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非洲冲突后重建的动因

一、中国参与非洲冲突后重建的动因

20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逐渐从先前主要关注发达国家转向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地区，其标志是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46]此后，中国全面重返非洲并在诸多新领域发挥其影响力，冲突后重建便是其中之一。目前，中国在非洲冲突后重建中的作用远比过去更为重大，其动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非洲与国际体系的变化，也包括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利益的拓展。

首先，非洲所面临的安全挑战正从冲突和内战转向冲突后重建。应当承认的是，在克服冲突与不安全的双重挑战方面，非洲确已取得重大成就。今天的非洲远比十年前更为和平。尽管仍有不少冲突在继续，但非洲的安全挑战已从20世纪最后十年的战争与冲突，转向进入21世纪后的冲突后重建。

随着冷战结束，非洲得以从两极体系的主导中解放出来；这既解放了政府力量，也解放了非政府或者说叛军力量，结果是使冲突成为非洲大部分地区的主要特征。如同一位著名非洲研究学者所总结的，“由于受税入减少及对其权力的武装挑战的扩散而导致的非洲国家管辖能力下降，使得这类（冲突）地区的数量和规模得以上升……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无国家的国际关系”。^[47]

1999年，非洲53个国家中有16个陷入了武装冲突；大多数都不符合经典的国家间战争的界定。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非洲便饱受由相互联系的战争形成的毁灭群的破坏；这样的毁灭群有三个，分别是：西部非洲——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和科特迪瓦都有战争或冲突；大非洲之角——在乍得、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苏丹有战争或冲突；大湖地区——卢旺达、布隆迪、扎伊尔/刚果（金）及乌干达陷入战乱。这些冲突的绝大多数死伤者是妇女和儿童，且更多是由于战乱导致的疾病和营养不良致死的。^[48]

进入21世纪后，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非洲结束了大多数战争和冲突。大多数先前饱受战争困扰的国家现在都将目光转向国家重建，即冲突后重建。但这一任务仍困难重重。武装冲突仍在少数国家继续，其中最为著名的包括索马里、刚果（金）和苏丹，长期的、周期性的冲突导致了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后果和巨大的经济代价。在其他国家，冲突后百废待兴的环境使各种不安全因素随时可能死灰复燃，而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的动荡又为北非地区稳定带来新的压力。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地方性和社区性的暴力，低烈度的动乱及政治性暴力的频率都非常之高，使人不得不为之警惕。

其次，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利益正从促进转变为保护。随着中国在非洲利益的拓展，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对中国来说也日益重要。可以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已经从几年前的利益拓展，逐渐向着利益保护的方向发展。

随着中非关系的全面快速发展，中非经济关系已经超越了较为低级的规模扩张阶段，到了需要升级和加强保护的阶段。例如，中国在利比亚有75家公司承担着价值188亿美元的合同，占到2009年中国全球项目承担总额的4.6%。^[49]有专家预测，中非贸易到2015年将在201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达到3 000亿美元，对非投资也将再增长70%达到500亿美元。^[50]日益深化的经济关系不只是意味着获得非洲的自然资源，还意味着非洲日益增长的消费市场——这里拥有甚至比印度还要多的中产阶级。^[51]但如同其他地方一样，非洲超过10亿的市场潜力，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其未来稳定与否。

在这其中，能源安全是最为典型的体现。2009年，非洲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占到了中非贸易总额的60%。^[52]如同其他国家在非洲的石油公司所面临的情况一样，中国在非洲的石油设施和石油工人也日益成为多个国家的非政府武装的攻击目标，如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尽管大多数非洲石油出口国的冲突并不会导致全球石油市场的重大波动，但利比亚的冲突的确有这样的效果。在卡扎菲下台之前，中国从利比亚的石油进口占其石油总进口的3%。^[53]同样，中国从分裂前的苏丹的石油进口占其石油总进口的约5%。因此，利比亚和苏丹与南苏丹的动荡相当明确地表明，中国追求能源安全的全球战略使其不得不直接面对当地的不安全因素。

在能源安全之外，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也影响中国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利比亚动荡发生后，在利工作的3.5万名中国人不得不通过陆路和海路撤离，这类大规模行动将构成中国的又一新型挑战。^[54]在非洲的其他地方，中国公民也经常遭遇暴力，如被索马里海域的海盗所劫持。为数量日益增长的中国公民提供海外保护，正日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关切之一。

第三，安全—发展关联的新近发展。冷战时期，安全与发展完全是分裂的，被制度化为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和手段的政策领域。甚至可以认为，冷战实现了对安全与发展的一种宏观上的地理分工，即安全指东西方关系，而发展指南北方关系。^[55]根据这一地理分工，世界政治被制度化为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的关切和政策手段也差异巨大，导致了一种概念上和政治上的分工，即一方面是所谓发展研究，^[56]而另一方面则是安全研究，^[57]它们有着各自政策领域的不同机构。

自冷战结束以来，这一局面已然发生重大变化。世界上最贫困地区长期持续的冲突既使发展努力大为受挫，也激发了一种整合安全与发展的渴望。现在，安全与发展关切已经日益相互联系。各国政府和各国际机构都声称，在介入冲突后局势及与失败国家或潜在的失败国家的关系中，它们更为重视整合安全与发展计划的必要性。就其行为体、机构及政策倡议而言，先前相互隔绝的两个政策领域正日益相互交叉。如同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所说，“在21世纪，所有国家和国际机制必须促进更大的自由——通过确保免于匮乏、免于恐惧和有尊严地生活。在一个日益相互联系的世界，发展、安全和人权领域的进步必须齐头并进。因此，没有发展，我们就无法享有安全；没有安全，我们就无法享有发展；不尊重人权和法治，我们既不能享有安全，也不能享有发展”。^[58]这样，安全—发展关联概念便被作为一种对非西方国家的单个国家或国际性干预的逻辑一致的方法而受到欢迎。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整合安全与发展的努力却是更多强调安全，而非发展。全球化时代的安全因2001年“9·11”事件而有了新的含义。传统的安全观念在这一时期得以全面评估和演变。在整个安全光谱上，新的国际标准正不断确立，特别是如边境控制——移民和关税，及海上和空中安全等。基于这一逻辑，安全以一种特殊方式被融入发展话语，用安南在2001年《预防武装冲突报告》中的话来说，是创造了“专门聚焦于冲突预防的新一代发展工程”。^[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