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关系的挑战

九、种族关系的挑战

马来西亚是个典型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社会。华人数百年前漂洋过海、披荆斩棘来到这里，创造了璀璨的文化和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到今天得以公民身份参与国家建设。他们在历史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收获了丰硕果实，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华文报纸作为华人的社会公器、传声筒、民族权益的捍卫者，在其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马来西亚的种族关系依然尖锐和敏感，华文报纸依然面对着种族关系的挑战。一条关于马来民族的新闻，稍不小心便会被渲染成敏感的种族问题，甚至触犯《煽动法令》和《内安法令》，当事人和报社有可能被定罪。面对如此僵硬和敏感的种族关系，华文报纸犹如游走在钢索上，每天都胆战心惊。

2006年，马来西亚首相阿都拉发表了题为“建立民族团结”的政策性讲话，其中包含以下两项要点。

“第一，国民必须坚守在国家独立之初已获得各主要族群认同，并已在联邦宪法中列明的社会契约（注：其中明文规定马来人的特权和伊斯兰教的地位不能受到挑战）。社会契约是经过仔细衡量各种繁复、细微利益之后所达成的。政府绝不允许争论社会契约，因为它将破坏种族间的平衡。这就意味着华人和华文报纸不能挑战马来人的特权。这是一条无法逾越的红线。

第二，媒体不能有绝对的自由去谈论宗教、种族、文化和语文等敏感课题，尤其是在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和多元语文的‘年轻国家’。政府为了国民团结、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宁，绝不会妥协，因此，政府会毫不迟疑地对付滥用新闻自由者。”^[18]

阿都拉首相的讲话，反映了马来西亚所引以为傲的“三大民族和谐共处”以及多元种族橱窗现象，其基础其实相当脆弱，须由各族群小心翼翼地维护，而媒体在报道种族、语文、文化和宗教等敏感问题时，时刻害怕引爆定时炸弹。

阿都拉明确指出，其他族群要接受马来人获津贴和特殊照顾的事实，因为这是国阵政府治理这个国家多年的心得，即，华族和印度族必须接受马来人必须获得津贴的事实，以协助他们进步，拉近各种族的差距。在2004年亚洲媒体峰会会，阿都拉回答菲律宾一位记者的提问，认为回教被别有居心者“骑劫”，假回教之名推广恐怖主义，回教等于恐怖主义是完全不正确的。他说，回教和佛教皆追求和平，并同样鼓吹好的价值及好事，媒体在这方面应该给予积极及建设性报道。他呼吁，马国媒体与宗教方面的事务应与马国政治人物配合，并确保媒体能够客观公正进行报道。因此，在种族和宗教两大方面，媒体要非常小心谨慎进行处理。

在21世纪，世人不仅没有享受到后冷战时代的和平，反倒是民族、国家、族群、宗教等范围里的仇恨不断滋长。“仇恨”转化成为意识形态和自由正义，它使战争、歧视、压迫和野蛮都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媒体让这种仇恨意识扩散得更快，使得对抗和冲突更为普遍。宗教、文化、语言冲突成为马来西亚无法解开的死结，是该国无法实现种族融合的根本症结。面对尖锐和敏感的种族关系，作为不同族群、不同宗教间对话的桥梁，传播信息的公器以及三权的监察者，华文报必须拥有高度的责任感，去纾解仇恨，化解矛盾，缓和对抗。

神学家汉斯·孔恩（Hans Kung）曾提出了一个攸关人类未来的论述：“宗教之间没有对话，就不能和平相处；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不可能有世界和平。”^[19]因此，当极端的宗教分子和投机政客企图挑起种族、宗教仇恨的时候，马来西亚的华文报都以对话来代替对抗。集团总编辑萧依钊说：“对话的双方都应具有愿意改变自己的诚意。真诚的对话会使我们更宽容、更通情达理。”

早在1992年，《星洲日报》就阐明了自己的办报理念，时任《星洲日报》副总编辑洪松坚针对政府对华文报纸的指责进行澄清。他说：“我们（华人）和国内其他民族一样，都有希望建立一个进步与和谐的社会的思想。在这个社会里，所有的公民，不分肤色和种族都有机会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以及享有适当的社会地位。大家都知道一个不稳定的社会是对人民有害的，同时也会危害到国家利益。正因为这样，华文报纸总的来说，无意在报纸上玩弄种族课题，以争取读者。对于《星洲日报》来说，这是我们的信念。我们没有丝毫理由毁坏我们同舟共济的那条船。”“不幸的是，非华人可能会因为翻译有欠准确而对华文报纸的报道产生误解。”

他说：“我们曾经不止一次称赞首相马哈蒂尔医生（前任首相）所提出的‘2020宏愿’，不过有多少次这样的报道经过详细和准确翻译，送给内阁部长阅读？再举一个例子。《星洲日报》曾经在华人社会发动捐款，替双溪毛糯烟花厂爆炸案的各族灾民筹集将近一百万元的款项。这样的义举是否受到政府成员的注意，把《星洲日报》所扮演的积极的、不时为各族人民作出社会和福利贡献的角色记录在案？”“简单地说，只有对抗性的报道才会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而积极的做法却被忽略。这对华文报是不公平的。和其他语文报章比较，我们所服务的是一个不同的社群。除了三个政党之外，政府还批准了好几千个华人社团的设立。凡是教育、文化、社会和政治问题，华人社团无一不关心，所以给予这些社团的报道是华文报纸长期以来所遵循的传统，也必须遵循的原则。”^[20]

他强调：“我们坚信据实报道，把真相告诉人民。虽然有些时候真相并不是那么令人喜爱，不过这样做是很重要的。这是扑灭谣言或避免猜疑的最佳办法。比方说有关柔佛古庙的新闻。古庙的部分围墙于1991年12月9日凌晨3时被柔佛州政府拆除。对于那些居住在新山一带的人来说，这件事已经不是秘密。根据我们所知，事发后，在柔南的几乎所有华人都已经通过口头传达知道这件事。华文报假如没有报道这个事件的话，我担心可能会出现以下的反效果：第一，公众会以为政府压制新闻媒体。换句话说，他们可能会说：噢！大概是政府已经训令报章不要刊登这样的新闻。第二，在咖啡店或是通过其他媒体，如电话、传单、录音带和录影带广泛发出指责声音。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极端发达的时代，有关这个事件的文告也可以通过电传机来传播。正如华人谚语所说的那样：纸包不住火。这样的事是有可能会发生的。”^[21]

他恳请政府允许媒体自由发言：“最近（1992年），当我重温马哈蒂尔首相的著作（《马来人的困境》）的时候，我有这样的看法：被东姑·阿都拉曼政府视为极端敏感的许多问题，在书中被提出来一一加以讨论，提出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这本书的出版证明了在马哈蒂尔政府下，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不但是允许的，同时也是受到鼓励的。”^[22]洪松坚认为：“争论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有争论才会有改进，在争论中，我们从这些争论和视角当中达致了共识。这就是民主的精神和机器在运作。”^[23]

2006年，马来西亚发生了前首相马哈蒂尔与现任首相阿都拉的争端。两位政治人物的纷争给马来民族的政治带来危机。部分政治人物为了转移族群内部的视线，开始提出一些损害族群和谐关系的议题。例如槟城巫青团长重提首席部长一职轮任的建议，认为该州的马来人遭华人边缘化。这引起华人政党的不满，他们也提出反建议，其他州的首席部长与州务大臣也应该推行各种族轮任制度。

槟城巫青团长的建议，得到阿都拉曼的女婿、巫统青年团副团长凯利的大力支持。他说：“华人在马来人闹分裂时所提出的诉求，是一种趁火打劫的行为。”^[24]有评论认为：“这位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年轻又有学问的马来领袖所持的理由非常简单。他认为马来人在槟城的发展洪流中被边缘化，都是因为担任首席部长的华人领袖没有公平对待该州的各族。”^[25]

马国主要的马来文报纸《马来前锋报》和《每日新闻》都突出报道凯利的言论，并说“槟州马来人和新加坡马来人一样已被边缘化，目前槟州只剩下浮罗山背还有马来人”^[26]。两份报道的报道和言论显示，凯利的言论已得到马来主流报章的支持，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挑起马来人对华人的不满情绪，造成族群对立。

可以预期的是，一些马来政客将会乘机捞取政治资本。例如森美兰州务大臣莫哈末哈山（Mohamad Hasan）就警告华人领袖，挑战社会契约如同玩火。他更直指华人是外来移民，强调华人的公民身份是作为这块土地的主人（马来人）所施舍的。这种言论和政客的投机行为，立刻引起华社的高度警觉，并对其进行了反驳，严词驳斥了马来族领袖的荒谬言论。由于印度族势力单薄，经济成就不及华族，马来西亚敏感的种族关系主要体现在华族与马来族之间。敏感的种族关系，不仅造成马国发展受到极大的掣肘，而且也使各种族内心无法得到安宁。

2006年9月7日，曾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副研究员的利亮时针对马来西亚敏感的种族关系，在《联合早报》撰文评论说，族群问题不断被挑起，源于马国政府没有致力于消除族群隔阂的意识。1969年5月13日发生在马国的种族暴动事件是政治的分水岭。事后马国政府开始规划调整经济和政治策略，以恢复长久的国家稳定，因此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出台了“新经济政策”，以扶持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马来族群。在政治方面，巫统（UMNO，代表马来人的政党，长期执政）则扩大执政组织并与马华公会（代表华人的政党）、国大党（代表印度族的政党）等政党结盟，成立了国民阵线，以此来减少在野的力量。

利亮时认为，“新经济政策”基本上是优待或扶持“经济弱势族群”的政策，这项政策无疑能缓解原本存在的族群隔阂和矛盾。然而，这只能带来族群合作，却无法真正推进族群间的融合。因为这些优惠政策的推行，无法淡化族群意识，一旦国内形势发生大变化时，就可能强化原本存在的族群意识。更甚的是，若扶持的对象是一个国家的最大族群，这可能带来更严重的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就马国而言，在经济蓬勃和政治稳定时期，族群关系在外人看来是融洽无比。然而，当经济出现问题，以及某个握有政治资源的族群内部出现紧张关系时，族群意识就会浮现出来。这种情形，不断地在1969年以后重演，华人永远都是扮演挨打的角色。”^[27]

他反驳巫青团副团长凯利：“如今马国两位政治领袖的纷争，似乎被槟城马来人边缘化的课题给掩盖了，部分政客的目的达到，但是他们是否曾考虑到，这些毫无根据的指责正不断伤害着马国的华人？华人只占马国人口的1／4，没有掌握政治的实际权力，怎么可能将马来人边缘化？从实际情况来看，马来民族自新经济政策推行后，政治、经济、教育的地位不断提升，何来边缘化之理？况且，槟城州首席部长以下还有马来人担任副首席部长，以及其他的马来州行政议员，他们都是州政策的决策者，怎么会允许首席部长随意伤害他们种族的权利？”^[28]他批评凯利及其他一些马来人：“在世界顶尖名校受教育的马国政治精英，应该是博览群书、见识超群之士，为何所发表的言论是如此毫无依据？指责华人是经济霸权，将马来人边缘化，这些言论似乎是出自20世纪50至90年代一些政治人物之口。这些应该是属于上世纪的台词，竟然出现在今天的马来领袖口中，确实令人感叹族群问题难以处理，而且又有颇大和可操弄的空间。”^[29]

1950年开始，华人便纷纷入籍马来亚，成为马国的公民，在这个地方扎根。这些华族移民的第二、三、四代，都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他们都为国家打拼，用血汗和智慧来灌溉这片土地。然而，这些努力往往被人家曲解为对其他种族的伤害。当国内政治动荡时，华人就会被扣上“经济霸权”或“边缘化某某种族”的大帽子。每一次被戴上帽子，华人的心里就流一次血。许多华人因此说，无论怎样认同马来西亚，华人总会被马来人所质疑。多次被伤害之后，华人就会产生强烈的抵制情绪，种族关系越加敏感和尖锐。

利亮时因此指出：“马国的政治领袖有必要对马国族群问题深入探讨，逐步建立一个融合的社会，不要让族群问题的梦魇永远缠着马国的华人。若族群问题不断让不负责任的政客来操弄，换来的将是国家的沉沦。”^[30]

伊斯兰教已经被政府定为国教，马来人的特权不容挑战，这使得华文报纸在涉及这两个方面的课题时都格外小心。然而，要想完全避开这两个雷区，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种族关系也涉及华人的权益，如果华人在一些政客的刺激性和煽动性言论下总表现出待宰羔羊的形象，说不定这些政客就会得寸进尺，华人的权益更有可能受到侵犯。但是刊登对抗性的言论和新闻，又有可能触犯《煽动法令》。所以，《星洲日报》只能游走在钢索上，通过理性、分析、中肯、建设性的新闻和言论来反驳对方刺激性和煽动性的言论，在法令的边缘尽己所能维护华人的利益，树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形象。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种族和宗教环境下，要想办好一份报纸有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