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70年的中日关系，可以从不同的维度，例如从国际格局因素变动、客观力量态势对比、主观认识的调整、互动关系模式的变化，划分为若干各具特征的演化阶段。70年关系的演化，内含一定连贯的逻辑与特性。据此，可以将战后中日关系划分为如下五个阶段。[17]第一阶段，内外因素规制下的不正常出发点，导致1952年双方进入无邦交状态。第二阶段，从敌对与隔绝的不正常状态走向正常关系，到1972年双方实现邦交正常化。第三阶段，20世纪70—80年代，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有利因素，形成中日关系史上一段独特的“友好蜜月期”。第四阶段，友好的条件和环境发生改变[18]，蜜月期逐步结束，大约从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头十年，进入困难的关系转型期。第五阶段，大约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前期开始，中日关系进入“新常态”通道，暂显“大稳小乱”、竞合并存的状态。
中日两国的战后存有“时差”现象：1945年对日本来说是战后的一个重新出发点，但中国却陷入内战，直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从1945年日本战败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中日关系，是特殊时期的中日关系。因为一直到1952年4月所谓的《旧金山和约》生效前，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丧失了外交权，是尚未获得独立的国家。所以，中日关系，表现为中国单方面的对日关系，包括处理战败国日本难民、战俘的问题，同时也是中美两国关系（美国代行日本外交权）的一个部分，跟美国的一系列对日及对华政策有关。[2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即确立了对日基本方针和政策。1950年5月起新中国外交部就对日和约问题举行讨论研究，12月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表达了缔结对日和平条约的意愿。[21]但是，日本在1952年之前失去独立国家地位，双方无法实施正面接触和互动。其后，经过一系列曲折，到1952年，中日邦交不正常状态这样一个局面就形成了：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条约》与所谓的“日台和约”，实行排除中苏等国的战后片面媾和、对美“一边倒”以及日台“建交”等政策，中国则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开展抗美援朝，外交政策采取“打扫屋子”、对苏“一边倒”的方针。[22]由于美苏冷战格局的影响，中日分属东西两大阵营，战后刚刚启程的中日两国外交各自采取“一边倒”立场，大体是不能不顾及阵营路线而完全自由地去选择对方[23]。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双方这种局面的造成，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日方选择的立场和做法。吉田茂政府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特别是日本在美国压力下选择缔结所谓的“日台和约”，使其后的中日关系发展受到了“台湾问题”这一最大症结的严重阻碍，形成了不正常的出发点。而新中国从1950年起即多次表示愿意对外实行和平友好政策，希望尽早地同日本实现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在1954年10月发布的《中苏对日关系联合宣言》以及1955年3月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24]中，中方也再次提出愿意采取步骤同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吉田内阁等日本政府对此还是不予理睬和接受。由此，日本和新中国进入邦交阙如的不正常关系状态。[25]
这一阶段，中日关系最明显的总体特征是政治严重对立、邦交尚未恢复，但两国在不同程度上以民间或半官半民的形式保有贸易及人员往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广义上的“人民外交”思路指导下（包括对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对华友好政治家开展工作）[26]，坚持“政经不可分”及“政治三原则”[27]，通过“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以经促政、半官半民、渐进积累”的方式，积极争取打开僵局，发展对日关系，推进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反之，日本政府尤其是岸信介和佐藤荣作内阁，采取“政经分离”方针，顽固坚持“两个中国”以及敌视或不承认新中国的立场，佐藤内阁直到最后都在配合美国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造成中日交流的倒退和断绝。部分日本政治家，例如鸠山一郎和池田勇人首相在任时，曾试图对中日关系的这种局面进行一些调整和改善，但由于内外条件制约，其效果当然也是有限的。[28]不过，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尤其是民间和经济界，一直有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与行动。
1972年7月，田中角荣担任首相后决定尽速实现日中复交，多次表示理解中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立场[29]。9月，田中访华，两国政府经过磋商后在历史认识、台湾问题、战争赔偿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和默契，随后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从而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中日复交，个中的背景和原因是多方面的，大概可归列为如下几条：（1）有利国际环境的作用，特别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2）中美关系急剧改善的同时，围绕与新中国的关系佐藤内阁在政治上陷入困境；（3）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人士的一贯努力；（4）经济界、政界（在野党与执政党）等日本国内要求正常化的呼声和压力；（5）田中角荣上台后，呼应中国正义要求，决意正面推动邦交正常化。其中，在分析哪个方面原因起了主导作用时，需要客观地看到，没有国际格局、中美关系等外因的变化，没有双方领导层的战略选择和政治决断，中日复交是难以获得决定性突破的。但同时，如果没有双方多年开展民间外交、经贸往来的共同努力与积累，两国复交实现起来也不会显得那么水到渠成、瓜熟蒂落。[30]
1972年实现复交后[31]，经过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在20世纪70—80年代总体上进入了一段堪称蜜月期的友好相处阶段。这个蜜月期是由多方因素造成的：（1）双方具有对抗苏联威胁的战略关系基础，例如中国曾通过“一条线”战略联日，日本则通过“环太联盟”联华；[32]（2）日本出于对战争的赎罪感，帮助中国推动经济建设和现代化事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华提供政府贷款的国家；（3）中国经济建设需要日本，中国对外政策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方位外交；（4）有限交流（主要是官办）带来的美好感观和正面印象；（5）双方老一代领导人的高超指导与政府协商。总之，是这个时期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造成了中日关系史上罕见的友好局面。
友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双方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一极其重要的法律文件。条约的签订，是中日真正结束战后的标志，也是开辟睦邻友好关系的新起点，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条约因其以下三点内容，启动了两国关系的大发展，到现在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33]：（1）睦邻友好，以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2）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反对其他国家谋霸；（3）进一步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人民往来。签约后的20世纪80年代，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等中日领导人又相继提出中日关系“三原则”和“四原则”，邓小平则更是直接指出“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个事情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34]。为此，中日双方还在1984年成立了“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由此，中日关系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中日经贸（日元贷款、中长期贸易协定等）和文化科技交流进一步发展扩大，高层互访及政府成员会议等频繁举行。当时，“新篇章”“新局面”等正面用语成了中日媒体评论双方关系的多用词。[35]
当然，这个阶段中日之间并不是没有问题，历史认识、日台关系、钓鱼岛主权归属、贸易不平衡及摩擦等问题，也时有发生。但是，双方均愿通过政治协商加以稳妥解决，所以这些最终没有成为大问题，没有影响大局。总体上看，此期两国关系呈现出健康发展、走上坡路的良睦态势，“两国关系发展极快，无论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任何历史时期”，“在中日关系史上造成了一段黄金时期”。[36]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友好蜜月期，未必是建立在充分了解与磨合的基础上。当形成蜜月期的内外条件，特别是像应对共同威胁的战略基础等发生激变时，中日关系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调整和转型。从其后表现来看，这种转型并不顺利，尤其在战略及安全领域，这对其后两国关系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是较为深远的。[37]
从不同角度来看这段关系，可以得出不尽相同的观点。从战略、政治与内在逻辑的角度看，这个时期的中日关系中可见四个螺旋形演化的小周期，即不断出现问题又不断修复的四个轮回阶段。总的看来，双方的战略、政治和安全关系，并不是越修越好、螺旋上升的趋向，而是不时呈现螺旋徘徊甚至沉降的局面，双方的战略隔阂和安全互疑则显出越来越大而难以弥合的状况。这种局面，通过安倍2012年年底二次上台执政后的所作所为[38]，进一步得到加强并固化下来。今后一段时期，日本不管哪一届政府上台，都不大可能完全否定或脱离“安倍路线”铺设的对华战略轨道及安全政策。中国对此走向自然也是越发关注和警惕，双方的互疑和防范难免有加深的趋势。可以认为，中日战略及安全关系的方向、特性、格局，在2010—2015年进入了基本定格并固化的通道。
此期的主要部分，即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关系总体上被认为是“政冷经热”的时代。[39]广义上，它可以被解构为在如下四个螺旋演化中徘徊蹇滞的阶段。[40]（1）1989—1994年前后的阶段。因北京政治风波及日本参与西方对华制裁，中日交流陷于停顿。但经中日共同努力，并通过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访日、日本天皇访华、纪念邦交正常化20周年等活动，双方修复并在一定程度发展了关系，1992年前后的中日关系甚至一度被称为“历史最好状态”“又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41]但是，此次高潮出现不久就遭到破坏，日本很快在军事安全上显现对华防范的政策倾向，造成1995—1996年两国关系的矛盾和倒退。[42]
（2）90年代中期至1998年的阶段。中日之间原有的历史、台湾、领土等问题不断发生，而新的问题（例如日本出台新防卫大纲、日美进行安保“再定义”并制定防卫合作指针）又不断出现，双方开始相互担心并警惕对方的军事安全动向。[43]所以，当时中日双方面临着消除问题、承前启后、把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带入21世纪的任务。为此，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两国发表第三个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宣言》，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日关系的基本框架及方向，对中日关系重新定位，即建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约定不但要加深双边合作，而且要面向亚太与世界进行合作。对此，中日领导人以及各界评论纷纷认为“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双方将把健康稳定的关系带入到21世纪”。[44]然而，进入21世纪后，两国之间很快便出现了其他问题。
（3）2001年小泉内阁成立至2008年前后的阶段。由于发生了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中日关系显现“政冷”僵局，直到小泉下台、安倍继任，中日才正式开始修复关系。经过“破冰”“融冰”“迎春”和“暖春”等系列高访活动，2008年中日签署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第四个政治文件，开始“摆脱只以‘友好’为前提的双边主义”[45]，推动中日关系在“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轨道上前行。但是，“现实的日中关系并没有朝这个期待的方向顺利地前行，战略互惠关系从出发点开始就面临很大的困难”[46]，即使有民主党鸠山内阁探索“东亚共同体”及“入亚”外交的努力，其后中日关系很快还是出现了因领土争端而大幅恶化的局面。
（4）2010年前后至2014年的阶段。2010年9月发生的钓鱼岛“撞船事件”、2012年9月发生的“购岛”事件，加上安倍2013年年底参拜靖国神社，以及中日在军事安全和外交领域的一系列摩擦，中日关系被认为一度陷入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谷。2014年11月，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中日领导人实现会见为契机，双方迈出改善关系的重要一步，陆续开始关系的修复。广义上讲，直至2015年当前，这一过程仍在进行。
关于中日关系进入21世纪后何时进入重要转折点，日本战略界和学界大致有“2010年节点论”和“2012年节点论”两种看法。前者的标志性事件被认为是中国GDP超过日本、中国在“撞船事件”上对日采取强硬姿态[47]，后者则被认为是围绕“岛争”中国全面采取强硬应对举措、改变了之前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48]。这些论断在中方看来当然难以成立。综合中日双方国力对比变化、国家战略及对外政策调整情况，可以研判，经过2010年双方GDP逆转后，到2013年前后，两国关系初步站到了一种关系结构或模式成型的入口处。
具体依据如下：（1）安倍内阁2013年12月制定二战后日本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以及新版《防卫计划大纲》，正面宣示了防范和应对“中国威胁”的决心和措施，迈出了日本对华战略的较为决定性的一步，这首先应是双方关系一大转折的标志性事件。[49]并且，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一种融合了外交、军事、内政的大战略规划，不同于之前仅由防卫部门做出的计划纲要，而是作为政府总体就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提出了系统的见解和方略。（2）通过2012年中共十八大会议、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以及“一带一路”构想、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制定了完整清晰的国家战略、国际及周边战略体系，中日关系及中国对日政策得以纳入这一系列整体战略架构中进行设计和操作。中国对日政策的战术调整仍会持续，但大的战略及方针，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应该是可以得到确定的。所以，2013年前后的时间应该是中日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标志性年份。[50]
所以，当前，中日两国对对方的战略层面的考虑，应已获得基本思路和人致答案，双方将在顶层设计、内外统筹中，考虑对对方的定位及政策问题。当然，中日都会推动进一步的战术调适、措施落实，双方中微观层级的磨合和磕碰仍会持续不断。但这主要是程度的问题，全面超过2013年“政策节点”的战略变调与方向转换，在一定时期内应该难以发生。
因此，可以说，大约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最初几年开始，中日关系进入了一种称之为“新常态”的阶段。“常态”是指回到历史上中日之间最长期、最常见的“中强日弱”态势，中国体量庞大并占有相对优势，但是以这种相对优势而形成的政经秩序圈也很难完全覆盖或吸纳日本，因而中日之间难免发生边际磕碰与摩擦。“新”是指新时代条件形成了与过往常态所不同的新特征，而不是过去常态的简单复制。
具体而言，它是由以下四点特征构成的“综合之新”：和而不同（战略及政治关系上有对立、摩擦但寻求基本和稳）、斗而不破（军事安全领域，包括在部分争端上有对峙、争斗但难以发生正面战争）、互惠互利（正常的经贸关系以及相互依存）、往来不绝（人文及社会交流频密但未必亲近）。[51]在这个阶段上，中日关系不会回到20世纪70—80年代的“友好”状态，但也不是完全敌对和正面冲突的状态。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日关系可能都是处在这样一种新常态的历史隧道里。[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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