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的发展

第一节　民族教育的发展

历史上，土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明初，明廷下令凡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随之，土族地区逐渐建立了儒学教育。如西宁卫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置卫学，以讲授孔孟儒家思想为主，兼授医学、算术。庄浪卫土司鲁鉴于成化三年（1467年）俸资一百两重修本卫儒学。随着儒学教育在土族地区的推广，土族中也涌现了一些及第入仕、显于士林的优秀人才。据记载，明代西宁卫中进士者4人，中举人者3人。其中民和东李土司李于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李侄李完于嘉靖七年（1528年）中举人；东李土司李光先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中武进士。

清初，清廷命令各省府、州、县置社学，择“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充任社师。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西宁创立贡院（考试场所），同时在土族地区广建义学、社学，尔后还创办了书院。这一时期，青海土族地区设立的书院有三川书院（在今大通）、崇山书院（在今大通）、凤山书院（在今乐都）、泰兴书院（在今大通）和五峰书院（在今西宁）等。另外，土族各村堡设有私塾。如在土族聚居的互助地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时有私塾3处，此外，在东沟大庄、华林沟、阿土记、麻吉、贺尔、双树大庄、董家寨、下马圈、五其、甘家堡等地办有十多处农村私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青海土族地区的书院、社学、义学等大都改为学堂，学堂分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三种。由于数量很少，能够入学接受教育的土族子弟很少。

民国时期，随着新的文化教育体系的建立，土族聚居的青海互助、民和、大通等县陆续开办了一些新式学校，许多土族子弟进入这些学校，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民国初年，在互助县威远堡建立了国民小学1所，即威远镇初级小学校。1918年，该校增设高级班，有汉、土各族学生180名。到1932年，全县已有高小3所，初小56所，学生1889名。1933年以后，全县又先后开办了一批学校。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县已有高小16所，初小79所。

民和在1930年建县时，全县已有4所高级小学、42所初级小学和1所女子学校，有汉、土、回各族学生1050余名。到1948年底，部分乡镇基本上有中心小学1所、堡有初级小学1所，全县共有中心小学、初级小学70多所，学生2190多名。而土族聚居的三川地区，早在清末民初之际有官亭堡初等小学堂1所，农村私塾3处。1934年，班禅驻京办事处副处长朱福南在三川地区创建高级小学1所，初名杏川小学，不久改名为官亭小学校，入校学生达128名。此后，朱福南先后在中川、美田、镇边、虎狼城、赵木川、梧释沟续建6所初级小学，并创立了官亭女子小学，有30多名女生入校。

土族聚居的大通县，其学校教育在当时的青海各县中比较发达。1926年，全县除设有县立第一、第二高级小学和女子小学、模范小学外，另有初级小学40所，分6个学区，遍及全县40个村庄，有汉、土、回、藏各族学生2120名。在土族聚居的古娄、祁家、多洛、逊让诸堡尚保留有私塾7处，学生270余名。至1932年时，全县有高级小学3所，初级小学46所，女校1所。土族聚居的多洛、阳化、逊让诸堡，均已设有初级小学。1949年上半年，全县有中心国民小学18所，学生2162名，国民小学81所，学生4374名。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土族地区原有的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设立了教育行政领导机构，推行了新的教育制度，调整了学校布局，使用了新的教材，并拨款新建和扩建了一批学校，增添了许多教学设施，使土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此外，土族地区还相继办起了各种形式的识字班、扫盲班，参加学习的干部群众达数万人之多。到1958年，互助县各类学校达到214所（其中中学2所），在校学生28500余名；大通县各类学校达到164所（其中中学4所），在校学生26000余名；同仁地区的土族教育与以前相比也有了较大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土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幼儿教育从无到有，土族分布的各县、镇及部分乡、村办起了幼儿园、托儿所或学前班，有许多学龄前儿童接受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基本实现了村有完全小学、乡有中学、县有民族中学、职业中学和普中民族班，学校布局合理，师资配套，全日制授课的教学体系。据统计，1990年，甘肃省朱岔、勺哇两个土族乡的儿童入学率达到70%以上。1991年，青海土族地区各类小学达940余所，中学达119所，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4%，小学教师6653名，中学教师3577名。截至2008年底，互助、大通和民和3个土族自治县的普通中学数分别为39所、30所和43所，小学数分别为209所、233所和281所，普通中学专职教师分别为2174人、1652人和1672人，小学专职教师分别为2018人、1871人和1889人，学龄儿童入学率分别达到100%、99.8%和99.7%。

互助县民族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