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同少数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加强_两汉民族关系史

汉族同少数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加强_两汉民族关系史

经过战争，割据的南越、东越被削除，封建国家对其实现了集权。西南夷各族众多的部落、部落联盟，经兼并，设置了六个郡，虽说土、流两重政权并存而治，唯西汉封建国家对所置六郡地实实在在地拥有主权，而居住在六郡地的各族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成员，东北玄菟等郡也是如此。西域各族三十余国地，封建国家建置了都护治理，自译长至侯王佩汉印绶的三百七十六人。西羌各部地有护羌校尉治理，乌桓、鲜卑地则立护乌桓校尉。这些地区、这些民族毫无疑问的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土地和成员；再就是长期同西汉抗衡的匈奴也奉藩称臣了，这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毋庸置疑的。可见以中原汉族为核心，同边疆少数民族以多层次多制度结成的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实体而存在着的。就在这伟大的历史进程中，边疆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一）边疆少数民族的不断内迁

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少数民族内迁、汉族外移是一个重要历史现象。先看少数民族的内迁：

匈奴原住居在长城以北，后来逐渐南迁，秦“悉收河南（今河套）地徙谪以充之”。而秦亡后，“匈奴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29]。到了西汉末的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率部落“入臣于汉，汉嘉其意，割并北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其部落随着所居郡县编户，户口渐滋，弥漫北朔”[30]。这是内迁人数最多的一次，而一万两万，或者几千几百的南迁，那是常有的事。诸如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众四万余人附汉，汉把前后降者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郡故塞外，立为五属国都尉监护，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匈奴左大将乌历屈等率众五万人附汉，置河西、北地属国加以安置。他们定居塞下，同汉人杂处，相互关系逐步密切，随着时间的推移，少则几十年，多则几百年，逐步融合到汉族中去了。(www.guayunfan.com)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霍去病攻匈奴左贤王地，将乌桓人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诸郡塞外。东汉初，不少已迁入塞内，直到东汉末，仅在辽西郡的乌桓就在二三十万人以上。

氐羌诸族移居内地也不在少数，尤以西汉末东汉初为突出。班彪言：“今凉州郡皆有降羌，与汉人杂处。”[31]王莽之败，西部荒毁，百姓流亡。“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瞗，且苦汉人侵之。”[32]而“诸降羌布在郡县，譬为吏人豪右所役，积以愁怨”。羌人尚未迁入内郡之前，多被亭障或长城所隔，一旦迁入内地，这种横在民族间的墙和沟就没有了，于是这些同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不再是以外因而对中原、对汉族起作用，而是转化成为内因同汉族共同起作用了。

匈奴、乌桓、氐羌大都在北方、东北和西方，又都是游牧民族，由于流动性大的缘故，因而迁入内地也有连续性，而且迁入的数量亦多。至于西域、西南夷和南方诸族，则大都以农业为主，或半农半牧，加上所隔高山大河颇多，因此迁居内地的人少些。

（二）汉族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垦殖

汉武帝时，取河南地，筑朔方修缮故塞，因河为固。尔后，击败匈奴，“攘之于漠北，建障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稍安”[33]。这是北边的情况。而在西北面，“初开河西，列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34]。而从玉门到盐泽，亦往往起亭。在西面，“西海之地，初开为郡，筑五县于边海，亭燧相望焉”[35]。在东北，自云中、五原乃至辽水，亦有诸如此类的布置。障塞亭燧，有人戍守斥候，加之开屯种田，即晁错所说的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之策，时间长了，逐步形成了居民点。汉武帝元狩至太初间（公元前122—前101年），仅元狩二年，在张掖、酒泉、上郡、朔方、西河诸郡地屯田戍守士卒就达六十万人；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是年，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三万五千口”，又于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筑居延等城，“益发戍田卒十八万于酒泉、张掖”。[36]大规模的移民对匈奴、氐羌诸族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其影响首先是将其击败之后，又把它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若没有这一从长远考虑的移民殖边措施和政策，那么使匈奴奉藩称臣是不可想象的。

西汉经营西域，一开始就利用这里有利的条件实行屯田。如在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稍后于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置戊己校尉，监理车师屯田，并统理伊吾（哈密）、楼兰（鄯善）屯田事，这对于西域都护的巩固是至关重要的，也正因为屯田戍守，汉民不断进入西域，这就加强了中原与西域、汉族与西域各族的密切关系，它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使西域真正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作为搜粟都尉的桑弘羊曾上疏，极力主张在西域屯田，当时虽被拒绝，然而历史证明了桑弘羊的主张是有远见的。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可乏。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臣谨遣征事臣昌分部行边，严太守都尉明烽火，选士马，谨斥候，畜茭草。愿陛下遣使使西国，以安其意，臣昧死请。”[37]

在南方和西南夷地区，汉武帝时建立了十九个郡，有大量的内地汉族士卒进入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他们高城深堑，筑障塞，设邮亭，屯田以守，他们同当地民族接近乃至融合，成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不可缺少的有机的社会组成部分。

作为汉民族外移，少数民族内迁，民族融合在不同地区以不同途径和方式进行着，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融合，终于冲破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民族区域界限，造就了多民族封建集权国家的整体，从此以后，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各个封建王朝作为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始终沿着曲折的道路向前发展着。

（三）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

汉族外移，少数民族内迁，一出一进，于是很自然地形成了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内迁的少数民族，大量地接受汉族的经济文化，乃至互通婚姻，不断地融合到汉族中去。而那些仍居住在边疆的少数民族亦大量受汉族的影响，诸如匈奴学汉地“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即穿井数百，伐木数千”；又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物”，并“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38]，可见，匈奴逐步地很明显地接受着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又如西域诸部，接受了汉族穿井、种田等技术，这是因为汉在西域屯田之故。而更为突出的是西域很多地方能冶铁制作兵器或生产工具，而其生产工具水平是很高的，其制造的工具“略与汉同”[39]。就是从制度上看，西域诸国在王以下设有辅国侯、却胡侯、都尉、邑君、译长等等，这些都是受汉族之影响。至于南方，汉人去得很多，影响就更大了。

现在看来，汉族亦接受了少数民族的很多东西。诸如邓、褥、帐幔、毡裘等毛织品，葡萄酒、葡萄、苜蓿、石榴、胡桃、龙眼、荔枝、酒杯藤、蒜、胡麻、当归、汗血马、马、牦牛、羚羊、大尾羊及郁林大猪等，农作物、经济作物、药材、畜产，应有尽有，当然有的引至中原种植或畜养，有的则靠少数民族地区运进。至于供统治阶级观赏用的珍珠宝石、奇鸟异兽，更多的是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运进。

在文学艺术方面，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影响也有迹可寻。在汉文学中，以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物产或以民族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多有出现，如“西戎之蒜，南夷之姜”[40]，“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41]，“出自蓟北门，遥望胡地桑”[42]。在艺术上汉族引进了胡笳、琵琶等乐器，音乐歌舞也从少数民族中吸取了不少。

总之，汉族也不断吸收少数民族中对自己有益的养分，并借以丰富着自己的经济文化，正因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于是更增强了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吸引力，少数民族的向心力或者说内向之心也更为强烈了。

两者关系是两厢情愿的，如果一厢情愿，是结不成汉族同少数民族的亲密关系的。当然相互间的联系，是以人口最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汉族为核心的，或者如当时人所言的汉族是“腹心”，那是合乎时势的，也是很自然的事。民族压迫歧视是双方关系中客观存在的，而上面所说互相依存发展也是客观存在的另一面，这就是当时民族关系中的两个方面，缺一就不成其为紧密的关系了。

（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封建国家对外联系的窗口

西汉封建国家在广阔万里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郡县，属国都尉，护羌、护乌桓校尉，西域都护等，匈奴亦奉藩称臣，中原同边疆、汉族同少数民族融为一体。这样，中华民族对外联系的窗口从中原延伸出几千里，打通了对外的经济文化的通道。

首先，河西四郡的开置，西域都护的建立，将著名的丝绸之路打开了。它分南北二道：南道从楼兰入且末（今新疆且末南），沿途经小宛（且末南）、精绝（民丰北）、戎卢（民丰南）、磗弥（于田城东北）、于阗（和田西南）、莎车、疏勒。北道从楼兰至尉犁，经焉耆、乌垒（轮台东北）、龟兹（库车）、姑墨（阿克苏）、温宿（乌什）、尉头（阿合奇），再往西南则与疏勒合，于是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所以说，通向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丝绸之路，西域是前哨基地，而疏勒是西北对外联系的主要窗口。

在西南，设置了越辒、柯、益州诸郡之后，蜀身毒道，即四川通往印度之路（一是从成都至宜宾，过金沙江入昆明，经大理至腾冲；二是从成都经西昌，过金沙江入大理，至腾冲）和交趾身毒道（即从越南河内溯流至中国云南河口，陆路经红河州至昆明，同成都—昆明—腾冲道合）都会于滇越（腾冲）[43]，于是滇越成为联系中印半岛诸国的重要窗口。

在东北则以辽东、玄菟郡成为同朝鲜、日本贸易往来的前哨[44]。

南方则以番禺（今广州）为海上贸易往来的窗口，中原、西南、中南同南洋各地往来，大都从这里出海，且航行时间在一年以上，航程当在两三万里。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舶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45]

西汉封建国家对外往来空前增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都成为对外联系的交通要道和窗口，毫无疑问，这是促进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种催化剂。

总而言之，西汉汉族外移，少数民族内迁，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途径自然地发生着民族融合，这就开创了汉族同少数民族关系的新纪元。

【注释】

[1]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2]《史记·平准书》。

[3]《汉书·贾谊传》。

[4]《史记·平准书》。

[5]同上。

[6]《史记·平准书》裴《集解》引《茂陵书》。

[7]《史记·平准书》。

[8]《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9]同上。

[10]《汉书·公孙弘传赞》。

[11]同上。

[12]《史记·平准书》。

[13]同上。

[14]《汉书·食货志》。

[15]《史记·平准书》。

[16]《汉书·食货志》。

[17]《汉书·食货志》。又师古注曰：“绩，绣也，绘五彩而力之。”

[18]《汉书·食货志》。

[19]同上。

[20]同上。

[21]《汉书·食货志》。

[22]同上。

[23]《汉书·食货志》注。

[24]《史记·平准书》。

[25]《汉书·食货志》。

[26]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4页。

[27]《汉书·食货志》。

[28]《汉书·食货志》。

[29]《史记·匈奴传》。

[30]《晋书·匈奴传》。

[31]《后汉书·西羌传》。

[32]《晋书·江统传·徙戎论》。

[33]《后汉书·匈奴传》。

[34]《后汉书·西羌传》。

[35]同上。

[36]参看《史记》之《平准书》《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及《汉书·武帝纪》。

[37]《汉书·西域传》。

[38]《汉书·匈奴传》。

[39]《汉书·西域传》。

[40]潘尼：《钓赋》。

[41]《古诗十九首》。

[42]曹植：《艳歌行》。

[43]《史记·大宛列传》：“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又西汉对外往来，请参阅翦伯赞《秦汉史》，第229－246页。

[44]《文献通考·四裔考》：“倭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

[45]《汉书·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