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振兴在教育

教师应是为教育事业九死而无悔的人,希望学生超过自己而不期望报答的人。

九月初,我从外地出差回来,党委宣传部通知我,说我被评上学校的“师德标兵”,并要我在大会上发言,我听了后,心中很惶恐。第二天就到系里找了书记、主任和学校领导,“师德标兵”实在不敢当,这个荣誉对我来说实在太高了,我觉得这个称号把我捧得这么高,有些放在炉上被火烤的感觉。说实话,比起我的前辈老师,比起学校里许多老师,我有很大的差距。荣誉应该归于我校无数为教育事业献身的教师们。

如果考察我40余年的教师生涯,我只能说,我所做的都是一个教师应该做的,尽了一个教师的职责而已,许多地方做得不够,尚有不足之处,没有值得夸耀的地方。学校里绝大多数五六十年代毕业的老师们,献身于兵工教育事业,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大家都是这样干的,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分子。我在学校已经有46个年头了,我是在学校里上学、留校,出国,当教授,许多老师教过我,许多领导关心过我,我是在学校里许许多多老师和领导们的关怀、熏陶下成长的,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知道作为一个人民教师的责任,并立志要继承我校的光荣传统。

今天是教师节。我向大家祝贺节日好。我很高兴有机会在这个大会上发言,一方面,我向我校的教师们、职工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向所有曾经教育、关心、帮助我的老师和前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之中有些已经故去了,我深深地怀念他们。另一方面,借此机会,我想谈谈对“教师”的一些理解和体会,谈谈一个教师的责任,与各位老师切磋,请大家指正。

第一个问题我想讲一下对“教师”的理解。这几年来,我深切地感到,我校有很多青年教师表现很突出,在教书育人中做出了卓越的成绩,有的已经成了新一代的学术带头人。但是,也还是有一些青年教师(甚至当了教授了),不知道或者不太清楚自己作为教师的重大责任,不知道他(她)的学风、精神面貌对学生有多大的影响,有的甚至敬业精神很差,误人子弟。我听到不少例子,为他们感到难过。今天,我不想抽象地谈我国教师的优秀传统或教师的责任及今天我国教师地位的提高。我的青年时代,无论在上学时或是在工作时,都看到老教师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严谨的学风,我是以他们作为自己的榜样工作和学习的。

我想举两个例子。第一件事发生于1966年5月我自苏联回到学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的老师马士修教授被批斗、戴高帽。我一方面很害怕,害怕自己也被批斗;另一方面很悲哀,悲哀的是全无师道尊严了,斯文扫地。世界怎么会是这样?马士修先生是我校工程光学系系主任,是系的创始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曾经是他的学生和助教,他给了我很多帮助和鼓励。他在法国留学九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和工程师学位。回国后,在我校的前身——中法大学当教授。北平沦陷时,他坚决不出来为日本人做事,生活非常艰苦,表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北平解放前,法国方面专门来函要他到母校当教授,但他留下了。50年代院校调整时,他留在北京工业学院物理教研室,因为专业需要,他转向研究光学,为我系开设了一些新课,如“光学仪器理论”“电子光学”等。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的爱国者,热爱祖国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却被认为是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斗争,而且非常残酷。当时我想,二三十年后,我学术上可能也会有所成就,会不会也像马先生一样挨斗?但我不能离开学校啊!马先生是一位很高学术造诣和师德高尚的人,他生活非常俭朴,但被造反派污蔑为“守财奴”,1986年他逝世后,他的夫人按照他的遗愿,把他一生积蓄的2万元钱捐了出来,在我系设立了马士修工程光学奖学金。他的一生贡献给了我国的教育事业,根本没有想到要得到报答和回报,他真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此,我对教师的第一个理解是,教师是为祖国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九死而无悔的人。

今天我得到这样高的荣誉,对比我们两代师生的例子,说明今天党的“科教兴国”的战略和“尊师重教”的政策深入人心,也说明教师在全社会的地位有很大的提高。

第二件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苏联列宁格勒乌里扬诺夫(列宁)电工学院当研究生时。那时中苏关系达到最低潮,“九评”的发表,使双方论战趋于白热化。学校知道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我倒没有什么害怕。我们的留学生立场都很坚定,坚信“真理”是在我们这一边。我当时所在的教研室和我有过几次争论,当然各有各的观点,后来就不争论了,和平共处了。教研室主任茹里叶教授是苏联电子学界学术权威,功勋科学活动家,是苏联籍犹太人,苏共党员,为人非常正直,但很严厉(在一次教研室研究生报告会上,他一下子开除了2名苏联研究生)。他对我非常友好,每次来教研室见到我就会握手,问我有什么新的想法,从不与我谈政治问题。我在教研室做了一次学术报告,并且代因病请假的老师给学生讲了一次电子光学基础课,都得到了他的表扬。1966年初,我的论文工作基本结束了,我认为我的研究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结论,可以进行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了。但时间非常紧,我必须在5月13日前离开苏联,即学习时间三年半,一天也不能延长。但论文要打印,所有的图表要拍成照片,论文摘要要送到印刷厂印刷,100份寄到个院校和研究所,一篇论文要发表,另一篇要在学术会议上宣读。答辩论文的时间、地点要在一个月前在列宁格勒晚报上登出来,还要找两位同行专家评议;我的论文答辩的挂图有16张,要找描图员描。我找了我的指导教师,他是副教授,非党员,胆子很小,中苏论战使他不知所措,他说我没有权,很难帮你,要我直接找茹里叶教授。找茹里叶教授之前,我心中很惶惑,只要其中有一个环节过不去,我只能放弃学位论文答辩了。我找了他,向他汇报我的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以及我在答辩前有这么多的困难。他立即说,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解决吧。他一口气给我写了六七张便条和申请单,给学术委员会秘书,给印刷厂,给外办叫他们找打字员、描图员、摄影技师帮我干事。最后我说,要发表论文和学术会议宣读论文。他说,这有何难,立即给一杂志编委写了一便条,要他们立刻登出来,至于宣读论文,他说他正在主持以波波夫命名的学术会议,就到他的分会上做报告吧。我说,我讲的题目与您主持的分会的内容不一致。他说,怎么不一致,他拿了我的论文摘要,就在前言上加了一段,就把我的论文内容与他的会议主题联系起来了。一个小时不到,我希望做的、要求做的全都解决了。那天晚上我想的很多,核心有两条。第一条,像是启示。我觉得茹里叶教授帮了我大忙,而他给我的感觉,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帮助一个上进有为的青年是他的职责,不管他是什么人(当时中苏两党争论得似同仇敌一样,他居然这样帮助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学生),也根本没有期待什么报答。第二条,像是誓言。我想:“如果我将来像他那样,到了教研室主任或更高的学术地位,我一定要像他那样工作,像他那样帮助有为的青年,善待学生。”很遗憾,1990年中苏关系解冻时,我研究生毕业后第一次访问苏联,但他已经过世了。因此,我对教师的第二个理解是,教师是帮助学生,希望学生超过自己而不期望报答的人。

我想,这几十年来,我是一直想着这两个人,以他们为榜样去做的。当然我也有没有做好的时候。有一次,一个上午,一会儿一个同学找签字,一会儿另一个同学找签字,有三四次,而且申请论文答辩的表填得不规范。我当他们面发火了,说:“你们这样,我要不要工作了?”把学生吓走了。我老伴立刻提醒我:“你怎么能这样,这可不像你。”我当时就给系里打电话,把学生找回来,向他们道歉。

毕业后,除了给马士修先生当助教外,我还在连铜淑、李德熊、李振沂等老师领导下工作过,我得到过学校里许许多多教师的指点和帮助。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严谨的学风,他们的敬业精神,他们爱惜人才、爱护后辈的精神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从1978年到1984年,我出国宣读的论文和国外通信,有许多是请我校前副校长严沛然先生过目并修改的。1978年我赴英国参加国际会议,宣读的论文是陈鑫武老师帮我打的字,若没有她的帮助,我根本完成不了出国的任务。有些教我的老师,他们退休了,但仍然关心我。如已故的陈棣华老师,他教过我材料力学,见到我就鼓励我好好干。在学校里,我见到许多老教师、老同志对人才培养非常重视,有的向我推荐青年人,对一些杰出的青年教师赞不绝口,并为他们创造条件,希望他们能超过自己。他们有的已经退休了,仍然关心着学校的发展、学校的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为学校出谋献策,为学校的未来忧心忡忡。

我校的教师是中国的教师的一个缩影。中国的教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忧国忧民,希望培养的新一代超过自己,国家富强,在世界强国之林有中国的一席之地。这是我国教育的优秀传统。我们从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可以看到教育事业的神圣性。无论生活多么艰苦,条件多么恶劣,我们都能够看到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我们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这一辈,是踩着他们忧国忧民的有力背脊走过来的,教师的精神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往下传,这就是教师的责任、教师的天职。我衷心希望我们的青年教师能继承并且发扬这种传统。

现在讲第二个问题——怎么做好一个称职的教师的问题。

我不知道今天的青年当上教师的心情。1958年我大学毕业留校,系里要我转行搞新专业——夜视技术和电子光学,虽然在这以前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但我一点也不害怕,当时想到的是,好好干,努力学,哪怕比别人多化一倍的力气。等到1980年我被升为副教授,离我大学毕业已经22年了,也是在我取得国外的博士学位14年之后,我已经48岁了,但我非常激动,立刻写信告诉我的父母亲:儿子当了副教授了。当时,立刻意识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心中想的最重要的一条是:“可不要误人子弟啊!”这句话我一直告诫自己。我想,这就是一个教师的最起码的责任。

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带出了28名研究生,其中,有13位是博士。我的学生们都很争气,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晋升为教授、副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挑起了博士生导师、研究所所长、系主任和室主任的重任。他们在各自的实际工作中显露出良好的素质和优秀的才华,得到了很多的赞扬和荣誉。我作为他们的导师,感到很自豪。

我们在北京理工大学教书,培养的是高层次的人才——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他们是祖国未来的栋梁之材。因此,在大学阶段,我们不仅要在学术上培养他们,而且要使他们通过在校的学习,在思想作风、精神道德面貌上,在价值观、人生观上有很大的提高。我的观点是,一个博士生通过了论文答辩,只是表示他受过了某门专业的训练,在这方面有较多的知识和较高的才能,如此而已,他不一定是个人才。只有他具备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正确的价值观,把祖国的需要和自己的前途结合起来,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人民,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人才。

做教师,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培养人,你拿什么去培养人,光有热情是不够的。所以,教师首先要钻研业务,使自己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教授,在科学研究中做出世界级水平的成果来。但是,当教师,例如当一个教授,除了把具体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也就是我们古代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还必须把自己的治学之道告诉学生们。每一位教师的治学之道,都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贯穿在整个教学和指导的过程中。身教重于言教,使后学者知道做学问之不易。使学生对学识有一融会性的认识,逐步养成分析鉴别的态度和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重要的是,使学生养成研究的正确态度和习惯。

因此,我是很看重教师的身教模范作用的。身为大学教师,一定要以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对祖国科教事业的献身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的研究生。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一方面,向学生们传授业务知识和科学研究方法,培养学生们严谨朴实的学风;另一方面,以自己对事业的追求和献身精神影响学生,以自己的人格来塑造学生的人格,激发学生为实现四化奋斗的事业心和强烈的求索精神,巨大的工作热情与百折不挠的韧劲。当然,做一个称职的教师并不是容易的,但看到我校新一代的人民教师和科技专家在成长,我也感到很欣慰。

“民族的振兴在教育,教育的振兴在教师”。我希望与大家一起努力,为祖国“科教兴国”的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虽然我的年岁大了,创造性的年华已经过去了,但我还可以在“科教兴国”的道路上,做一颗铺路的石子,做一块垫脚石,使青年学者向科学高峰攀进。最后,我要说,我为自己作为一名教师感到自豪,特别是为自己是一名中国的教师感到自豪。我还认为,一个教师得到的快乐也许是任何其他职业的人员得不到的,如果还有下辈子,我希望自己还当一名大学教师。

先哲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今日我曰:“做研究有所得之,不亦乐乎!”“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不亦乐乎!”

谢谢大家。

【注释】

[1]本文是1999年9月10日作者在全校纪念教师节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