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后的非洲民族教育

二、独立后的非洲民族教育

20世纪50年代以来，非洲许多国家先后取得了民族独立。新的民族国家在发展本国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都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把发展教育事业视为“优先中的优先”，将其作为立国的战略投资。其主要特点有如下方面:

(一)大力扫除文盲

非洲很多国家在独立以后，均大规模地开展扫盲工作，发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例如坦桑尼亚在刚独立时，文盲率高达75%。20世纪70年代初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连续几次举行全国性的识字测试，到70年代末，文盲率已降低到20%多一点。该国把扫除文盲与国家振兴联系起来，前总统、杰出政治领袖尼雷尔曾说:“假如一些人受的教育水平很高，而另一些人则完全是文盲，那么就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坦桑尼亚。”他认为“文盲的人不论在促进国家发展或发展他们自己方面都永远不可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因此，“应该着手扫除现存的大量文盲”。

又如埃及，在取得独立后的1952年，即制订了一个扩大初等教育的计划以替代扫盲运动。但到1966年，埃及的文盲人数仍占总人口的63%。为了进一步开展扫盲运动，埃及政府于1970年颁布了第67号法令《新扫盲法》。当时的埃及教育部部长强调说:“如果说我们过去带着文盲的耻辱还能生活的话，那么若是不根除文盲，用这个时代的种种武器武装我们的阿拉伯民族，我们就不能在今日的世界——一个具有现代科学、发达技术以及智慧和政治剧烈冲突的世界上立足”^[9]《新扫盲法》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埃及扫盲工作的快速进展。

津巴布韦人的石雕

非洲青年在劳动

经过20多年的持久努力，整个非洲的文盲率大大下降，1960年时文盲率还在90%以上，到1970年时，已下降到71.1%;1985年时又降至54%。应该指出，这种突出成绩是在非洲各国人口过快增长的情况下取得的。可见，非洲国家为开展扫盲工作作出了何等巨大的努力!

(二)普及基础教育

非洲教育的发展还表现在初等中等教育数量的大大扩充上。建造了大量的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培养了许多师资，以支撑教育的大发展。在这方面，过去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发展最快。那个地区的初等学校1960年只有7.3万所，到80年代初已增加到16万所左右，初等教育的师资也从60年代初的32万人增至70年代末的120多万人:中等学校的数量也相应有所增加，仅师资数量就从1960年的4.6万人发展到80年代初时的37万人，增加了将近7.5倍。如南部非洲的博茨瓦纳独立时，全国的小学不到100所，中学只有5所。经过10多年的发展，到80年代初已拥有小学400多所，中学40所。科特迪瓦政府曾提出把100%的入学率作为发展教育的目标。经过20多年的努力，全国小学的班级由4500个增加到30000个，各类中等学校也迅猛发展。

与此相关的在校学生人数也急剧增长。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资料，从1960年起到80年代初期，非洲各级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增加了4倍，达到6300万人，其中70年代学生人数的年增长率为95%，大大高于同时期的拉丁美洲和亚洲。仅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80年代初初等教育的学生约4800万人，比1960年增加3.5倍;中等教育的学生接近1000万人，比1960年增加了10倍。

总之，许多非洲国家都把发展基础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重点，通过增加教育经费，新建中小学，速成培训师资，采用上、下午轮班上课，减少辍学率等措施，逐步扩大初等学校以及中等学校的规模，增加适龄儿童入学率。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非洲的基础义务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三)注重职业技术教育

非洲各国在发展教育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加快发展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职业技术教育，使教育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为国家的发展服务。如西非的马里就明确提出要建立完善的面向生产和生活的教育体制。马拉维要求教育的发展必须适合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总目标，使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和技能，具有生产生活的能力，培养公民的责任感，适合所在农村的环境，吸引他们有效地参加国家的各项建设。尼日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教育改革，从体制上进一步消除英国殖民主义的影响，其中强调改革以振兴国民经济为重点，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种类和规模，使教育更有效更直接地为国民经济服务。肯尼亚政府严格规定教育方针是，必须致力于国家的发展，有助于在经济上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就业问题，培养青年人自助、自立、自尊的意识;必须和农村发展紧密联系，使学校教育与农村社区发展紧密融为一体。

坦桑尼亚的成人学校

为了加强职业技术教育，非洲不少国家还创办了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性的技术学校。如苏丹的职业技术教育比较发达。1971年时技术学校的数量为11所，80年代初增加到55所，学生人数也相应从1900多人增至1.7万多人。国家还专门向技校提供了所需的车间、机械设备、实验室和原材料等。肯尼亚在其国内建立了19所技工学校，培养中级技工人才，国家还制定了各类技工的培训课程。

(四)积极向国外派遣留学生

20世纪60至70年代非洲国家还广泛开展了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多种文化，用于国家的建设事业。70年代末，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最多的北部非洲国家是摩洛哥，每年3万人左右，其次是阿尔及利亚，每年约有1.5万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也有大量的派出学生。尼日利亚在80年代初有6000多名学生在海外学习，国家每年向他们提供近3000万奈拉的费用，肯尼亚就有很多学生在国外就读，在80年代初，仅就读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就有4000余人。苏丹1982—1983年在国外的留学生高达2.4万人，分布在53个国家。有些非洲国家人口虽然不多，但也十分注意派遣学生出国学习。据1983年的统计，当年非洲国家在国外学习的各类留学生达到23万人之多。

一些非洲国家还积极接收来自非洲邻国或其他大陆国家的留学生，选派本国教师出国讲学，从事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如埃及与近60个国家签订了教育交流协定，每年接收上万名留学生，同时又派遣2000多名本国留学生在国外学习，埃及每年派遣教师数千名在国外讲学，这是其教育领先于非洲各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接受非洲留学生学习的国家中，中国是主要国家之一。统计资料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起至今，中国已接受非洲留学生4570余名，接待的非洲教育代表团有80多个，派遣赴非洲工作的教师400余人，为非洲的25个国家提供过不同程度的教育援助，这些交流与合作密切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非洲的技术培训学校

(五)发展高等教育事业

非洲各国在派留学生出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发展本民族的高等教育事业，高等学校的数量因此而迅速增加。例如，阿尔及利亚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大学和各类专业院校40多所，学校的布局也打破了过去只重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局面，向远离沿海的高原地区发展，在中小城市建立大学和专业学院。埃及的高等院校历来称雄于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大陆。20世纪60年代后，许多大学在各省设立了分校或学院，埃及共有13所大学，其中11所公立大学设立了10所分校，179个学院，上百个研究机构，几乎遍及全国各省。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高等院校也增至80余所，如坦桑尼亚有大学2所，得到教育部承认的学院有9所。许多国家过去没有高等院校，但在近些年，经过努力也建立了高等学府。据统计，除个别国家外，非洲每个国家都至少拥有自己的一所大学。

非洲高等院校的资金来源、建筑和设备，由于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其规模和水平都是值得称道的。许多国家都公布教育法，由国家向学生发放奖学金。如贝宁在1972年颁布了国民教育法，规定由国家奖励进入高等院校的学生，向他们颁发奖学金。不少国家大学的教学和生活设备均优良。教室、图书馆、实验室、食堂和宿舍都比较宽敞，条件较好。例如扎伊尔的金沙萨大学是中部非洲著名的大学，学校面积约300公顷，学校建筑和基础设施堪称国际一流水平。这所大学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1971年和1981年还曾两次扩建，设有六所学院，即法学院、医学院、药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和经济学院。金沙萨大学还设有许多研究机构，主要有东方事务研究中心、经济与社会问题研究所、再生资源研究中心等，为本国和本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

(六)完善教育管理机构

为了加强对教育事业发展的领导，非洲各国都设立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管理体制。在各国中央政府机构中均设有教育的领导机构，在各地方、基层单位也设有相应的教育管理机构。不少非洲国家的中央还设有国民教育部和高等教育科研部门，前者管理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基础教育，兼顾扫盲工作;后者管辖高等学校、科研及职业技术培训等。还有些国家根据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央的管理机构分工更为具体、详细，分设三个部，一是国民教育部，主管中小学教育和成人基础教育;二是职业培训和劳动部，主管职业技术训练和职业劳动力的储备;三是高等教育部，主管高等教育和科研。非洲各国在教育管理中，十分重视教育投资、增拨教育经费以发展教育事业。例如坦桑尼亚、贝宁、多哥、扎伊尔、几内亚、津巴布韦、埃及、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苏丹、博茨瓦纳等国，教育经费的支出约占国家财政总预算20%，以后又有所增加。像阿尔及利亚的教育拨款占政府预算的百分比，在1980年时已经达到了24.3%。有的国家教育投资的比例提高更快一些，如科特迪瓦的教育投资占国家预算的比例1960年为19%，到80年代初，已高达48%。

很明显，非洲各国教育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的充分保障，是非洲教育事业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