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体系的对立和冲突

1949—1978：中国与体系的对立和冲突

●中国的角色定位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国人大多认为中国走进了一个新时代，胡风甚至将之形容为“时间开始了”^[29]。在执掌新中国政权的毛泽东等人眼里，世界进入到列宁所说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时代。一方面，“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整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块安定的绿洲了”；另一方面，世界已经走进了“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进行大决战的伟大时代”。因此，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高层对世界的认识长期以来一直就是黑白分明、善恶对立、光明与黑暗相争，只不过在此期间，苏联从代表进步的一方堕落成了比美帝还要可恶的苏修而已。

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旧世界中，中国将自己视为一个具备超越现代世界潜力的国家和继苏联之后世界革命的中心。一方面，中国必须抢先建成共产主义，尽快赶英超美，让全世界都感受到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另一方面，用当时宣传部门的话来说，中国要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要“解放全人类”。当时的许多人，就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王成喊的那句话——“向我开炮”，恨不得把敌人的火力都引来，只要全世界、全人类能得到解放就行^[30]。

既然要革命，那就要除旧布新，就要与过去决裂，就要“打扫干净屋子”，要“另起炉灶”。所以，新中国在重大政策上和国民党政府相比，在内政和外交上都采取全新的路线和方针，对内是苏联模式，对外则是要推翻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粉碎西方阵营，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此时的中外关系

虽然中苏关系从1956年开始就出现裂痕，但中国共产党在这30年间却在大体上始终按照苏联模式建设自己的国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当今世界非杨即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英雄好汉们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只能“一边倒”。“一边倒”不仅仅是一项对外政策的选择，而且是整个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迅速同苏联的体制接轨。中共领导人访问苏联时，花了大量时间考察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乃至体育方面的体制架设，然后把这些模式都照猫画虎搬到中国来。说那个时候苏联老大哥就是中国心目中的天王巨星（superstar），那真是一点也不过分。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一边倒”结束了，但中国在内部建设上的“一边倒”反而有变本加厉的倾向^[31]。时至今日，我们还能看到苏联模式的一些痕迹，比如国家的“五年计划”、体育领域的“举国体制”和教育领域的“教研室”等。

在对外政策上，中国在这30年间一直致力于改造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主导建立的世界体系。一开始是交好苏联而对抗美国，接着是全面反对“帝、修、反”，“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四面树敌，甚至“光荣孤立”。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中国大批苏联修正主义，企图代之而成为世界上与美国对立的一个“极”，甚至想要“踢开联合国闹革命”，要以新兴力量运动会取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等等。

可能有人会质疑，此间不是有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吗？其实，中美关系的缓和是两国出于战略和安全利益的考虑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对中国来说，是为了防止迫在眉睫的苏联入侵问题，才跟美国结成暂时的同盟。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思想观念，乃至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等，都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同世界体系接轨。在尼克松到中国以前，党中央还发了一个宣传提纲，说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现在是已经把房子打扫干净了才请客的，帝国主义已经很难危害我们了；而在尼克松到中国的那一天，《参考消息》头版右上角通常登毛主席语录的地方登了一条列宁语录说“同强盗握手正是为了最后消灭强盗”。而中国重返联合国用毛主席的话说，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32]。这充分说明，中国对当时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图15．3　尼克松总统访华，毛主席会见尼克松，中美关系缓和

●影响此时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体系和国内因素

当时的中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的制约。所谓两极格局，绝不仅仅是两国权力关系上的对立，而是美苏在发展道路和理想信念等方面都是截然不同乃至背道而驰的。用杜鲁门的话说，这就是两种生活方式的竞争。毛泽东讲美苏之间的分歧犹如杨朱墨子、利己思维和兼爱理念之间的鸿沟，实际上是相当有见地的。仅从意识形态上说，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便不可能站在美国一边。中美即使没有任何嫌隙，也不可能变成盟友，在冷战的大环境下能避免敌对就是万幸了。

然而，在两极格局之下还存在一股对世界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现代民族主义力量。占世界大多数的亚非拉国家对国际正义和社会变革的强烈要求，对世界共同体和世界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导致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对世界大多数人口的殖民统治和奴役被消除，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反种族歧视和文化歧视成为国际伦理规范。迟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体系已不再是以西方为主导，也不再被简单地认为只是西方的。非西方国家构成了世界体系的大多数，它们在法律上已经与西方国家完全平等，以西方国家的“文明标准”作为世界体系的唯一标准的时代已经过去。

两极格局下的中国纵然不能像印度那样和美苏同时交好，那为何不能如南斯拉夫一样独立于两大阵营之间？这固然和中国自身的选择有关（本书下面会有相关论述），但美苏相继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由于和国民党政府的特殊关系，美国始终没有全面放弃台湾当局的打算，仅凭这一点中美之间的矛盾斗争便无法消除；而朝鲜战争更是加深了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厌恶感。至于中苏关系的破裂，情况比较复杂，双方的分歧、争论因“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事件而逐步升级。

当然，这一时期中外关系的走向之所以出现巨大的变动，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内因。从深层次的社会心理角度来说，1840年以来的屈辱史和抗争史都给新中国的对外政策蒙上了厚重的阴影，这段历史造就的受害者情结使得中国人自上而下都十分渴求获得足够的尊严，而中国人所理解的国家尊严就是中国在世界上要得到非同一般的重视。与此同时，由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历了100余年的战乱和苦难，许多人认为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是造成中国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33]。中国对那些曾经给中国造成伤害的西方国家有着强烈的不信任和不满态度。这种情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一段时间内仍在延续。比如，在新中国的历史教育中，十分强调中国曾经遭受列强的侵略，强调“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认为自己是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受害者，理所当然应该成为针对这个世界体系的革命者和挑战者。所以，中国义正词严地反对强国欺负弱国，反对大国压迫小国。

从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说，从1957年开始，中国政治上的极左行为逐渐登峰造极。毛泽东在国内连续发动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一直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当时国内政局越来越混乱的情况下，被政治宣传煽动起来的情绪被狂热地宣泄出来，从而使中国外交脱离了正常的轨道。最初遭到冲击的是中国的驻外机构，然后是中国国内的外交领导机构。1967年8月7日，造反派成立了“夺权指挥部”，冲砸外交部政治部，查封外交部党委办公机构，擅自以外交部名义向中国驻外机构发布指令，其结果造成了国家的外交大权旁落，外交活动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最严重的是8月22日晚，在北京发生了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恶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