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发展

第一节　民族教育发展

羌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也是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从各民族教育发展史来看，每个民族都在很早的时期就有了教育，而文化的产生始终是与传播及学习密切相关的，因而羌族教育发展的历史应该和其文化一样久远，并随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地发展。

一、古羌人的教育发展

可以肯定的说，古羌人的教育活动是与经济、政治、生产活动融合在一起的。虽然这一时期没有专门的施教机构、专职施教人员和固定的施教场所，但其教育内容却十分广泛。其教育形式主要为口耳相传及行为模仿，加之此时的教育具有全民性，因此全体社会成员都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公元4世纪末的十六国时期，羌人姚氏在中国的西北部建立了后秦政权，建都长安。后秦模仿汉制，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的措施。特别是在“尊儒崇佛”的文教方针的指导下，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无独有偶，古羌人的一支党项羌也在公元1038年建立了西夏政权。西夏国受佛教、儒教影响颇深，历代统治者都采取了“崇儒信佛”的统治及文教政策，其教育制度随着王朝的兴盛而日渐完善。就目前的史料分析可知，西夏的番学、汉学的教学内容还是以传授汉文化为主。教材多是汉文化典籍以及翻译成西夏文的汉文典籍，其中包括经、史、子、兵、医、字等类书籍。西夏特别重视语言文字教育，并创制西夏文字，也非常便利的推进了双语教学。佛学的教学内容以传授佛教文化为主，所用的教材是翻译成西夏文的汉、吐蕃文经典。由于羌人支系建立的后秦、西夏等政权与今日之羌族同源异流，因此对其在教育方面的成就不再展开论述。

二、宋元明时期岷江、涪江流域羌族地区的教育

宋、元两代，在四川西北部岷江、涪江流域已经居住了大量的羌人，中央政府在羌区设置州县，并开始在其地推行“夷人治夷”的土司制度和“恃文教而略武卫”的方针，一方面对羌人首领采取怀柔政策，一方面进行中原文化的普及。

宋时在茂州（现在的茂县）设有教授等学官。驻守羌区的汉族官员也很重视发展儒学教育。宋代政和七年（1117年），魏禧任石泉（今北川县）知军时，在县城内首次创建学宫。学宫的主要活动内容：一是收集珍藏汉文典籍，供人阅读；二是弘扬儒教，供奉孔子等先贤；三是讲学，传播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族文化。在教育对象上，学宫主要招收地方官吏、富豪及羌族首领子弟。宋代嘉熙二年（1238年），学宫曾毁于当地羌民起义，直到淳祐三年（1243年）张贵接任石泉知军时才得以恢复。汶川县因地近成都平原，自唐代起就有进士显第人才，如唐代元和年间进士元友谅、宋代乾道年间进士李枢等都是代表人物。因此，汶川的汉文化教育的历史应该是从唐代开始，《汶川县志·学校·序》中曾载：“汶邑自唐代元和中即有以进士显著，追溯其源，则建学或当唐代始”，也直接地证明了汶川儒学教育历史应是发源于唐代。

元时，羌族故地河西凉州一带曾多次重修庙学，以推行儒学教育。庙学是利用孔庙，也称文庙这一设施，展开与儒教密切相关的儒家伦理道德、礼法制度的教育，在当时也属于一种社会化的教育形式。早在宋代，凉州就有庙学的存在，然而其后文庙毁于战乱，庙学教育也被迫中断。史书记载“夏亡，郡县废于兵，庙学尽坏，独甘州仅存其迹，凉州有殿无庑。延祐年间（1314～1320年），荆王修庙学，尽撤其旧而新之”，可知元代又有恢复之举。据《甘肃新通志·职官制》记载，元顺帝至正年间的唐兀人（党项羌人）安贴木儿就曾提倡过“以孝悌忠信导民，先教化而后刑”。另外，立《肃州碑》的羌族学者善居，其先世袭元肃州达鲁花赤，自小接受儒学教育，《肃州碑》也反映出了其较好的汉文化造诣。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元代肃州羌人的教育发展状况。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曾诏令“州县皆立学”，在各州县设置教授，以推行儒学教育。元代统治者也承袭宋的衣钵，曾诏令州县设学校和书院，并置学正、学长、学录等各类教职。从以上史料看来，宋元时期兴学诏令在羌族地区曾经得到过不同程度的推行，应该有一定的教学成果。宋元以来，羌族的居住格局大致定型，即大多数的羌族聚居在四川西北的茂州及松潘、理番（今理县）、汶川、石泉（今北川羌族自治县等地）。明清两代，随着王朝政权在羌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开拓交通路线，并大量引进汉族地区的生产技术以促进生产进步。随着汉族地区的生产技术的到来，羌族地区各地儒学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书院等教育机构也日渐增多，使得羌族的汉文化水平逐渐提高。

就儒学教育而言，明朝前期，羌区各地在宋元两代形成的基础上，先后重修或新建儒学教育设施。如在北川县，洪武四年（1371年），石泉县主簿卢子亨恢复旧制，并重修县儒学以加强教育；永乐八年（1410年），茂州知州刘坚设立州儒学；景泰三年（1452年），松潘卫镇守使罗绮倡建卫儒学等等，这些王朝时代的地方官吏在其治地推行教育，倡导文人欲入仕必先入学，力求使所辖羌民能“登圣人之堂为圣人之徒”，并以统治者的身份“谕以朝廷成俗之意”，呼吁及要求羌民“遣子弟就学读书”。甚至有的地方官员身体力行，“与诸生相率唯谨，揖逊从事俎豆，彬彬然有齐鲁之风”。这样推行汉族文化教育的结果，至清代中叶，羌族地区的不少羌民变身成为了“言语衣服悉与汉同，亦多读书识字之人”。儒学一般由地方政府管理，为加强教学管理，清嘉庆、道光开始设置学署专司儒学管理之职。在教育体制上，汉族地区的儒学教官需设教授或学正、教谕各1人，训导2～4人。但在羌族地区该体制有所缩水，如茂州儒学原来仅有学正、训导各1人，到嘉庆七年（1802年）又被裁去训导，变成了学正一人独自支撑的局面。其他地区如石泉、汶川等儒学则或无教谕或缺训导，总之未能达到教学的完整编制。同时儒学学员名额也少于汉族地区，其升学考试时间也缺乏保障。大批生员的举贡时间间隔也被延长，造成学员的升级滞留。如松潘儒学原规定生员名额8人，廪、增生名额各20人，两年举一贡。但至乾隆年间，经过两次“裁拨”，名额被减至生员4人和廪、增生各12人，举贡时间也延长为三年一次。这恰恰与“改土归流”政策以及推行汉文化教育“以化愚顽”的政策方向相反。在教学内容上，以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阅读及理解为主，以科考升级及第为现实目标。明末清初，在考虑到羌、汉生员学力的差别后，不同族籍的科考内容与录取名额尚存在弹性，对羌族生员还有一定的优惠政策。但到了雍正八年（1730年）松茂道郑其储开始推行羌、汉“一体考试”后，参加科考的羌族子弟被取消了优惠，在“卷面不必分别汉羌，取额不必加增，一体凭文去取”的规则下，诸多才涉入汉文化学习的羌族子弟被剥夺了入学、升级的机会。儒学教育所需经费大致由每年祭祀孔庙的费用、教师的费用以及生员的生活费构成，其大部分的经费由地方政府支付，同时也要靠地方官吏士绅的捐资等收入来填补。在学生的待遇上，廪生除过免征“丁粮”劳役外，还享有不多的“饩银”维持生活，增生则只有学籍而无“饩银”，很多生员得为自己的一日三餐而忙碌，“往往代负荷取佣值”“耕读相伴”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然而由于明清时期不安定的政治局势，内乱兵灾的频繁，致使羌族地区学校兴废无常，汉文化的教育也是时断时续。

社学及义学方面，明朝虽多次诏令“更置社学”和“复兴社学”，以辅助儒学的发扬，但是羌区“社学”的设置不仅规模有限而且时期也晚。直至明隆庆年间，茂州知州张化美才在城内和南门外各设一所社学。社学主要招收8～14岁的家庭贫困者，由政府提供住宿饮食，学习时间较长，教学内容除传统的蒙学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外，还涉及政府公文体裁如诰、谕、律、令的学习，以及婚、丧、祭、拜等儒教礼节的学习。学童中如有学业优秀者，则可直接补录为生员。清康熙年间，羌区开始设立义学，因义学入学门槛更低，且有众多的支持者，开始威胁到了社学的存在。至清道光初年，茂州已有义学5所，石泉有义学8所；同治年间松潘有义学2所，理番有义学4所。羌族地区的义学多是民办，教员薪俸由地方的各种捐资支付，同时也需学田、义仓等来维持。作为启蒙教育的重要形式的义学，教学对象以贫寒人家子弟为主，入学期间不缴纳任何费用，有的还为学童提供笔墨纸砚和书籍，教学内容多为汉字的读写和启蒙学教材的背诵。因施教对象构成复杂，因而未设定学习年限，在制度上显得灵活、宽泛。

明代羌族地区除石泉有过书院且“废于兵”之外，其余地区不见有记载。清乾隆年间，书院方逐步兴盛于羌区。比较有名的书院有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汶川知县李成桂建在今汶川绵篪的石纽书院、乾隆三十年（1765年）石泉知县姜炳璋所建的酉山书院、嘉庆十八年（1813年）理番同知徐廷钰所创办的花岩书院、道光七年（1827年）茂州州官刘辅廷改置的九峰书院以及松潘所设的岷山书院等。书院经费主要靠地方政府所置学田维持，并辅以官绅商户捐款生息，特别是经营米、酒、油、盐行的商户，都须向书院缴纳“称银”“斗捐”。地方政府也十分重视书院，对书院负责人、讲席也多有厚赠。廪、增生也有饩银，若遇闰月还可增发。

综上所述，羌族地区在宋元明三朝的教育情况，并没有像汉族地区一样得到足够的重视，同时也未看到其发展。虽有个别地方官员的努力，但无论是规模，还是教育实质都与汉族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该地区总体的汉文化教育水平逊色于邻近的汉族地区。

三、清末民国时期羌族地区的教育

清末，中国政治局势激变，文化教育中也出现许多新思潮，近代教育体制也逐步引入中国，羌族地区也逐步显现出了近现代学校教育的雏形，并得到了较为明显的发展。在新兴教育制度下，有的新式学校曾一度出现“学子盈门，争先恐后”的现象。这些学校一般由各地的劝学所（民国后改为教育科）管理，其招生、教学和考核等制度已日渐同于内地。这一时期，逐渐改书院为新学，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小学教育。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除旧九峰、岷山、酉山书院等均相继改为小学堂外，羌族地区各县还增设了大量的小学，开启了近代教育的先河，并一直持续到封建王朝统治结束。

民国时期，各县的小学教育发展状况虽不均衡，但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各县不仅拥有一所或数所县立完小，而且均新设一所省立小学。省立小学的设立，使得教育分管层级提高，强化了学校教育的管理，便于规范化教育的推广，也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第二，各县分别在羌族最集中的某些聚居点，如理县（原理番）、薛城、茂县（原茂州）、叠溪、松潘、镇坪、汶川、雁门等地设置了小学，方便羌民子弟入学，有利于提高学童入学人口比例。第三，茂县、理县还先后创办县立女子小学，是在清末《女子小学堂章程》颁布后，开创了羌族地区教育的新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性别平等及受教育权的平等。在国民政府实施新县制以及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后，《国民教育法》中规定“国民学校，应每保设置一所，但地方有特殊情形者，得增设之，或联合数保共设一所”。因此，各县相继在各乡（镇）、保设立了中心国民学校和国民学校。小学教育普及到了县级以下，入学学童更是大量增加，如1937年的茂县仅有初级和短期小学23所，在校生共773人，而在1941年茂县已有中心国民学校和国民学校37所，在校生1460人，分别约增加了61%和89%。由此可见，民国时期是羌族地区小学教育得以初步发展的时期。

就中学教育而言，清末除石泉曾设有一所中学堂外，其他羌族地区都未设置。1931年秋，四川屯殖督办署在茂县创办了“茂松理汶联立初级中学”，开创了岷江上游地区中学教育的先例，但仅过4年就因军阀混战、政局动荡而夭折。1941年经羌族教育活动家顺公著等的努力，“茂松理汶县立初级中学”得以再建并开门招生，重续了岷江上游羌区中学教育的历史。1946年茂松理汶4县因办学经费发生分歧，松理汶三县退出，该校改为茂县独立自办并更名“茂县县立初级中学”。两年后的1948年，理县也设立了“理县县立初级中学”。随后，松潘、汶川也各自设立了县立初级中学。然而高中教育却迟迟未能启动，直至1949年秋，茂县县立初级中学才开始增招高中学生，并成为了羌族地区高中教育的重要单位。

在教会教育方面，基督教于1876年传入四川，先后有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的传教士进入四川。到1900年，进入四川的传教士达200余人，在这一时期，西方各国的传教士也陆续深入羌族地区，除传教和设立医院之外，还相继设立学校培养教徒子弟。这一时期，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的教会学校有英国传教士肖化龙在茂县凤仪镇所设立的华西小学，以及毛森等人在理县薛城设立的福音堂女子小学等。然而这类教会学校规模都较小，学生人数也不多。教职工薪金全部由教会提供，学生每学期需交纳一定的学费，另尚需自备书籍等学习用品，贫困家庭子弟可免费入学，并由教会提供学习用品。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除新学制所规定的教科书内容如语文、算术以外，也传授儒学经典“四书”“五经”等，但主要是学习基督教教义，所有师生也必须参加基督教所规定的礼拜活动。信仰坚定并学习刻苦的学生，教会还会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给予专门的培养。成立于1927年的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1939年展开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运动，先后在四川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三个服务区。此时，“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在汶川威州也建立“川西区部”，后来因工作所需迁至理县薛城。边疆服务部在羌区以传教为首要任务并广泛创办学校，包括在理县杂谷脑、立力寨和汶川威州、萝卜寨等羌乡羌寨兴建幼稚园、小学以及川西护士学校等。虽然教会教育的实际目的为广泛传播基督教义，但是，教会学校的设立也丰富了羌族地区的教育形式，同时也给地处偏僻的羌族地区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教会学校为扩大影响吸引穷苦学生，多会采取免收学杂费，并在物质上予以帮助，甚至会选送优秀学生到成都进一步深造。理县教会甚至组织过佳山小学羌族学生赴蓉观光，在成都期间还安排华西、齐鲁联合医院对其进行健康检查。可以说，在传教的同时，教会在教育方面的各种努力都为羌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特别是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四、新中国时期的羌族教育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羌族地区人民政权相继建立。随着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等政策的贯彻落实，各类社会教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教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教学手段也日趋现代化。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奠定了具有羌族特色的教育体系发展的基础。

纵观历史，封建王朝时代羌族地区是不可能有学前教育的，即便是开始重视学前教育的民国政府，也未能在这一地区作出好成绩，迄至1949年，在茂县凤仪镇、理县杂谷脑及北川曲山镇等地仅有屈指可数的几所幼稚园（今指幼儿园）和百余名入园幼儿。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地政府在加强学校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学前教育，幼儿园数量逐步增加，规模渐次扩大，弥补了历史所造成的不足。1978年以后，学前教育有了更大的发展。为了使广大羌族幼儿在教学活动中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发展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各地的学前教育机关采用了很多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如汶川县威州的幼儿园在推广普通话时就充分利用现代技术，运用电视、投影仪等技术手段，通过影像观摩、看图说话纠正羌族幼儿的方言土音；借助幻灯拼图和画面讲述，提高羌族幼儿的想象、思维能力和说普通话的能力；通过家乡山水自然题材的画面展示，引导及培养幼儿热爱家乡、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

在小学教育方面，羌族地区也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茂县1950年有小学41所，在校生1072名，而1990年小学增至188所，学生人数也增至11920名。为使更多的学龄儿童入学，新建的小学校多选在远离城区、交通不便的高山峡谷中羌族聚居的村寨，以方便学生入学。在此期间，羌族儿童的入学率有了明显的提高，如茂县羌族儿童的入学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仅为4%，而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提高至89.2%，到21世纪儿童的入学率基本都保持在90%以上。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各地都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不仅注重充实、培训师资，多渠道地增加教育投入以改善办学条件，还通过积极开办寄宿制和半寄宿制民族班，提高了学生的入学率、巩固率和合格率。另外，为帮助部分不懂汉语的羌族儿童尽快适应学校的学习和生活，在小学低年级采取并推广羌语辅助教学。在羌语教学方面，首先要求任课教师制订自身的羌语学习计划，从日常用语学起，逐步在教学中通过羌语帮助学生理解教学难点。教育局也会定期组织教师学习羌语，交流学习经验。在教学考核中，将教师能否运用羌语进行辅助教学作为评定教学质量的标准之一。现在的茂县小学教育中，羌语辅助教学已是不可或缺的、极富成就的教学手段。

1949年后羌族地区各县都设有一所高中及数所初中。随着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推进，羌族地区的初、高中教育也日趋完备，学生人数也大量增加，同时还培养了一部分羌族老师充实进教师队伍。1950年的理县仅有一所初中，教师数人，在校生不过40余名，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发展为4所中学，在校生也增至1218名，其中羌、藏族学生占82%。从羌族地区师资来看，茂县在1951年只有中学教师16名，其中少数民族教师仅2名，占12.5%。而在1990年中学教师人数增加为255名，其中羌族教师为104人，约占40.8%。由此可知羌族地区教育发展的现状。在建设师资队伍、办好寄宿制民族中学的同时，为完成教学大纲安排及提高教育质量，随着国家教育投入的切实增加，各地的中学都具备了采用现代化教育的物质基础，在新的教育手段的运用中，教学质量也得到了不断的提高。随着电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普及，掌握一定的电脑技能成为了教育所需，为顺应时代潮流，茂县中学也在传统的电化教育和实验教学的基础上，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设立微机房，并多方筹备经费，添置了教学用微机，并派教师在省、州接受培训，培养了微机教学专业师资。至20世纪80年代末，先后在全部高中班、部分初中班开设了微机课，约1400人次的学生接受了微机教学。学生们学习了基本的电脑使用技能，并以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的形式巩固课堂所学内容。由于国家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国内的大、中专招生政策都对少数民族学生有所倾斜，因此也激发了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高考恢复以来，有多数学生考人了省内外的大、中专院校，其中羌族学生就占有较大比例。1977～1990年茂县共向省内外的大、中专院校输送新生1579名，其中少数民族（含羌、藏、回族）1207名，占76.4%。经过大、中专院校的深造，部分学生还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课程。而学成的学生则在行政、教育、医疗等各行各业发挥其才能。21世纪以来，中学教育有了更好的发展，随着教学质量的提高以及国家高等教育的充实，羌族学生的高考录取率也越来越高，为羌族培养了一大批本民族精英人才。

同时，随着教育事业的有序发展，羌族地区的教师队伍建设越来越成熟，师资力量也日益强大，完全担负起了本地区的教育事务，为本地区的教育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教师队伍中也拥有了更多优秀的羌族教师，作为新中国培养的教师人才，正在为自己家乡教育事业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努力工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