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和路德教

路德的“因信称义”第一个成功地公然对抗旧教会当局的是马丁·路德。他在约四十岁前一直是一名热诚的修道士。路德是一个感情炽热、心神不安的人，性格内向，很难叫人识透。路德一想到上帝无所不能、令人敬畏，就感到心惊肉跳，一想到自己渺小就苦恼不安，他对魔鬼感到忧心忡忡，由于长期相信自己该入地狱而痛苦不堪。教会提供的减轻这种精神痛苦的方法，如圣餐、祈祷和参加弥撒都无法使他宽心。有一次，他读到圣保罗的训诫（见圣经《新约全书》《罗马人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义人必因信得生”，经过沉思默想，他顿悟新义，心情感到平静安适。他提出“因信称义”的学说，认为使人“得到救赎”的，不是教会所称的诸如祈祷、施舍、圣餐、圣洁生活等“善行”，而是“内心的信仰”，这是上帝直接授予每个灵魂的一种内在的精神皈依。路德认为，善行只是这种内在感化的结果和外表迹象，而决不是它的根源。人不是靠做善事来“赢得”感化，他做善事是由于他具有上帝的感化。路德怀有这种观念而满意地生活了好几年。甚至在以后的岁月中，一些高级教会人士都认为，路德凭藉信仰得到救赎的学说没有什么违背天主教教义之处。

1517 年一个偶然事件使路德结束了隐居生活，这时，他是维滕堡大学的教授。一个名叫特策尔的托钵僧经教皇授权在德国到处兜售赎罪券，募款建造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信徒购买赎罪券，需付一定数额的钱。路德认为人民正在受骗上当，谁也不能以此为自己获得感化，或者如教会正式主张的那样，能减轻炼狱中亲戚们的痛苦。他采用当时进行学术探讨的惯常方式，把《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滕堡教堂的大门上。在论纲中，他评论了天主教的赎罪圣餐。路德认为罪人忏悔后，无需教士的赦免，只要依靠内心的感化和独自的信仰，就可解脱自己的负担。教士在上帝与凡人之间似乎越来越不需要履行什么必要的职责。

路德对教会的批评路德首先请求教皇利奥十世纠正德意志赎罪券的陋习。当教皇拒绝采取行动后，路德像从前的许多人那样，敦促召开一次全体宗教会议，认为宗教会议的权力甚至比教皇大。可是，在公开辩论中，他又被迫承认即使是全体宗教会议的决定也可能有错。他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事实上在谴责约翰·胡斯这一点上就犯了错误。但是，倘若教皇或是宗教会议都无权确定真正的基督教信条，那到何处去寻找这种权力呢？路德的实际回答是：不存在这种权力。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阅读《圣经》，凭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作出自己的解释。这种观念对教会来说，是革命的，其革命程度一如今天提出这样的主张：无论最高法院还是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权解释或实施美国宪法，因为每一个公民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宪法。

马丁·路德和他妻子凯瑟琳的肖像画是美术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所作，该画显示了对新教教会中教士及宗教领袖的婚姻的接受。凯瑟琳与路德结婚前在修道院中生活，婚后则承担新教牧师家庭中宗教妻子的新任务。（Scala/Art Resource， NY）

路德自从第一次公开露面以后，就赢得了许多热情的支持者，因为在德意志有许多人对罗马深感不满。他在 1519 和 1520 年散发了一系列小册子，鼓动公众舆论，提出他的主要信条。他宣称，教士不同于俗人的断言是一种欺人之谈。他力劝人们在《圣经》中，也只能在《圣经》中，为自己寻找基督教的真谛。他谴责依靠斋戒、朝圣、圣徒和弥撒的主张。他不相信炼狱。他把七个圣礼减少为两个，即洗礼和他称之为弥撒的圣餐拜授。对后一种圣礼，他一方面否定那种新颖而“现代”的圣餐变体论，另一方面又断言上帝仍有点神秘莫测地呈现于面包和酒之中。他宣布教士可以结婚，谴责高级教士生活奢侈，并要求取消修道院制度。他一方面呼吁世俗权力，即德意志的诸侯推行这些改革，另一方面呼吁剥夺教士的权利。为此，他发出邀请，要求国家驾驭宗教。这一邀请，在当时新君主国家中，是好多统治者都乐于接受的。

路德收到一份教皇训令，威胁要把他革出教门，除非他公开认错。路德当众庄严地烧毁了这份训令。接着，他被开除出教。现在轮到查理五世皇帝来负责逮捕这个异教徒和镇压异端邪说了。路德应召来到在莱茵河西部的沃尔姆斯召开的帝国议会上。他宣布，只有《圣经》文句或健全的理性才能令他信服，否则，“我就不能也不愿承认有过什么错误，因为违背良心做事是不对的，也是危险的。上帝帮助我！阿门。”他遭到帝国的取缔，但是萨克森选侯和其他德意志北部的诸侯把他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他在安全的隐居中开始把《圣经》译成德文。

1536 年初蒙斯特城被前统治者重新夺回控制权后，该城的再浸礼教徒运动遭到严厉镇压。此插图描绘的是对莱顿的约翰公开严刑拷打和处死，对他的惩处是对整个德意志其他革命的新教徒一个强烈警告。（akg-images）

路德教义，或至少说是反罗马天主教的教义，风靡全德意志，酿成一个民族范围的大动乱。一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都与它连在一起。一个信奉路德教的帝国骑士团袭击毗邻——莱茵兰教会辖地，企图通过兼并，从自己贫瘠的土地上向外扩大他们的领土。1524 年，大部分德意志的农民揭竿起义。他们受到新宗教观念的鼓舞，受到传道士们的激励，这些传道士在主张任何人都可以自明是非方面都超过了路德。但是，他们的目标是社会性的和经济性的：他们要求调整租税，保障村社的各项权利，抗议庄园封建领主的苛捐杂税和奴役统治。路德断绝与农民的一切联系，称他们为肮脏的猪猡，催促诸侯诉诸武力，镇压他们。农民们惨遭镇压，但是普遍的骚乱继续在困扰这个国家，以宗教时代里的各种极端的宗教狂热形式呈现出来。

社会革命形形色色的宗教领袖都有自己的追随者，他们统称为再浸礼教徒。有些人说世界所需的一切都是爱；有些人说基督不久将再次降临；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圣徒，不会做错事；有些人认为婴孩洗礼毫无用处，按照圣经记载，需要的是成年人的浸礼。德意志各条大路上，出身低微的狂热信徒熙来攘往，1534 年，这种人数以万计地聚集在蒙斯特。他们在那里宣布圣徒统治，废除财产所有权，推行《旧约全书》允许的一夫多妻制。一个荷兰裁缝莱顿的约翰，宣称自己从上帝那里获得权力，运用“革命的恐怖”统治蒙斯特，虽然处在军队重重包围之下。路德建议他的信徒哪怕与天主教徒联合起来，也要去镇压这种宗教和社会的威胁。整整一年后，蒙斯特落入它以前统治者的军队手中。“圣徒们”遭到无情的清算，约翰被活活打死。

路德的反动宗教革命与社会革命纠缠一起把路德吓坏了，他表明的立场比以往更为保守。在良心问题上，他虽然决不否定个人判断的权利，但对此作出限制；同时他对国教教士作了更大的让步，这些教士当然是路德教徒，但仍被确认为高于俗人的导师。路德一向倾向于世俗统治者，曾呼吁诸侯充当宗教改革者。农民和再浸礼教徒的起义使他与世俗统治者的同盟变得更为坚定。路德教具有顺从国家的特点。路德坚持认为，基督徒的自由是一种内心自由，纯属精神范围，只为上帝所知。在世俗事务方面，他说，一个好基督徒应完全服从业已确立的权威。路德教之看待国家，与通常无论是罗马天主教还是那将兴起的加尔文教所接受的国家相比较，更加持有一种敬畏的态度。

政治反叛在这场震撼德意志的革命中，成功的不是帝国骑士们的起义，也不是农民或裁缝和雇工们的起义，而是帝国上层社会对皇帝的反叛。查理五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应责无旁贷支持天主教，因为只有在天主教世界中，神圣罗马帝国才具有意义。帝国的各邦国一直担心失去地方自由，他们把查理努力镇压路德看作是对他们自己自由的威胁。许多帝国自由城市和北德意志的大多数诸侯国现在都坚持要在自己原有的权利和特权上，再增加决定自己宗教信仰的权利或自由。它们说，进行改革的权利或权力属于邦国，而不属于帝国本身。它们改信路德教，在本地设立路德教主教、教义和各种礼拜仪式。在转向路德教的邦国中，通常都把境内的教会财产没收，这一进程使某些路德教诸侯变得颇为富裕，也就使他们对路德教运动的成功抱有一种浓厚的物质兴趣。在多数教会邦国，由于天主教大主教或主教本人就是政府，天主教仍很盛行。但也有少数教会邦国转向路德教。恰好位于帝国边境上的东普鲁士就提供了教会邦国世俗化的一个范例。这块领地属于条顿骑士团，这个天主教组织的大统领也是一个选帝侯，当时是勃兰登堡的阿贝特。1525 年，阿贝特表示支持路德，并把东普鲁士转为一个世俗公爵领地，他和他的后裔成为世袭的公爵。

为了反对皇帝，一群路德教诸侯和自由城市组成“施马尔卡尔德同盟”。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虽然是个身份高贵的天主教徒，但他也与这一同盟结盟，予以支持。政治的利益压倒了宗教利益。为了反对暴发的哈布斯堡家族建立“世界君主国”，法国到处寻求盟国，他们既与路德教徒结盟，也与土耳其人结盟，建立针对他们强大敌人的均势。保持德国宗教分裂，成为天主教法国的深思熟虑的政策。

查理向教皇呼吁面临法国和土耳其军队的威胁以及自己帝国内部德意志诸侯们抗拒的挑战，查理向教皇发出呼吁，敦促他召集一次欧洲范围的宗教会议，讨论所有的争端，听取新教徒的意见，以实现和解，恢复教会的统一和德意志的统一（如原来那样）。法国国王则在罗马阴谋策划，阻止教皇召开任何这种会议。英国和法国的国王都主张分别召开国家会议，在会上，可按各自国情来解决宗教问题。教皇一个又一个地都推迟会议的召开。教皇担心，既然天主教徒与新教徒都同样要求改革，召开全拉丁基督世界的会议就有可能失去控制。对于教皇来说，一想起康斯坦茨会议，就没有什么比宗教会议的念头更使他心烦意乱的了，即使是新教徒，甚或是土耳其人也不致如此。因而历届教皇一再拖延，没有召开任何会议。时光流逝，新的一代在路德教中成长起来。与此同时，与法国联盟的施马尔卡尔德同盟在 1546 年实际上已与皇帝交战。德国陷入天主教邦国和新教邦国之间的内部斗争，呈现一片无政府状态。新教邦国得到法国的援助。战争以 1555 年签订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而告结束。

《奥格斯堡和约》《奥格斯堡和约》的条款标志着路德教的事业和诸侯国的权利取得完全胜利。帝国的每一个邦国都有权在信仰路德教和信仰天主教之间任择其一。不允许个人有信教自由；如果一个统治者或一个自由城市决定信仰路德教，那么一切臣民都得成为路德教徒。在天主教邦国也一样，一切人都得是天主教徒。《奥格斯堡和约》还规定，依据所谓教士保留条款，任何天主教主教或其他教士，凡在将来皈依路德教（或近至 1552 年已皈依路德教）者，不应连及其辖地，只是个人改宗路德教，然后应迁移他乡，离开他自己原来的辖地和信奉天主教的居民。由于德国的各种争端仍然远远没有平息，这种限制在以后的年代里经常遭到忽视。

1309—1378 年

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在阿维尼翁的教皇

1337—1453 年

英法百年战争

1348—1350 年

黑死病使大量欧洲人丧生

约 1350—1500 年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与艺术

1454 年

约翰·古腾堡开始用活字模印刷书籍

1494 年

法国入侵意大利，摧毁城邦的独立

1513 年

尼古拉·马基雅维利著《君主论》

1517 年

马丁·路德公布《95 条论纲》；新教改革开始

1545—1563 年

罗马天主教特兰托宗教会议；推动天主教改革

1555 年

《奥格斯堡和约》承认德意志的新教和天主教国家。

因此，《奥格斯堡和约》在宗教方面是新教的一次伟大胜利，同时，在德国的政治与宪政方面，也是分离的德意志进一步变成为由日益分离的邦国所组成一个杂凑体过程中的一个步骤。路德教在北德意志，在南德意志的符腾堡公爵领地和由路德教自由城市所组成的各个孤立地区占有优势。天主教在南德意志（除去符腾堡和某些城市），在莱茵河流域，在哈布斯堡家族直辖的领地（1555 年向北延伸到尼德兰）占有优势。德意志人基于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条件，在这场宗教冲突中就成为欧洲一个几乎对半分成为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的大民族。

《奥格斯堡和约》没有给予另一个宗教革命团体即约翰·加尔文的信徒以任何权利，无论路德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不愿容忍这一宗教团体。

必须指出，路德教早在 16 世纪 20 年代就被丹麦和瑞典的国王所接受。由于丹麦控制挪威，而瑞典统治芬兰和东波罗的海地区，因此，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地区像北德意志一样，都皈依了路德教。在这些地区以外，路德教则未能扎下根去。像英国的圣公会（我们即将加以叙述）一样，路德教与已确立的邦国的关系过于密切，因而不易作为一个国际运动四外蔓延。新教运动最成功的国际形式是加尔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