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教育

民族与教育

我们在讲教育问题以前，先要明白教育的意义。若是对于教育这两个字的概念，还不明了，就无从讲到教育问题。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将先民智慧经验的结晶，交结后代，使其能有所凭借，而不为其所压倒；使其得以利用，而不为其所束缚；俾能发扬光大，创造增益，辗转传递，以启迪后昆；使得一个民族的生命，得以永久延续，人类幸福，得以无限增进的一种方法和制度。这种观念，我想是对的。凡是一个民族，决不能凭空的忽地里建起楼台，一切事物的创造和进步，都是如此，教育的建设，知识的进步，也不能够例外。我们现在所享受的教育，就好像是在从前已经建造好了的广大基础之上，修造起来的一座高楼大厦。世界上没有无砖、无瓦、无水、无泥的人而能建造房屋的，所以没有那一个人能够抛弃先民所铢积寸累下来的智慧和经验而能创造成功一种教育。教育是将先民许多的经验和知识结合起来，但不是散漫的、粗陋的，而是提其精粹，交给后代，后代就要继续发扬光大。因为教育是继往开来的事业，不是保守的，是进步的，不只是保守以前的经验，而是光大前人的遗授。若是仅仅保守前人的智慧和经验，事实上也是很难能的。我们之所以贵有教育，是要利用先民的智慧与经验，而不为其所束缚，才好根据过去以创造将来。

教育的来源甚早，不是起于办学校，也不是始于有文字的传授。先民用口用手表示意思的时候，从那时候起，他们就从口说手做，得到了许多的智慧和经验，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就产生了教育。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存，就是因为有历史上不断的教育，把许多先民的智慧的结晶，交给我们。我们接受了这丰富的遗产，创造增益，更以之传与后代，如此一代一代的创造传递下去，一个民族将来的生存，也将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无限的延续。当然教育的最大目的不仅是限于民族文明的创造，民族幸福的建设，而是为了全人类幸福的增进。但惟有民族教育的成功，民族文明发达，人类共同的幸福才能够实现。一个民族的教育成功，能够创造一种文明，虽是为了自己民族的生存，增加了力量，也就是对于其他民族尽了自己贡献的责任。如果，我们的民族不能替自己，尤其是替人家，创造文明，那么，其他民族，必不允许一个只有享受而无贡献的民族存在。所以要使民族所组合成功的人类教育进步，文明日新，必须先求一个民族教育的发达，才有可能。有人说教育的功效，在使个人发展，一个人的天赋本能，既然充分的发展了，民族的发展才有希望。但是个人的发展，不是在一个团体生活之外，所能获得，必须在整个民族生活当中来谋个人生活的解决。所以个人主义的教育，事实上已经是不合乎需要，尤其在现代情势之下，教育事业可以说是为民族的生存而存在的。一个民族保持他特殊的教育，一方面在健全民族本身，以促进全人类继续的发展，一方面又在保护个人的发展。离开民族，想借教育的力量来实现人类的幸福，只是空话。离开民族，而欲以教育为个人发展的工具，则民族不存，又何有于个人？所以从民族的立场来观察教育，在已进大同之世，则民族教育为整个人类中，分工合作之努力；在未进大同社会中，尤为民族生存之必要条件。至于个人，惟有于整个民族发展中求发展才有意义。从历史的眼光看是如此，从将来民族的责任看，也是如此。

从另一方面说，教育是民族思想行动的反射，所以教育离不开历史的发展，离不开民族历史的演化，也离不掉民族历史的条件。因此，一个民族的教育，有一个民族的特质，一个时代的教育，有一个时代的特性。不过，教育不只是历史的反射，也不只是民族思想的反射，一个民族将他的思想表现于教育之中，这种教育，反转来，又使得一个民族的思想形式一种特性，而影响于民族本身的发展。故教育的方法与制度，是不能够由抄袭得来，抄袭得来的教育，必定妨碍民族的发展。并且从积极方面说，要决定一个民族发展的趋势，非从适合于这个民族需要的教育着手不可。无论那一个国家，他的教育，有他的历史的背景，他那国家民族将来无限的生命，是受教育的支配，以教育的趋势为趋势。讲到这一点，我还有三层意思要特别提出来讲：

第一，民族教育是民族历史的产物。

我们知道教育是整个民族的。他表现整个民族的生命，他是与民族历史的演进及时代的需要相关连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教育，各有其历史的背景，不可以互相抄袭。世界上固然有甲民族受乙民族教育影响的事实，但是绝没有一个民族的教育，是完全抄袭他人的。因民族的不同，因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因时代的不同，不同的历史，在不断的发展，所以各国所需要的亦不相同，就产生了各不相同的教育。我们想明了任何国家的教育思想，非先明白那个国家的历史背景和现代的需要不可。比如法国的教育，其教育行政组织是统一而集中的，我们不能以为法国如此因而致于富强，就抄袭法国的教育制度。我们须知道法国教育之所以如此整齐统一，是因为自路易十四起，国家中心的思想，就已经确定。以后又经过大革命运动，到拿破仑专政集中的行政组织，已经巩固，由是教育的统一集中制，也就成功为不可移易的制度。德国的教育，尤其是十九世纪来的教育，特别注重整个民族国家的完成。当十九世纪时候，未经拿破仑战争以前，洪保德（W. Humboldt）担任教育部长，他就是首倡德国民族教育的一个人。有了他的努力，德国的民族教育，得以渐渐形成。我们不要轻视了教育事业，把他看得无关紧要，要知道洪保德（W. Humboldt）之当教育部长，是十九世纪德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英国教育有他悠久发展的历史，在以前英国教育上有两种趋势：一种是武士道的教育（Knightly System of Education），一种是宗教式的教育（Clerkly System of Education）。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教育采取一种放任制度，以为每一个父母，对于其子女的教育方式，应有选择之权。这种制度的发生，系受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到了一八七○年教育立法案通过，思想上与制度上就已经发生了转变。一九○二、一九○八各次教育立法案成立后，以前放任主义的教育，就完全改换了。当十九世纪的时候，英国虽采用放任主义，但于教育的发展，并没有妨碍，因为英国各种制度上，有一种好的惯例（Tradition）作中心。若是旁的国家缺乏了好的惯例（Tradition），而要仿效英国施行放任主义的教育，必然失败。由此可见各国的教育，各有其最重要和历史背景，一切的教育制度和方法，都是历史的演变的产物，绝非模仿抄袭得来的。

第二，一民族的教育是受少数的哲人階级的思想和学说的影响。

教育不只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文化的表现，是全民族思想的表现。一方面各国有不相同的制度，但是一方面各国有不相同的文化特质与思想系统，因而形成其国家民族的特性与其特殊使命，国家的行动可以说是民族教育的反射或结果。从另一方面看，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教育思想多由于少数在思想上有权威的人所形成。因为在一个国家当中往往产生几个哲人杰士，他们的言论行动，常足以影响产生这些哲人杰士的民族的教育，因而予全民族以特殊的影响。他姑不论，仅就这少数哲人的教育学说来讲，比方说法国的卢梭（Rousseau）与康多塞（Condorcet）的学说之影响于法国的教育。德国的洪保德（Humboldt）、斐西特（Fichte）、佩兹梭洛西（Pezzseoeozzi）的学说之影响于德国的教育。英国教育，在从前是受了罗伯·欧文（Robert Owen）的影响，尤其是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中对于人民品格的训练，影响最深。在一八一五年，曾经设立形成品格的新制度（New Institu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专门施行一种道德教育。同时对于一般工人，实施工人教育，这种的建设，对于当时英国的教育发生一种大的转变，等到亚诺尔特（Arnold of Rugby）出世，他的学说，影响英国的教育更大，他说：

“What I have often said before ，I repeat now ；what we must look for here is ，first ，religious and moral principle ；secondly ，gentlemanly conduct ；thirdly ，intellectual ability. ”

（我已经说过的话现在重新说明，我们现在所需要：（一）宗教和道德的要素；（二）绅士的品格；（三）知识的能力。）

这种思潮，在当时英国中小学校内，尤其是公学（Public School）里面，造成一种趋向，树立为英国教育中心的公学制度。所以他这种思潮到现在看来，已不是亚诺尔特（Arnold）个人思想的特征，而且是全英国教育思想的特征。说到中国的教育，一向来是受先哲学说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受孔子学说的影响。几千年来，中国若干万万人所受的教育，没有一个人不是受了儒教的熏染，就是现代的学校教育，又何尝能脱离孔子的学说的范围。

第三，消灭阶极宗派，造成国家教育的倾向。

从历史方面看，教育固然是谋全民族的生存而创设，所以教育所努力追求的是在满足全民族生存的要求。但是往往在历史上有一部分特殊社会的理想，以教育为根据来求实现的一种现象。由是某种教育制度，常与民族某一套思想相符合，某一套思想，又常与民族中某一部分人于有意识无意识中所欲保持，所欲倡导。故民族教育常有仅适合一部分人或一特殊阶级之利益的危险，而要实现全社会各个分子的利益相协调，是很不容易的。比方一个社会中，某一种人多，有力量，就常把他们的理想当作全社会的理想，欲永久保持下去。中国有句话：“工人之子永为工，农人之子永为农。”旧社会中的一般人，常认为这是好的制度，应该好好地维持下去。可见在无论那一个社会当中，教育是免不了要受某种特殊势力的影响。这个在西洋教育史上尤其可以看到：在中世纪时候，宗教与教会统制着教育事业，形成一种宗教式或牧师的教育制度（Clerkly System of Education）。这种教育，表现在英国，就成了英国教会的教育。在德国，从宗教改革起，虽然打破了教权教育，或者是教父的教育，但是当时普鲁士的教育与路德所倡导的宗教改革的教育，仍然是不可分的。在奧国，他的教育是受天主教的统治，法国当时的教育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发生后，在欧洲的耶稣会，倡导一种反宗教改革的教育，提倡厄斯伊达（Jesuits）运动。这派人所办的教育，力求扩张天主教的威权，用严格的训练来施教，教育所受宗教的统制更是厉害。他们一方面反对新教改良，一方面又本着改良的新教，拿来严格的教育他人。在十九世纪时来中国传教的利玛窦、汤若望等，都是受过厄斯伊达（Jesuits）教育的严格训练出身的。他们到了中国，也用这种办法来传教，宗教支配教育的势力，在当时可谓极盛了。

但是当十八世纪以后，国家主义的思想，已经一天一天的澎湃起来。在教育方面，大家都感觉得消灭阶级宗派以造成国家教育的重要，在那时候支配一般教育家的思想的，就是民族主义和民族独尊的国家主义。比方说当时英国就是以教育来培养民族的道德，想借此巩固民族前途的重要基础。在法国认为教育的主要功用是在发展儿童的爱国的情感，使他觉知那一个为其国家之伟大的道德人格，使他能委身于团体，在他和他的同胞之间创造出一种大友谊。在德国，这种思想尤其表现得显著。他们把教育看作民族和国家形成的唯一要素，而民族的特性，与国家特质的培养，就是教育内容的全部。这种趋势，从西洋教育在宗教中解放的经过，更可以看出来。比方十八世纪中叶，奧国女皇Maria Theresa剥夺耶稣会社的教育权，将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师范教育于一七七四年明令收归国办。在德国，当一七六三年Frederick宣布儿童自五岁至十三岁，均须入学，实施强迫教育。到了一七七一年，他的大臣策德力次（Zedlitz）创造国家教育制度，这个计划当时虽未及身完成，但是十九世纪德国所创造成功的教育制度，就是那时候努力的结果。法国在一七六三年宗教势力极盛的时候，由La Chalotais建议实行国家教育制度。到了大革命时代，拿破仑就把这个计划实现了。嗣是以后，教育的国家集权，也随着政治的国家集权，一般的成为牢不可破的一种制度。故到现在，任何人只要查阅法国教育部长办公桌上的功课时刻表，就可以知道全国各级学校，在什么时候是教的什么课。当上地理课的时候，全国各学校都是在上地理课。英国教育当宗教势力极盛时期，也是被英国国教所统治着。到了十八世纪末叶，宗教教会也就开始丧失他的教育权。一七七九年和一七九一年国会立法，允许非国教派与天主教徒自由办学，其时宗教各派在教育上是并容的，渐成为协调的。直到一八七○年工业革命开始后一百年，才着手办理工人教育，而普及教育才算成功。

到了现在，各国的教育都是在国家统制之下，仍采用一种自由教育制度，一切的教育事业可以说是在国家、教会、私人或私人团体三种人自由支配之下进展着。不过这种的私人或私人团体与教会，都是一个国家里面的特殊势力。在从先就是教会的力量大，往往操纵了全部教育权；到了今日，因为经济力量畸形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由是资产阶级出而把持教育。因为他们一方面由于经济的操纵而支配着国家的政治，参加到治者阶级的群里，一方面是资本家，富有金钱，能够自由创办教育，设立各种学校。这种特殊力量支配教育的情形，在英国是如此，在美国尤其是如此。所以以美国现在许多的大学校，多半是私立的，学校的教育行政和计划，都要受董事会的支配。各州立大学或因州的教会势力很大，或者是因为资本阶级在议会的力量大，都不免直接间接受他们的影响。惟有在欧洲的苏俄，适与英、美相反。苏俄的国政，是受劳工的统治，他们统治的成功，固然是缘于由劳工阶级团结而成的政党——共产党——的专政，但也少不了运用教育来维系。意大利近来极注重国家教育制度的形成，他的制度，并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肤浅。如Gentile著有教育改革（Educational Reform）一书，主张法西斯蒂的教育，有他的教育中心理论。可见一国的教育，往往因为制度与理想相符合，由是大家或一部人就以为他所产生的好影响，应该维持下去。不过这个中间，有的引导他的民族往生存路上去，也有许多把自己的民族与国家引到灭亡的路去的。如宗教势力之垄断教育，造成黑暗时代，就是一个例证。所以要建设一个国家的教育，必须先明白国家和民族的特殊环境，与特殊需要，明白他的特殊的历史背景。观察他的历史的发展，就可知道任何国家教育的精神和制度，这些都是如同国家本身民族本身一样，为历史的产物。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是各自所固有的，他的教育也可以说是固有的，不能够依样的抄袭。否则不但是失掉了民族和国家的立场，而且是根本忘记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回头来看中国的教育是如何？当然以今天很短促的时间，不能把中国教育的流弊详尽的说出来，但是可以把我国教育混乱的现象和他的原因，分成几个主要部分来讲。我可以说中国教育之所以造成功现在这种状况，就是因为对于下列几点，没有注意的关系：

一、整个贩卖式的抄袭：

大家觉得旧教育不适合新时代的需要，就派人到各国去留学。结果，由甲国回来的留学生，就抄袭甲国全部的东西，从乙国回来的留学生，就抄袭乙国全部的东西。抄了旁人的现成制度和方法，就整个儿抛弃自家固有的制度和特点。在从前，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很多，他们回国来，就把日本的制度和方法，生吞活剥的抄回来。在民国三、四年的时候，许多政治上、教育上的设施，都是受日本的影响，譬如速成师范，速成法政等教育制度，各地仿行。造就出来的毕业生都没有受到完满的教育，后来给予我国政治上、教育上不少的苦恼。民四以后，留美的学生渐渐加多，他们留学归来，又把美国的教育制度和方法全般的抄来。虽然当时中国学生在德国、法国留学的也有相当的人数，但是影响于中国教育政治的还是以美国、日本为最大。国联中国教育考察团的报告书曾有同样的精到的观察，这部报告书是德、法、英、波等国代表合作草成的。我们看了他们的报告，心中觉得惭愧。虽然他们的建议在中国是否可以采用，是另一问题，但其批评中国教育的话是对的。比如他说：

“在过去数十年间，新潮流之影响于中国教育制度者，大抵来自美国、日本，尚有一部分来自欧洲（法国、德国及英国）；此种潮流，系由新教育机关所介绍，虽亦输入不少近代文化上之价值，但仍未能改写现在学校制度不相连续之性质，或促进其根本之改造，以成一适当之整体。反之，此种情形，使个别之学校模型，由外国以输入中国，常具有糜费之特性及较高之标准，而视学校为独立个体，课程无须顾及社会之一观念乃特形巩固矣。”

又说：“主要之危机，即在对于外国文化之方法与实质，徒为形式上之摹仿而已。现代中国最显著之特征，即为一群人所造成之某种外国文化之特殊趋势，此或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或其他国家影响之最重大者殆为美国。极多之中国青年分子，徒摹仿美国生活之外形，而不知美国主义系导源于美国所特有之情状，其与中国所流行之情状完全不同。”

这些话，就是表明中国自己没有教育，现有的教育，都是杂乱无章的抄袭他人的，又不明白人家历史的背景和制度的沿革，以及人家生活的状况与演化，在制度上全盘去搬用人家的东西。比如中学制度，各国所有的很多，都不相同。在德国的中学是衔接初等教育三年或四年的学程，初等卒业以后，才进中学。中学教育为期九年，在此期间，一方从事学理的训练，一方是训练职业学生，而以文科中学担任前者的任务，以实科中学负后者的责任。俄国的中等教育也是如此，一方面是学理的训练，一方面又是技术的训练。表面上德、俄两国的中学制度颇相类似，然实际上各国中学教育的内容与实质全不相同。中国的中学制度怎样？现在通行着三三制，完全是模仿美国的制度，殊不知美国行三三制，乃是美国国家社会发展的结果，绝不是抄袭他人或偶然模仿得来。我国留美归来的学生，不明白这一点，就把他抄来，应用于中国。但是结果如何？若是详细审察这种制度，颇多怀疑之处。例如高中毕业生出校后究竟有何用处？国家要他们做什么？他们能够做什么？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还不只是制度上的抄袭，就是在思想上也是抄袭他人的。一个国家教育的发展，必须使得他能适合民族社会的需要，而中国的教育怎样？当然我国也曾有我国的教育宗旨，但是一方面要有好的制度去实现他，一方面要以正确的学理去充实他，而不是抄袭他人可以获得成功的。又如何提倡个人自动教育的发展，本来也是民族发展所必须的。但是个人教育的实施，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团体的训练，否则只有个人的个性的发展，不但不能帮助民族的复兴，就是个人本身也要陷入不可挽救的险境。讲到自动，也要有一个动向与目的作前提，否则像一个小孩的盲动，毫无动向作目标。只要他去自动，动往何处？一个民族的教育也是一样，必定使得大家看清一个方向去走。如果天天把什么“猫儿捕鼠”一套的无聊表演，灌注到少年的脑海中有什么意义？又如有人主张西洋的导尔顿制，究竟根据什么？把一般青年导往何处？人家有心理测验，智慧测验，我也抄来一套；杜威说教育是生活，不是生活的准备，中国教育学者也把他吸收过来。他这句话固然有他一面的道理和见解，但是教育的意义多少是为将来生活的准备。在美国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国民的经济充裕，教育的设备完全，人人可以很容易的跑进小学、中学与大学校里去，把教育就当做生活，倒是很自然而平常的事体。但是在中国财穷知穷的时候，一般人对于学校教育，简直是不得其门而入，说教育就是生活，不是求生活的准备，事实上就觉得很勉强的。杜威的学说，有他的同事Kilpatrick教授加以改正，而中国学教育的人反尤而效之，抄袭之病，可见得害人之深。一个国家的教育应该有几个根本的主张作基础，绝对不可抄袭旁人的，而中国现在却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二、不能解决大众生活问题：

中国教育不能解决大多数人的生活问题，对于生活状况，生活条件实际需要，都不明白，故其结果流于空泛。各种理论虽然唱得响亮，但切于实际需要的太少。在柏刻等报告书中，也有几句话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报告书上说：

“由此一切情状而产生之结果，即在中国创设并发展若干学校与教育机关，既不根据一种严格制度办理，又不适合国内之需要与状况。其结果常重视高等程度之学校，超乎贫困之中国境况以上；而人民所最不容缺乏之初等教育及职业教育，则反忽视之。学校内，复缺乏社会观念，所通行者，惟有一种空泛之教育，其与华人周围之生活及其国家复兴之需要，皆不发生直接关系。”

这些话，见解很对，他们的观察可以说一点都不错。这种畸形教育的结果，使得小学校不能造就一般良好的国民，中学校不能培养出来国家有用的公民，使他对于自己生活问题，有解决的能力和方法。因此乡下人反借故不欲其子弟入学校，情愿使一般学龄儿童去放牛牧羊，还可以帮助自己生活问题的解决。中学是中等教育的干部，德意志与苏俄等国家，都是极端的重视。柏刻等报告书中说到中学的重要，也有一段有价值的话：

“顾全部教育系统，实以中等学校为枢纽。盖中等教育居学校教育之中心，所以为初级教育之基本学科与高等教育之专门学科间之连锁者也。”

中等教育虽发达于大学教育之后，但是现在世界各国，莫不认识其重要性而加以很大的努力。中国的中等教育，办理虽已有年，但是在国民生活上，国家需要上，还看不出他的重要性。中学毕业的学生，大多数归于无用，使得国家没有中级干部，与苏俄中等教育比较起来，真差得太远。苏俄现在极注重中等教育，想用中学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来促进整个社会生活的解决。讲到中国的大学教育，也是一样。一般大学毕业生既不能研究，又不能应用，还多抱一种自高自大的心理，染一种骄傲轻夸的习气。严格的讲起来，真正学术研究的工夫，以现在大学毕业生的程度还不够，若是与外国大学校毕业生程度相比较，相差尚远。然而中国的课程较之任何国大学校还要完备，使得一般学生为学科与学分而忙过四年，简直谈不上研究学术与应付实际问题的才智之训练。我上次与丁文江先生谈到以为大学教育应注意实际问题的研究，各种的研究工作应从解决实际问题起。因为中国的教育，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其标准超过人民实际生活以上，所以毕业出来的学生，要他做任何实际工作也办不到，非对症下药提倡实际问题之研究与解决不可。

三、旧思想已经崩溃，而新思想没有中心；旧道德已经崩溃，而新道德尚未确立；旧制度已经崩溃，而新制度还没有形成。

中国民族经近百年来的演化，到了现在，一切旧的思想道德制度，都已经在崩溃，而新的建设，还没有成功。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中，大家都感觉得昏迷彷徨，这种现象，在教育界当中，特别显著。对于新的，徒然抄袭得来，不适于用；旧的东西，又不适合于新生活的需要。这时候，当然要去掉换新的，然而新的思想，新的道德，新的制度和新的习惯，要能够继承前一代作有系统切合实际需要的介绍才好。然而在目前的中国，新的东西，都是抄来的，不是创造的；都是因袭人家的全套，而不适应国家的迫切需要。抄袭人家的愈多，愈觉得杂乱无章，弄得全国的教育，成了一团大混乱的状态。我们现在要学西洋的科学文明，但是我们思想的中心是什么？我们现在要树立新道德，但是新道德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要恢复固有的文化，固有道德，但是我们对于那些固有文化固有道德的解释如何？对于他们的估价怎样？这些都是现代中国教育上所应努力解决而来解决的问题。外国的新的制度和方法，不是我们不需要，而是我们要如何去选择，如何去运用。旧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废物，只看我们对于他的解释和估价怎样。现在所缺乏的，就是这种新解释、新估价和如何选择与运用的工作，因为是缺乏了这种工作，所以弄得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整个的思想界在彷徨迷途中，尤其在教育上，感受社会上思想界中这种纷乱状态的影响。故须如何用教育来改良社会，同时利用新社会的反射作用，去促进教育的革新，这是目前急不容缓的工作。

四、政治的不安定，不改进，教育亦随着不安定，难以改进。

现在大家都说教育的不良，是政治不安定，难于改进的原因。这句话，固然有相当的道理，但是政治本身之不安定，不改进，影响于教育，比较教育之反射于政治的影响，来得更快而且大。往往因为政治上的复杂情形，腐败的积习，使得教育全陷于纷乱状态；一般青年，因为政治上的引诱，常不免引起热情的横溃，弄得风纪荡然。一般办教育的人，也没有一贯的政策，甚至连应付的办法也没有。而又看不清教育的真正功用，常以一种短视的眼光来办教育，上焉者只求敷衍现在，就算是已尽其能事了。其实教育的目的，不只是解决现在，还要为整个民族国家的将来作想。所谓医七年之病，必须求三年之艾，单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敷衍现在而昧于将来，教育的功效，是终究不能实现的。所以教育是一种永久的事业。我常说，办教育的人好像一个种公孙树或者是白果树的园丁。公种之，到了子孙辈才能吃到白果，或者公种了，若遇着雄的一株，还不能结果实。所以办理教育的人不得不再三审慎。

至于我们教育的将来怎样？他的方针与趋向如何？其中有许多是属于专门的问题，用不着我来讲，只好让专家去讨论。如各级学校应如何办？功课应如何分配？何种功课应注重？学风应如何改善？训育应如何进行？以及学校卫生、学校设备，应如何讲求？诸如此类问题，皆须有专家去研究，去谋解决。我今天所要讲的，不是把中国教育中应兴应革的问题全部举出来，也不是讲专家的改进问题，只能就中国整个教育问题来看，就他的整个趋势来讲。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教育有几个特别问题应该注意：

一、确定整个的一贯的民族教育政策及制度：这种政策和制度，是要观察中国民族实际情形，国际现势，与历史的演化而确定的。完全是自己民族的产物，不是人家的东西；是创造的，而不是抄袭的。不是像日本留学生所搬回的日本教育，或者是美国留学生所搬回的美国教育，其结果，只是日本教育或美国教育模型之陈列于中国，与中国本身不发生若何良好影响。而且这种抄袭只是散漫的，不是整个的，不是由于通盘的打算。换句话说，就是整个国家教育事业，不是由国家作有计划的统制，而是由各部分人任意的模仿试验，成为散乱的状态。其实狭义的教育，乃是国策的一部，从民族和国家长久发展的过程方面看，教育指示整个民族发展的趋向。因此，教育的设施，必定要顾全整个民族生存的需要。中国现在的教育离开这个理想太远，比方现在大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究竟作什么用？能够干些什么？中学和小学又造就些什么人材？能否满足国家用人的需要？其中尤以大学教育问题为最严重。一般看来，也是因为人家有大学，我们也办大学；人家有中学、小学，我们也就办中学和小学。究竟我们所办的大学、中学和小学，造就出来的人材对于民族国家，负一种什么责任，要他们能够担任些什么工作？大家毫没有顾虑到。固然在现代各国，自由教育制度，仍然盛行，国家在立法上只规定几个原则，让办教育的人，遵照所规定的原则去做。如英、美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多半由私人主办。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雅礼大学，都是由私人捐资创设。不过英、美虽让私人自由办学，而办学的人，对于民族国家需要的感觉，十分锐敏，国家的调节，也有办法。比如美国自从经济恐慌发生以后，以为教育可以听其自然，现在才感觉得放任自由太过度，发生许多的毛病，对于教育的制度和方法，认为有努力加以研究改良的必要。在他们对于教育已有大贡献的先进国家，尚且如此重视教育，不断的努力，中国怎样？我刚才说过，无论任何科目，人家有我也有，但增设科目的目的和方针如何？都没有一个计划。对于青年的训练，计划如何？也是盲然的。据教育部的统计，全国有四万多的大学生，其中三分之一是学法律政治的，学理化的不到二、三千人。一方面感觉青年没有出路，没有办法来安插，一方面需要人才孔急而无法供给。如农工专门技术人才就极感不够用，而一般的学生纯以功课的难易决定自己之所学，对于将来的贡献，则全没有想到。此种风气应予改革，应由国家定出一个整个的计划来。固然，我国的教育，已由当局者定下教育的宗旨，但尚须有具体而完备的制度，运用起来，才可以实现教育的理想，才可以适应社会的需要。至于具体的教育制度如何？此地用不着详细的讲，只可以提出几个主要部分来讨论。譬如学校设立的多寡，学生人数的多少，课程如何编制？教材如何选择？凡此问题，皆为整个教育计划之一部分，是有一贯的精神。若是没有这种计划，虽有完善的设备，也没有用处。现在私办的教育，原可以辅助国家教育之发展，但是指导和监督，要特别严密，稍微放弛，便流弊百出。幸而这两年来，对于这种私办教育事业，政府已逐渐注意到，加以相当的改革。讲到教会教育，多少年来，他们运用其独立的办法，与国家毫不相干系。或为宗教目的，或为商业目的，也不管国家的情形与需要如何。直到现在，教会学校始渐渐地改变。在原则上，一切教育应由国家办理，私人所经营的教育事业，应该在整个国家计划统制之下来进行。同时国家办理教育，应该任用懂得教育的人来主持，任用不懂得教育的人来干涉教育，其结果必然失败。我并不是说办教育要用美国的专家，或其他专家才能够担任，但至少办教育的人要懂教育，是教育的内行。因为办教育，并不是一纸命令就可通行，必须懂得教育的功用，明了教育的需要，知道教育的趋势，并能懂得学术的途径。否则以门外汉来主持教育，岂不是盲人瞎马，夜半深池，实在是危险。因为办教育并不是招募新兵，学术的本身，自有其一定的分量，并不是任何人可以来担任的。国家亦应有一贯的政策，有一种养士的计划，任用谙于教育者来办教育，使得一般学子皆有一种尊师重道的精神。上次中国教育考察团到义大利，谒见义首相墨索里尼，墨氏曾对他们说过：“我们的内阁，有六个大学校长。”他们先由校长再来作内阁的部长，这是他们善于养士的特点，以懂得教育的人来统制教育。因此政府当局才是懂得学术的标准和学术的需要的总发动机，国家教育的推进，才有希望。

二、注重生计教育：中国教育应该注重大多数人生计的解决。我们现在决不能够使无衣无食的人遵令读书，枵腹求学的人，自古来就没有这种特例。本来教育的目的，其初步的使命是在解决国民生计。管子所谓：“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廩实而后知礼节。”足衣食，实仓库，就是国家设教的首要任务。现在无论那一个国家，若是生活的物质条件缺乏，什么都谈不到。例如新生活运动，大家都很赞成，但是一般穷人无衣无扣，如何能够使他整洁，衣服何从扣起？无布无帛，破衣何从补起？要他们漱口刷牙，以重个人卫生，但是连购买牙刷牙粉的力量都没有，也就无从实行。这种现象，就是表示中国教育的缺陷。国家的教育，与一般人民生计不发生关系。小学毕业回到农村中去，虽然认识得几个字，但与农村生产有什么关系？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农村中认字的人本是极少的。这些小学毕业生归来，粗识一、二，也就自觉了不得，多半不从事耕种，而当起农村中的游民来。中学毕业生离开家庭，离开农村，对于他自己的生活问题，能够解决么？决不能够；对于农村的改良，是否有办法？也是毫无主张。讲到大学教育的结果也是如此。大学受了教育，就不肯回到农村，还说：“我不为老农老圃”。然而他们的生活，已经提得很高，操作不行，劳工不干，既无兴趣，又没有受过技艺的训练。大家麇集都市，农村问题简直与他们没有发生过关系。固然有许多毕业生，既没有农村工作的习惯，又没有工作的知识，就是回到农村，也没有办法。所以这种的教育，愈办愈无办法，愈办愈不能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次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报告书中说中国教育与人民生活不发生关系，这是很周到的观察。比方初中学生除进高中以外，既不适于农村社会的服务，又不能作其他的工作。而每年初中毕业生除能够升入高中的百分之二十五以外，尚有百分之七十五没有办法，无地方可以安插。即令他是有志的青年，能够发愤攻读，由初中而高中而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再出国留学，留学回来干什么？以过去的经验看，留学生回来，多半仍是跑到大学或中学校里去教书，形成一种畸形的输回式的教育。就国家社会的立场看起来，这种的教育，殊为不经济。当然有许多青年常叹息着自己学了来，社会不能用；然而就社会方面看，又常常感觉得他的才能很不够。这都是由于教育与社会不生关系的结果，致教育与国民生计没有密切相适应，不能使教育与生活打成一片，做到教育即生活的境地。不过在此地，教育即生活这句话，另外是一种意义。比如在初小的时候，就不能够把儿童当作成人教，不能把成人的生活，来教儿童。因为教育不只是现阶段的生活，还要替将来的生活，确定计划，打好基础。学校不能把一个学生教到老，只能够授与生活的理想，授以生计的教育，以谋大多数人生活问题的解决。但是这种生计教育，并不是通常所称的职业教育。我所讲的生计教育，乃是把国民整个的生活，根据整个国家教育的政策与计划，先求最低限度的解决，具体的讲，就是先具备国民最低生活所需的物质条件。我们看苏俄第一次五年计划，专谋经济的建设，对于教育的设施，也就在辅助五年计划的推行与实现，因此，教育本身亦显示着长足的进步。他的劳动教育与生计教育打成一片，在第一期计划中，规定训练一千八百万成年人民，使他们能够读书写字。增设三万四千个图书馆，训练二百万实业运输和其他建设事业的工人，教育五百万农人以农事的基本智识，训练二十万使用犁田机器的农人，五万个农事工程人才，六万个工程师，十二万技术人员，五万个受过中上等教育的农事专门人才，五万六千个较高的教育人才，十六万四千个资格较低的教育人才，一万八千个医生，四万个中等程度的医学和药剂师人才。他的计划是整个的，政策是一贯的，是用教育来解决俄国大多数的生计问题。当然他们是以懂得教育的人去办教育。不像中国，凡是放下枪杆的武夫，下了舞台的政客，拥有资本的商人，在无聊的时候，就来办教育，借办教育来谋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所以讲到学制，无论是行三三制、四二制、导尔顿制等，说起来像是很有道理，但是让这些人去办，制度与办教育的人不发生关系，教育对于国民生计也不发生关系，有什么用处？

三、国民人格的养成：有人以为做人与做国民，两不相容，这是极端个人主义者的论调。我们以为做人与做国民是一件事。有好的个人，才有好的国民；是一个真正好的国民，才能够说是做了一个好的人。良好的个人，有良好个人的特质，良好国民也有良好国民的特性，这种特质与特性，都是形成良好的民族性之基干。我们要复兴民族，必须先要明白复兴之道。所谓复兴并非复古就可以办到，其主要的条件是在用道德教育来陶冶良好的民族性，明了现代科学的程度，认清国家和民族当前的需要，重订道德的标准，造成国民道德的中心。这种民族道德的树立，尤其是在科学化的专门教育发达的时候，最为需要。因为如此，一方面才可以避免把全盘旧道德当作新道德的危险，一方面又可以使科学技艺的运用有一正确的轨道可循。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只有知识与技术的训练而于道德教育置之不顾，则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如此用，也可以如彼用。其结果，受过科学专门教育的人，大家都没有共同的信念与趋向，由是民族的共同意志无从发生。共同的信仰无从树立。有人说教育要自动，自动就是被动的对称。脱离民族道德的约束，任其自动，究竟动往何处？因为自动，不可无动向，否则成为盲动乱动。现在所谓的自动教育，就是放任的教育，个人没有伦理上的约束，国家也没有道德的统制。其结果，就是一种浪漫生活的流行，而我们所希望的理想的教育，反没有人注意。在欧洲当经院制的教育盛行的时候，特别重训练整个的人。中国从前行书院制，生徒对于山主或教师的道德，总是欣然同风。到了现在，知识商业化，教员与学生都怀着这种观念，彼此间并没有一定的礼貌，相遇的时候，望望然去之。教者如同银幕上的演员，学生如同看戏，一个民族的教育，弄到这个地步，还了得吗？所以现在学生对于教员须讲礼貌；教员对于学生，亦应以自身道德修养来感化学生的品性，才是适应民族需要的教育。在一八一五年英国大教育家欧文所主张的“New Instiu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形成品格的新制度），是很有价值的，是要把人们的品格，拿新的教育来养成。所以教育的第一步是在教人们如何做人；能够教成一个好的个人，就是能做一个好的国民。现在有多少思想背谬的教育者，对于学生品格一方面不去注意培养，而专重记诵知识的灌输，甚至教人去作工具，这是国民革命时代教育上的一个大缺点，到了现在，还没有全部改变。一方讲策略，一方讲手段，其实做人的根本修养还站不住，尚有何策略与手段之可讲？若是人格与本性优良，还要学什么策略与手段呢？一个优良的学生，出校来办了几年事，自然就有应付事件的经验，办事的策略与手段，自然可以形成。若是舍正道不由专门投机取巧，勾心斗角，其结果，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甲以策略对乙，乙又以策略对甲，大家互相用策略讲手段，一时的成败无足计，但整个民族道德从此衰败，民族与国家陷于万劫不复，大家同归于尽，实在可惜。所以我以为教育的使命，第一在教学生如何做人。从前曾国藩如何能够负大责任，就是在能够实行人格教育，以道义感化人。有人说曾国藩为什么不推翻满清，自己做皇帝，殊不知当时曾国藩自己以道义人格相号召，于是大家本着这种理想与道德来帮助他，如果自己出来做皇帝，亏了忠义，也是马上会坍台的，所以仅就曾氏服膺道义，提倡人格教育这一点来讲，是他一生成功的主因。不过我们现在主张道德教育，是以民族道德为前提。明白这一点，才可以谈教育，才可以运用教育的力量来保护民族的生存。

四、注意知识的纪律：中国现在教育的大毛病，就是在知识没有纪律的训练。教育不只是移转已有的知识于个人，还要训练人的思想方式，思想的途径与思想的习惯，这种的教育，才是有用的教育。而目前中国的教育则不然，对于各种的知识只有散漫杂乱的传播，关于知识纪律的训练则毫无。殊不知知识有知识的纪律，知识的阶段Intellectual process是不能躐等的跳过。未经过一定阶段的训练，将永无成功的希望，永不会产生训练的结果，只是变成功知识的混乱Intellectual chaos ，对于样样东西，都没有深知。这种教育愈办愈成为全国的大笼统。从前西洋经典教育，其目的并不是专记几句经典，而是在训练知识的纪律，所以西洋教育界主张读拉丁文，就是想利用拉丁文的学习，获得经典的训练。因为经典的训练，就是头脑的训练，就是思想纪律的训练。从前许多的大思想，大学问家，都是由这种的训练出身的。到了科学化的现代，如逻辑与数学的训练，都是知识纪律的训练，使人们头脑清晰，一层一层的深造，对于任何事物都能下正确的判断。我可以说凡是一个浮动的民族，就是知识训练最少的民族。中国人深患思想浮动的毛病，比如看见外国人走路，大批的人跟着走、去看，表现得民族的没有知识。看到街上二人殴打，就大家拥挤着去看，处处地方表现得民族知识的低劣，所以有义和团出现于中国，这是一个民族的大危险。对于任何事务，似是而非是，似通非通，似知非知，似懂不懂，都是肤浅的教育所生的恶果。西洋有句话“It takes a long time to know how much you don’t know”（你要费多少的时间才能知道你所不知道的东西有多少），这就是表示求知识不能走捷径，不能超越一定的轨道而梦想着帝王之路。循乎正轨，确守纪律所切实求得的知识，才是真知，才是对自己对国家负了责任所得的知识。惟有拥有这种知识的人才能够促进社会的纪律，担负国家的责任。因为责任这东西，只有有知识的人，才能够负担。不然的话，莫名其妙的人，能负什么责任？讲到守纪律也是一样，没有受过知识纪律训练的人，往往不知道纪律。不守纪律，弄得社会风纪荡然，还要愚而好自用，得一知便自满，满脑袋的热空气，如何能作更深一层的造诣。所以纪律是由知识纪律的训练得来，责任也是知识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 。有了知识的深信，又有知识的纪律，才能够产生负责任的思想，教育出来的人材，才能够担当一切大的责任。

五、情感教育之重视：中国教育应注意情感的教育。在现代愈趋于工业化专门化的科学社会，情感教育，尤其要注意。大家不只是要有专门的知识，还要有一种企图的陶养。这种企图的陶镕，惟有依靠着情感的教育，始为可能。我们不单是要知得真，更要求善和美，我们不只是对于专门问题要有研究，还要有正确的研究态度与浓厚的研究兴趣，使人家不讨厌，使大家能够乐于共事。换句话说，就是要有风趣与风格。尽管大家成为专门家，若毫没有情感，结果彼此之间，没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大家就不能同在一道。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应该注意生活风度与风格的养成，因为教育不只是创造文明Civilization ，还要创造文化Culture 。文明与文化，是两样东西。文化是情感教育的产物，其内容是风格风趣。一个国家，文明虽不好，若文化很好，还是可爱。比如日本文明是很发达的，但是缺乏一种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一向发达，曾经同化了好几个入侵的异族，潜移默化与情感的调节和陶镕的力量特别大。从前中国的教育，有礼、乐、射、御、书、数六科，乐就是情感的教育。以后音乐与美术的教育颓废了，以致人民生活枯燥，缺乏情感的调剂，而社会上所流行的如胡琴京调之类，不是靡靡之音，就是颓废之调。这不是情感的教育，也不是纯情的修养，只是感情的放荡与横溃罢了。所以正音不闻，自然的就产生了无聊的曲调，比如现在所流行的“毛毛雨”、“可憐的秋香”之类的无聊腔调，盛极一时，若是使爱好音乐的德国人听了，真个笑死。在德国，有Bar军歌，大家都能够唱。他们对于音乐、美术教育的设备，非常注重，往往不惜巨资建设一个音乐学院，举行一个音乐会，这并不是奢侈的教育。我国国立音乐学院的创设，也不是点缀门面的教育事业。在中央大学我特聘请奧国大音乐家来当教授，也就是在提倡情感的教育。其他如美术教育馆，公家费了几千几万的经费，使一般人民身临其境，油油然发生一种伟大的感觉，以陶冶他们的身心。又如描绘拿破仑战争的油画，法国罗浮宫的大建筑，使人看了，胸怀旷然。一个国家，若是没有这一类的设备，没有这种情感教育的陶镕，他的国民，心胸窄狭，看不见大的世界，因此勾心斗角，无大的气量。现代的德国，其全体人民都推重Bach 、Beethoven 、Wagner三个人物，把他们认为是代表德国人的灵魂。德国有了这种伟大的情感教育，所以能够复兴。然而这种艺术教育的思潮，传到了中国，一般学艺术的人，披头散发，以为这就是艺术的生活，真太蔑视了艺术了！

六、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三者须打成一片：中国的教育，将来要有结果，必须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打成一片，才有希望。现在大家对于教育，只注视到学校一方面，很少人注意社会与家庭教育，而能够注意到把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联为一气的更属少见。其实社会与家庭，乃是一个人生的熔化炉，学校教育出来的人，一到社会与家庭中去，就变了。现在大学教育仅仅四年，在长久的社会与家庭教育期中，只有如许短促的时间，教育的效果，如何能够表现？又如办幼稚教育，在学校里所教的，一到家庭里就还原了，尤其如果家庭教子弟学坏，使得学校教育等于零。例如中大实验小学的小学生，有许多是官家子弟，上学回家，都是用汽车迎送。学校教师对于家长加以劝告，他们每天仍然是把汽车开来送到学校附近。后来教师们告诉一般小学生，把幼小时坐汽车习惯的坏处说明白，这班小学生都很听话，大家回去就对家长要求不要把汽车迎送。其实在小学生的时代，就养成了坐汽车的习惯，我们能够保障一个人一生都有汽车坐吗？在幼小时候，天天坐汽车，使养成功一种习惯，对于小孩身体发育上实有很大的妨碍。若是用公家的汽车给自己的儿童坐，尤其不应该。从前之所以有母教、家教，都是很有道理的。现在母教、家教太不讲求了，说到良妻贤母，大家就表示反对，其实妻不良母不贤还要得吗？固然女子的责任，不仅在做一个良妻贤母而已，还可以担任其他重要的工作，但是对于家庭教育的责任，可以说是她们的天职。到了现在，大家庭虽然已经崩溃，而小家庭在无论那一国中都认为是很重要的。在大家庭时代，家庭教育是由家庭中多数的人负责，而在小家庭的现代，则母教更觉重要。所以在英国有Parents union“父母组合”，常与Teachers union“老师组合”合作，以便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打成一片，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说到社会教育，其影响更大。比如电影戏剧等是社会教育的利器，在各国是受整个国家教育政策的统制，而且这种教育政策，除掉用学校教育来实施外，莫不凭着电影戏剧的社会教育作实现的工具。中国的社会教育的设施，向来就很少人注意到。旧的戏剧已经不合现代的需要，须大大地加以改革；新的电影教育，也是非常幼稚。平日演放的影片，不是舶来品，就是一般商人为迎合社会心理而制作的卑劣作品。一般青年学生一入影戏场，于无形中受了种种恶影响，一个人的起居动作服饰装束，甚至思想言论，都学到影戏中所教给他的。如现在一般青年男女油头滑面，奇怪的装束，几乎无奇不有。单只是蓄发，有什么飞来伯式，什么Pickford式，熏染成功一种电影的人生观。社会教育的势力如此的大，单靠学校教育有什么用处！所以就整个的教育来讲，学校教育要收到好的效果，绝对不是仅仅学校内部的教育工作所能济事，必须把家庭教育改良，社会教育有办法，三者打成一处，形成一个很密切的联系，才可以使整个国家的教育问题，获得一个正当的解决。

以上所讲的，都是中国教育问题根本上待解决的几点。至于专门问题，应让各专家去讨论，断不是在此地费几个钟头可以说明白的。我的目的，是在使大家认清中国教育的危险与趋向，我们要复兴民族，究竟是需要一种什么教育？大家明白了这一点，将来出去，才可以担任民族复兴的工作。我们常夸示着说我们的民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看了现在民族教育的状况，对于民族历史的延续，不得不深深地担着忧虑。我们可以说没有教育，就没有将来，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民族生命有意识的指导。整个民族的生存，应该有生存的理想，这种理想，惟有借教育的指导，才可以确立，才可以实现。整个民族的生存，应该有整个生存的协调，这种协调，也只靠教育的指导，才能够成立，才能够发展。我们国家和民族一切现在的问题，是要候教育来解决，将来的趋势，也要靠教育来形成。我劝各位对于这个问题，细心地去研究，尤其学教育的学生，要特别注意，固然非其人不可妄谈教育，但是学教育的人对于教育还没有认识，那就更坏。要自己有了教育的认识，才能够负起复兴民族的使命。我们认清楚，决不抄袭他人的教育，我们要创造自己的教育。我们的教育是在教自己教他人做一个什么人，做一个怎样的国民？我们相信有了好的个人，就有好的国民，有了好的国民，才可以继承前人智慧经验的结晶，发扬光大，创造增益，确立民族教育的中心，以永远保持民族的光荣。

（录自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