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与民族兴衰的关系

第一节　道的发展、嬗变与民族兴衰的关系

道学发展、嬗变与民族兴衰的关系，是事物发展演变的因果关系。为了将这个问题尽可能说得浅显、明白一些，我们不妨从人的思想行为及其后果举例谈起。

凡属健康人的大脑、小脑等组织结构，以及运动、感觉、视觉、听觉、嗅觉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不然，医学理论及其研究也就没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了。由此可见，人的聪明与否，在人体的生理条件方面原本都是一样的，并不是先天就有多大的区别，更不是聪明的人具有什么先天的特异功能、与生俱来，而是学而知之，完全在于后天的一种知识获得与应用。其中，对于一个人影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他的成长环境对思想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是家庭及社会教育对于智能的开发，是生活实践活动及其经历对思维上的启迪。一言以蔽之：人的思想观点，是来源于对社会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积累、深化而形成的。

然而，在同样的生活实践中，又会出现很大的差别：有的人很会办事，能够克服许多困难而取得成功，甚至还会成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等等。相反，有些人虽然头脑机敏，对任何事物都反映很快，思维也很敏捷，能言善辩，但却总是做不成什么事情，甚至屡犯错误，或者更成为危害社会的罪人，落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再往小范围里说，就连出生在一个家庭中，接受同等家庭关爱，家庭和社会教育、生活经历也大致相同的同胞兄弟，其成败荣辱相去甚远者，不论在历史人物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不乏其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我们对这些事例做一番比较详细的对比性研究，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其成败荣辱的不同，是思想观点不同，导致做事与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同而造成的。这就是说，作为一个人，其思想方法的正确与否，是极为重要的，甚至是一个人命运如何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我们又如何去判定一个人的思想方法正确与否呢？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是正确的，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是错误的呢？一般说来，凡属思想方法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而唯物、辩证、求实的哲学思想理论，正是人们经过长期的历史实践，经过不断的认识和总结而提出的一种符合客观事物变化规律的科学思想体系，人们如果很好地学习它，并应用它来改造我们的思想，指导自己的思想行为，以之解决人生道路上的各种问题，那就会极大限度地减少错误而增加成功的几率，就会积小成为大成，成就人生事业。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个人是如此，作为一个民族也同样是如此。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一个勤劳、智慧、勇敢的伟大民族，拥有博大精深、兼容并蓄性极强、世界上唯一历经摧残而不中断的、具有强大民族凝聚力与生命力的优秀历史文化，并不是这个民族在人种上有什么独特的优越之处，也不是这个民族生存之地有什么物质条件优于其他民族，而是由于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经历过大灾大难，由此产生了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维一絷、唯物、辩证、求实的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并以之长期熏陶了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使中华民族在心理素质上有了一个传统性的优良体现。当然，中华民族在近古和近代，又曾遭受到洋枪洋炮的残杀，忍受过国土被割裂、被瓜分、几乎亡国的深重灾难！但是，这种原因，仍然在于民族历史的自身：那就是历代集权统治者为着自己的私利，不断抵制、封杀、歪曲中国的古典哲学思想理论，长期鼓吹神学迷信思想，推行愚民政策，使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在其历史的传承过程中发生了重大的嬗变而造成的恶果。

中国古典哲学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生来就不产生变化的东西。所以，《易》经一名三义，首先就申明《易》之为书的第一要务，就是谈天地间一切事物的“变易”及其规律，而这变易又是以时间过程为显现的，故《易》道在每一个图案画中都要以六爻谈“时变”。这是因为，抽去了时间概念，就无以谈变化。因此，也就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办任何事情，研究和解决一切问题，都要“与时偕行”的哲学命题。

作为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其思想观点是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而不断产生变化的，如由原先的思想幼稚到逐渐成熟，由不断改正错误思想而使之趋于正确；或者由原先的思想比较正确而滑向错误，抑或不断在正确与错误之间摇摆，等等。作为一个民族，其思想，其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也同样是不断产生变化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种状态之下，凝固起来不变。但任何事情的变化，都具有向好的、高级的方向发展和向坏的、落后的方向滑行这种可能。机械地理解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都是由低级向高级方向发展变化，而不存在由高级向低级方向的嬗变与蜕化，就是最典型的主观唯心论，这类思想自然也就谈不上所谓“辩证”。一个民族在思想精神和历史文化上的变化，与一个个人的思想变化所不同之处就在于：一个人的思想变化所需要的时间相对较短，人们对此极易觉察；而一个民族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化，则是需要蔚成一种社会思想风气，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然后才能从民族文化上逐渐显现出来的，这是人们很难明确地觉察出来的一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历史过程。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往往由几件事情或一段生活过程就可能发生，而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思想精神之变，则有着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改变，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改变，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外来势力的摧残，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等复杂的历史原因所造成。作为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个人，其世界观和办事方法的改变，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决定其成、败、荣、辱。作为一个民族，其民族思想与民族文化上的改变，则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历史兴衰。这个道理也很浅显：一个民族，当他的成员的思想精神在总体上，是唯物、辩证、求实的科学思想精神占主流的历史时期，那么，这个民族便会生气勃勃，多有发明创造，富有勤劳精神、创造精神，其社会便进步，其民族便兴旺。如果这个民族中的多数成员都变得迷信鬼神，相信人的命运是由什么天神上帝预先安排好了、自己的奋斗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之际，那么这个民族自然就会变得墨守陈规，不思进取，不进行社会变革，也不会有什么发明创造以及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了。如此，这个民族历史发展的脚步就必然会放慢，甚至会因落后而受强族所欺。

我们说中华民族是具有勤劳、智慧、勇敢精神的伟大民族，说中华文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从历史发展进步的总体上去考证，与世界上几个不同地域曾经存在过的古老文化相比较而言的，而绝非说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就是只有精华而无糟粕，没有不科学的、消极落后的东西，达到了不需要进行分析、研究、剔除其糟粕而继承其精华的这样一个尽善尽美的程度。事实上，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神，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经过了多次历史性嬗变的。正是这些重大的历史性思想、文化嬗变，决定了民族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决定着民族历史的兴衰。

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在历史上的嬗变，虽然有着诸多的历史因素在起作用，但是，其中起决定性因素的，就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不断地被集权统治者们封杀、歪曲而造成的。因此，我们要想正确地探讨中华民族历史兴衰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就必须以历史、唯物、辩证、求实的科学精神，正确地研究历史，深刻分析造成此种思想、文化历史嬗变的原因，才能够鉴之于前史，师之于后世，避免这样的事情重演，而不是只简单地区分历史文化优劣、决定批判什么、弘扬什么，而忽视民族哲学的研究与建构。过去，我们在民族历史文化的批判与继承上，已经花费了不少的气力，但由于没有在产生历史文化优劣的历史根源上下工夫研究，其结果往往是不仅未能正确地区分清楚历史文化的优劣，反而混淆了历史文化优劣的界限，使一些历史文化上的糟粕改头换面地又为某种错误思潮服务而得到了张扬，而原本优秀的历史文化反被认作“糟粕”大加批判。对于这种历史是非的颠倒，如果不加以彻底清除，不仅对我们正确地分清历史文化优劣、正确地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有害，而且会影响到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因为，在中华民族为实现自己历史性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我们应该很好地武装自己，将那些影响我们进步的东西去除掉，把有利于战斗的武器拿起来。特别是在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竞争而来的、实质上是文化全球化交流、激荡、竞争、融合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民族新的生存、发展、振兴、充满了机遇与挑战的征程上，我们就绝不能以一种盲目、近视的心态，去做任何短见的应对。

文化的精髓性的本质，所反映的是哲学理论观点。不是唯物求实的体现，便是主观唯心的充斥。所以，中国历史文化的嬗变，导源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在历史传承中的嬗变，这种哲学传承中的历史嬗变，既有学术上的原因，更有政治制度变化上的重要原因，在这方面，历史上的政治人物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而学术与政治，这两者又是交互作用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着不同的历史特点的。我们的研究如果不是抓住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去研究，那就会是隔靴搔痒，触摸不到要害处，永远难有真正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

因此，在这一章中，我们就按中国历史分期，紧紧抓住中国古典哲学历史嬗变这一个问题，进行一点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