）分离出去，波黑穆斯林和克族要求拥有波黑51%的领土，现在已获得，而波黑塞族力图控制以上领土，实际上只得到48.5%。在南斯拉夫共和国内，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要求独立，而塞族认为科索沃是塞族历史的摇篮，根本不会放弃。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与目前各民族交错居住的现状，使前南地区的民族问题十分复杂，需要时间逐步解决。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只能进一步加剧塞族和阿族的民族矛盾。战争的痛苦也使他们了解，只有通过协商才能走向缓和。

3.西欧地区：热点缓和，种族主义回潮。这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地区，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斗争是经常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致力于经济恢复与发展，民族关系有所缓和，但局部地区矛盾依然尖锐，如北爱尔兰，自1969年以来的暴力事件造成了3000多人丧生，损失惨重。据英国政府估计，每年耗费达60亿美元。伤亡人数中有3/5是被爱尔兰共和军打死的，但新教武装分子杀人越来越多。直到最近，爱尔兰共和军才宣布停止军事行动。随着欧洲共同体的发展和欧盟的建立，民族矛盾热点趋于缓和。北爱尔兰近期的发展令人鼓舞，巴斯克人开始自治，比利时的语言斗争也缓和下来。

与此同时，一股种族主义回潮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前殖民地居民移居法国（阿尔及利亚人）、英国、荷兰（苏里南人、印尼人）、德国（土耳其人）、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他们在到达侨居国后，不但在就业方面遭到歧视，而且还遭到种族主义者的迫害。

1995年，法国发生了19起种族主义性质的事件，恐吓事件达到298起。让·勒庞为首的国民阵线是种族主义极右组织，该组织主张把法国的300万外国人赶出去，以便给法国失业人员创造就业机会。这些种族主义言论使法国本土居民与移民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

在意大利，200名纳粹分子高呼种族主义口号，叫嚷要杀移民区全体移民。英国民族党也鼓吹反对移民政策。西班牙极右分子也在活动。德国的极右分子已挤进不来梅州政府。当然，这些极右组织及其成员目前尚处于少数，成不了气候，但应引起人们的注意。

4.非洲人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诞生。非洲有57个国家和地区，占全世界国家总数的四分之一强，人口7.48亿人，占世界人口12.9%，民族大约占世界民族总数1/4以上，估计有700个以上民族，约800种语言。在1994年以前，南非是种族主义猖獗的国家，再加上非洲内陆及靠西部地区部分国家的内战，引起举世关注。

目前马格里布5国和南部非洲国家民族关系相对平静，特别是新南非的诞生，对缓和非洲民族关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新南非推行的“民族和解”政策，这是非洲人的创举，也标志着非洲人民族理论的诞生。这个理论不仅适合于南非，而且也符合于非洲其他国家的实际，对建立非洲具有现实的意义。这一理论的创立应归功于曼德拉先生。曼德拉认为：“所有的人，不管他属于哪一个民族集团，不管他们的肤色，只要他以南非为家，并相信民主和人人平等的原则，都可以认为是非洲人”。曼德拉关于“非洲人”的这一定义是非洲人民族理论的基础，是解决非洲内部民族矛盾的重要原则。新南非推行“民族和解”政策只有几年，民族关系已相对平静。当然，南非的民族政策在实践过程中也有困难，如2.2%的白人要求建立“白人家园”。但这是少数人，总的方面是合作的。

在非洲，相当一部分国家（约20个）由于内战，造成了经济倒退，或发展缓慢，究其原因，有一部分是民族争斗引起的。只有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重视民族关系的处理，才能使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5.美国：民族人口构成将发生根本变化。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是美国发展的动力之一。美国之所以有今天的经济实力，乃是各民族共同努力开发的结果。最近几十年来，美国有色民族人口增长速度很快。据有关部门预测，到2050年美国民族人口构成将发生根本性转变，白人的比率将下降到52.8%，而非白人人口将上升到47.2%。其中，拉美裔人口将占24.5%，黑人将占13.5%，亚裔将占8.2%。这是多元化的美国向深层发展的迹象，即美国民族人口结构将向拉平的方向发展，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将趋平。美国人口统计资料还表明：1970—1994年，异族通婚的人数从15万人增至110多万人，增加了7倍多；而他们所生的孩子在同一时期从46万人增至190万人。美国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与苏联解体前俄罗斯人口与非俄罗斯人口的比例十分相似。这引起了一些美国白人学者的恐惧，担心美国有朝一日也会步苏联解体的后尘。

我们认为美国不同于苏联。因为苏联的少数民族是沙皇用武力兼并的，而美国的各民族，除黑人外，均为自愿移居美国的。问题的关键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态度，是把非主体民族视为美国的财富还是负担。民族多元化和社会一体化引起世界人口的流动，不同民族人口的移动必然使民族多元化。这种发展趋势对于人类学者来讲，应该感到高兴。不过，对那些带有民族偏见的人，或民族中心主义者来讲，必然要产生不满和恐惧。

6.加拿大：魁北克的“独立”梦难以实现。加拿大有3000万人口，魁北克人口约占 1/4。从面积上讲，魁北克省是加拿大最大省份，面积1540681平方公里。法裔加拿大人510万，祖籍英国的魁北克人50万，土著居民8万余人。此外，还有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其他民族移民，如日耳曼人、意大利人等。魁北克省也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省份。魁北克省资源丰富，但魁北克2/3地区主要由土著民族居住，他们坚持这2/3土地资源由土著民族拥有。

魁北克1980年和1995年两次举行全民公决，分离主义者都未能获得过半票数而失败，但支持独立的比率由1980年的40.5%上升至1995年的49.4%。由于支持和反对的比率接近，一部分人认为，魁北克近期可能独立，但大部分人持相反意见。我们的看法是，魁北克独立活动将会继续下去，但独立前景越来越小。原因是：第一，两次的全民公决导致了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到12%（1996年）。人们对独立前景失去信心，感到厌烦。第二，魁北克虽然是最大的省份，但加拿大法律规定，资源归省、地方所有。土著居民坚持他们居住土地上的资源归他们所有。既然魁北克省有权通过全民公决退出联邦，那么土著居民也有权通过土著居民公决退离魁北克省，使魁北克省的资源优势、地域辽阔全部消失。第三，魁北克若脱离联邦，退休人员就要失去联邦的退休金。第四，若魁省独立，还要交付国债。据报道，魁省独立的代价为1060亿美元国债，平均每人要支付14627美元。因土著居民不会同意支付这笔国债，法裔居民还要支付更多的钱。第五，若独立，魁省不能使用加元，不能享受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经济发展将受阻。所以，魁北克独立既得不到企业家支持，也得不到拥有资源的土著居民支持，更无法得到其他少数民族支持。

7.澳大利亚：种族歧视逆流受挫，多元文化难以阻挡。澳大利亚人口为18054000人（1995年），其中土著人口265459人，占全国人口1.6%；非土著人口17789547人，是1788年后从英国以及世界各地移居澳大利亚的，他们是澳大利亚的主要民族。在1973年前，澳大利亚曾长期推行“白澳政策”，歧视土著民族和有色民族，造成了种族矛盾。自从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之后，种族矛盾缓和，民族关系改善，得到了各民族的赞同，澳大利亚形象在国际上也有改善，但种族主义思想没有彻底铲除。霍华德上台以后，女议员汉森煽动“反对亚洲人，停止对原住民的官方照顾”。于是在澳大利亚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反对亚裔人和歧视土著人的言论，导致了种族关系紧张。1996年11月间，关心澳大利亚社会种族关系的澳大利亚人在悉尼集会抗议汉森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反对土著居民的行径。汉森煽动种族歧视，也引起了亚洲各国关注，损害了澳大利亚的国际形象。一些亚洲国家撤销了同澳大利亚的贸易项目，到澳大利亚旅游的人也减少了。这种情况促使霍华德总理转变态度，作出平等对待所有澳大利亚人的决议，才使种族关系紧张趋于缓和。

澳大利亚的利益在亚洲，它的居民中一部分具有亚洲血统。歧视亚裔居民必然会疏远亚洲国家，将给澳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澳大利亚60%的出口商品运往东亚，10个最大的出口市场有7个在东亚，10个最大的进口原料地有5个在东亚，10个最大的旅游来源地有6个在东亚。澳大利亚约有7万名外国留学生，主要来自东亚，收入在10亿美元以上。

目前霍华德政府还是主张多元文化主义，只有这样，澳洲的社会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发展。尽管排斥异族的活动尚未结束，但随着世界的进步，种族主义是不会有市场的。

8.拉丁美洲：印第安人争取自治和黑人谋求政治权利。拉美拥有4亿多人口，民族繁多，语言复杂，文化各异，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和多元文化地区。拉美是印第安人的故乡，据1994年资料，拉美印第安人为3322万人，占总人口的7.71%。黑人人口2600万人，其中，海地有669万人，占该国总人口的95%；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有56万人，占总人口的 43%。拉美民族的另一个特点是混血民族多，目前拉美各类混血民族约占47%。黑人生活条件不如白人，也不如其他民族。混血民族生活条件要比黑人好一些。

目前拉美民族关系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消除印第安人的贫困。白人的殖民导致了印第安人发展史的中断，也使印第安人处于贫困的境地。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反抗，正是由于贫困而引起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印第安人语言和文化的衰落。印第安人对此不满，他们为民族生存而奋起反抗。为此，归还印第安人土地，让他们自治，保留其固有的社会组织，是解决拉美地区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拉美民族关系的另一问题是黑人的政治权利问题。黑人分布在拉美各国，地位不尽相同。有的国家如苏里南黑人人口比例高，情况也就好一些，有的国家和地区黑人人口比例低，问题也就多些，如巴拿马、波多黎各。拉美黑人为争取劳动条件的斗争，是黑人民族觉醒的标志。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的种族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强调了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制的重要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与和平处处长奥卡拉汉夫人在会上指出：“多民族的中国解决了民族问题，这一事实表明所谓的种族问题实质是社会斗争。”中国学者和反对种族歧视的外国学者共同提出了：“种族是社会现象，而不是种族本身”的观点。

现在，生物人类学家、人类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对“种族”概念作了新的诠释。他们的看法已超出了19世纪甚至超出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种族概念。人类生物学、史前学和古生物学等学科大量新资料的出现以及与新技术的结合，在理解、衡量和概括人类不同资料之后，提出了完全修正居民生物学的传统概念。针对种族理论的最新发展，对以往种族的概念有必要进行修正。目前不在于从“政治上纠正”，而是从“学术上纠正”。1995年4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执委会上，通过了《建议替代科教文组织关于种族的生物学方面的声明》，随后又在常务理事会议上通过。

该声明指出：作为研究人类演变及其变异类型的科学家，我们相信我们有责任与其他科学家和公众一起，从生物学观点分享我们目前对人类各种类型的结构的理解。19世纪和上世纪的种族概念，现在只有很少学术价值，因为这个概念，常常被用来支持种族主义的意旨。而且这种概念一直被认为是社会常规，从而助长了歧视制度的建立。不管这种歧视性表述造成或者不造成对身体健康者的损害，但导致了对居民的错误对待并常常引起心理上的创伤和社会的破坏。学者们虽然努力避免使用偏见的方法进行研究，但这种研究仍引起人们之间的歧视。因此，这种研究是不可取的。以下观点作为教科文组织声明的修正。

第一，生活在现今的所有人类属于单一人种，即智人（Homo Sapians），并拥有共同的血统。尽管不同集团的变异或从共同祖先集团结合出一些新集团的时间和如何形成存在不同观点，现有的各地理区域的居民集团是在相同的时间从共同的祖先那里发展起来。居民中的大部分生物学上的变异形态是在频繁拥有共同特征，但又在适当的情况下产生的。尽管人类居民在一个时期内是孤立的，但从不在遗传上产生足够力量来为相互通婚建立任何障碍。

第二，人类之间的生物差异既反映遗传因素，也反映自然环境和社会影响。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差异是由于这两方面的交叉作用而引起的。自然环境和遗传对人类特性的影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

第三，在全人类居民内部，遗传差异是很大的。拥有遗传相同的居民的纯种族是不存在的，而且也没有证据来说明在人类家族的过去历史里存在着纯种族。

第四，居住在地球上的各个不同地理区域居民，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体质，其中某些差异完全是由遗传造成的，其他差异，例如个子大小和体形是由摄取的营养、生活方式和环境造成的。由于在不同的人口中出现相同遗传特征的次数有差异，这种差异就构成了居民中的遗传差异。

第五，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通过自然界生物的分类了解自然界各种类型。人类家族里的唯一人种——智人，已高度地变异。在他们中间，遗传不同的地理类型是复杂的，而且没有呈重大停顿。人的属性不可能被划分为相互分立的地理范畴。而且人类历史的复杂性很难对各个集团的地位进行划分。种族分支的繁殖也无法纠正这种没有充足根据的划分。一般说来，表述一个居民的诸特征，或者直接从遗传而来，或者表明这些特征与其他居民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因此，体现在个人的这些特征不能反映任何种族类型的特征。这个事实也说明，关于分立的种族具有各自独特特征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第六，在人类及其他动物中，每一个人的遗传成分是在一段时间内受不同因素影响而改变。这些不同因素包括应环境的自然选择，遗传物质改变的变种以及遗传特征频数的偶然改变等。但对人类生存具有生物学普遍价值的人类特征不可能在一部分人中间多于另一部分人。因此，从生物学观点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讲：这个“种族”优秀，那个“种族”低下。

第七，人类在过去频繁地迁徙，也频繁地扩大和缩小区域。因此，我们能普遍适应地球上许多环境，而从没有专门适应某一环境。几千年来，人类在任何方面的进步乃基于文化，而不是遗传方面的改进。不同人类集团成员之间的交配，减少公认的差异，这种婚配在历史上起过很大作用。任何地方，只要居民之间进行来往，就会有通婚。而这种不同居民间通婚的障碍，一直是社会因素或文化原因，而不是生物学上的原因。全球城市化以及伴随而来的国际移民一直是缩小所有居民差异的潜在因素。

第八，不同居民通婚的部分结果是，人类居民的遗传特征不断融合，地域居民的特色也逐渐融合而消失。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种情况与家畜饲养相比较，因为家畜的饲养是为了人类的特殊目的而人工挑选的。

第九，对整个人类来讲，没有任何事实表明不同集团居民通婚不利于人类生物学。结婚的生物学后果只是依赖于夫妻个人遗传因素，而不是他们的种族。因此，没有任何生物上的理由来禁止不同种族划分之间的通婚。

第十，在生物特征与文化特定集团之间没有取得一致性的必要。在任何一个大陆，都存在着不同居民。他们在语言、经济和文化上各不相同。没有构成种族的国家集团、宗教集团、地理集团、语言集团、文化集团和经济阶级。因此，操同一语言和享有相同文化的人常常互选为配偶，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体质特征与语言和文化特点的分布是一致的。但是没有资料说明，体质特征与行为特征有缘由联系，因而也没有理由说明文化特征受遗传的影响。

第十一，体质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影响着社会中所有个人行为的不同性。尽管遗传影响居民中的各成员行为的变化，但它不可能影响任何一个居民在社会上行使功能的能力。促使知识发展的遗传性能是我们人类生存所固有的生物学特点之一。这种遗传性能在各个人之间是不同的。今天世界上各民族显现出拥有相同的生物学潜力来吸收任何人类文化。对整个智力和文化发展的遗传潜力在现代不同居民之间没有不同。因此，没有遗传学理由来考虑某一部分居民优于另一部分居民。种族主义者的政治信条不可能在关于现代居民或过去居民的科学知识领域里找到任何证据。

在世纪之交，种族与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应该说趋向于缓和。虽然在当今世界上，种族矛盾和冲突的现象屡有发生，例如美国白种人歧视黑人的现象屡禁不止；中东和平进程时有反复，最近，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又引发新的冲突（2000年10月）。但是，世界上要求和平与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全球范围内种族与民族的矛盾总体上趋向于缓和。2000年8月30日，在约翰内斯堡召开“南非全国反种族歧视大会”，姆贝基总统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向种族主义宣战，以实现无种族歧视的南非社会。姆贝基说：南非在历史上，因实施种族歧视政策和种族隔离制度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又因和平废除这一制度受到世人的称赞，但是奉行种族平等政策的民主政府成立6年来，种族歧视仍是南非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姆贝基在回顾南非种族主义统治的历史后指出，在长达300多年的历史时期，占全国绝大多数的黑人是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时至今日，南非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仍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对这一影响着国家前途的问题，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联合国第三次反种族主义大会2001年8月31日将在南非德班举行。冷战后，种族问题已经成为地区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种族歧视和排外等现象在许多国家，包括欧美发达国家中都普遍存在。所以，这次大会受到各国的重视。预计届时将有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万名代表与会，其中包括30多位国家元首和160多位外长……

这次大会所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和复杂。从大会名称“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中不难看出，它不但涉及种族冲突、性别和种族歧视、宗教信仰歧视等一般人所共知的种族主义，还涉及土著人状况、奴隶制度余毒和互联网上的种族主义言论等新的、不为人注意的种族主义……

在诸多的种族主义问题中，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伊斯兰国家认为，当前最严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巴勒斯坦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最大的地区冲突，其根源是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和镇压是最明显的种族主义……

非洲国家希望利用此次反种族主义大会迫使西方国家向非洲国家进行“殖民赔偿”，以促使西方国家重视非洲大陆并有实际行动。但美国和其他一些有殖民历史的欧洲国家认为这是早就过去的历史问题，不应该再老生常谈，更不愿承担赔偿责任。经过协商，非洲国家放弃了在文件中要求赔偿的内容，但提出有关国家要向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受害的国家做出正式道歉。但反对者认为，如果做出道歉等于为将来再提出赔偿要求提供了法律依据，所以不同意承诺道歉。

中国政府是坚决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在第三届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世界大会上，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有关打击并最终铲除种族主义的三点主张：

第一，正视历史，铲除新旧种族主义根源。殖民主义、外国侵略、奴隶贸易、种族隔离曾给无数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与屈辱，是全人类深恶痛绝的滔天罪行。历史不能重演，悲剧必须避免。曾经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进行过侵略、殖民统治和奴役的国家应该充分正视历史，汲取教训。国际社会应采取有效措施，铲除新旧种族主义的根源；为地球上不同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的人民创造一个和谐与安宁的家园，并开创一个美好灿烂的未来。

第二，平等互尊，通过对话增进彼此理解。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同种族、不同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世界多样性的体现。人类已经迈入了21世纪，在我们共同生存的大地上，社会需要进步，人民需要和平。为此，种族优劣必须根除，民族积怨应该化解。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和平相处。各民族人民之间应该通过对话，增进理解，相互借鉴，共同弘扬人类文明的精华。

第三，推动合作，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经济全球化正在迅猛发展，广大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既要消除历史上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又要应对日益扩大的“数码鸿沟”的挑战。在这种形式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快摆脱困境。第三届世界反种族主义大会应当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推动早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使世界各国都能从多极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获益，最终促进全人类的和平、发展与繁荣。

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和冲突带给人们的伤痛和启示是深刻的，面对21世纪的到来，民族问题的基本走向是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世界民族关系发展的总趋势将趋向于缓和。以世界多极化、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样性等特点构成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其发展趋势绝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能改变的。在回顾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消长以后，郝时远进一步提出21世纪民族问题的发展趋势。第一，反对霸权主义的“单极世界”将成为国际层面民族问题的主题。第二，世界国家的格局处于稳定的状态，多民族国家将继续增多。第三，全球化推动的民族交往加剧，使主要表现在国内层面的民族问题呈增多的趋势。第四，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机制将显著增强。第五，“车臣模式”将成为反对霸权、维护内政和打击分裂主义的成功例证。

总之，21世纪的民族问题仍将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重大问题，改变世界国家格局的政治民族主义已经走向低迷，经济一体化冲击所激发的经济民族主义将作出适度反应，保留、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求自我的文化民族主义将会普遍高涨，这些现象将构成世界民族问题的主要发展态势。同时，民族问题增多的趋势也必将引起人类社会对解决民族问题的高度重视，通过和平方式和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建立社会平等机制来调解族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选择已是大势所趋。但是，无论如何，民族问题的普遍性、复杂性、长期性、国际性和重要性的特点只能越来越鲜明。因此，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发展不可能超越自身发展阶段去解决现存的问题，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国情出发、从民族发展的实际出发制定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和推动民族的发展。当然，这些政策必须建立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才能有利于解决民族问题，才能有利于民族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进程，才能有利于人类和平与民族关系和睦。

世界上有3000多个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只能一个一个地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政策。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创造了一些有效的、适合于各地区、各国的民族政策，如亚洲的民族团结平等政策、非洲的民族和解政策、美洲和大洋洲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这些都是开明的、进步的民族政策。此外，还必须积极地进行“跨文化教育”，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尊重别民族的文化，承认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各自的优点，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使得民族关系朝着融洽的方向发展。相信21世纪种族和民族的矛盾将日趋缓和。

参考文献：

1.郝时远：《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消长及其对新世纪的影响》，《世界民族》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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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林惠祥：《世界人种志》，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