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中美俄三角关系的演变
郑 羽
一、后冷战年代是否依然存在中美俄三角关系
经典意义上的中美苏三角关系存在于冷战年代的1972~1989年间。1972年《上海公报》的签署表明，中美联手抵制苏联霸权主义的共识已经达成，并成为当时中美双方各自作出妥协并大幅度改善双边关系的最主要动力。而1989年5月中苏关系的正常化，1989年5月美国宣布开始实施“超越遏制”的对苏政策，以及同年12月苏美马耳他最高级会谈后宣布冷战已经结束，这种经典意义上的三角关系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美俄学者普遍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的今天仍然存在着某种性质的中美俄三角关系，只不过对其作用和影响力的估计有所不同。
美国学者认为:“公平地说，三角的考虑影响了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政策”，“中国和俄罗斯在对美国的态度具有某种共识。双方都渴望缩小美国单边主义行动的范围，并且在某种场合它们可能合作来推进这一目标。”但对美国来说，“美俄中三角关系不是最重要的三角关系，美国对俄政策一直与美国对欧洲的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而美国的对华政策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有同步性。”[1]
另一位美国学者也认为:“中俄两国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关系已致力于反对它们意识到的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趋势，但这与1950年代的中苏同盟关系有着很大的距离。由于在对外政策上的利益矛盾和在经济与地区关系上的困难，中俄伙伴关系有很大的局限性。”[2]
在俄罗斯学者中关于俄美中三角关系的系统论述也不多见，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的一位学者写道:“对于俄国和中国来说，与美国的关系显得特别重要。每一方都希望自己与华盛顿取得满意的关系。从美国方面来说，也存在同样的兴趣……在这‘三套车’中的任何两个伙伴都不可能形成反对‘多余的第三者’的统一战线。”[3]
另一位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与中国都尚未放弃试图从对方与美国的矛盾中捞取好处的做法。在20世纪90年代，莫斯科积极拉北京反对华盛顿的北约东扩和建立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而北京则利用俄美关系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矛盾来为自己捞好处，从俄罗斯获得军事技术上的好处，从美国获得经济上的好处。”[4]
显然，美俄学者虽然对中俄之间协作关系的稳定性存有疑虑，但也都承认某种新型三角关系的存在。
在笔者看来，后冷战年代新型中美俄三角关系形成的国际环境是美国维护单极霸权的政策与俄罗斯和中国战略利益的冲突。
苏东集团解体后，中国在美国对苏战略中的借助作用消失，中美在社会制度和人权政策上的矛盾，使两国关系在1989~1997年陷入低谷。中国国力的迅速增长，突出了中美两国在后冷战时代关于新的世界秩序和地区秩序问题上的理念矛盾和现实的政策冲突。这不仅使拟议中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难以实际建立，而且使双边关系处于经常性的动荡之中。中国政府经常痛切地感觉到，在中国的实力日益增长的情况下，美国的对华政策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外部威胁，而双力量对比的巨大差距，使中国必须寻找自己的伙伴来对美国的政策形成尽可能地牵制，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关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对本国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不仅导致了对西方“一边倒”政策的终结，也在客观上使俄美分歧在一系列领域开始出现并有所扩大。俄罗斯关于多极化的主张及其政策，构成了对美国单极霸权的挑战，也表明政治转轨完成后的俄罗斯仍然是西方世界的异类。实力大减的俄罗斯同样需要国际舞台上的合作伙伴。
无论是奉行美国霸权下的大国合作战略（1999年以前）还是单边主义的战略，美国都是在按照单极霸权的意愿整合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权利体系和国际秩序，必然将在某些方面能够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提出质疑的中俄两国作为主要竞争者，并切实对两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了根本性的伤害。
中俄两国关系的非结盟性质，使两国在战略协作的机制下仍然作为国际政治舞台的两个独立的力量主体发挥着作用，没有成为与美国对立的单一中心。而且，中俄之间战略合作的紧密程度和领域，都在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出现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后，更是如此。
二、“九一一”事件之前中美俄三角关系的形成和演变
后冷战时代的中美俄三角关系的基本框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形成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宣布自己是苏联国际法地位的继承者，但很显然，独立之初的俄罗斯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已经不能与苏联时代同日而语。独立之初的俄罗斯首先是选择了向西方“一边倒”和与中国保持睦邻合作关系的政策。
在对美政策方面，当时的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在其阐述本国外交的基本构想的一篇文章中，对此作出了清楚的表述:“在遵循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的基础上同西方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和盟友关系，”其目的在于，“使俄罗斯和谐地加入国际民主社会及世界经济联系。参与包括全球和地区稳定与安全问题在内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进程的调节系统。保证俄罗斯经济改革获得政治、经济、财政、技术及专家的支持。”[5]
而1992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中国进行首次访问的时候，其对华关系的政策定位是“中国和俄罗斯相互视为友好国家。他们将按照联合国宪章，本着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6]
很显然，独立之初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是希望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建立同盟关系，来解决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参与世界事务和本国经济复兴的问题，而对华政策的核心则是避免交恶历史的重演和发展邻国间的合作。这时，中美关系由于天安门事件的出现而陷入低谷，在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的同时，1992~1993年间，美国政府正忙于组织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并以此作为俄罗斯民主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7]在这一时期，还看不出，或者说三国之间的相互政策之间还不具备关联性，因此，还谈不到所谓的中美俄三角关系。
然而，三国间的关系态势很快就发生了重要变化。尽管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允诺提供的援助在1994年7月以前已经拨出了300亿美元，[8]但俄罗斯政府关于依靠西方援助迅速摆脱危机的幻想已经破灭。1994年1月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出台，俄罗斯与西方在波黑问题上的矛盾也开始出现，1994年12月叶利钦总统在欧安会公开指责北约的东扩计划是在重新分裂欧洲，俄罗斯与西方的蜜月关系这时已经结束。1995年9月，北约的政策研究部门发表的《北约东扩研究报告》进一步刺激了俄罗斯，使它意识到西方仍然将它作为潜在的敌人，并将东扩计划看作是对本国西部安全的最大威胁。
1994年6月美国宣布将对华贸易问题与中国人权问题脱钩后，中美关系的紧张度有所缓解。但1995年6月美国国会批准台湾领导人访美使美中关系出现了更严重的危机，1996年3月，当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发射演习之时，美国派出两个航空母舰编队驶近台湾海峡，对中国实施军事压力。中国政府深刻地意识到美国实际上是中华民族走向统一和强大的最大外部障碍。
上述俄美关系和中美关系事态的后果是，中俄两国深感受到美国政策的伤害而在1996年4月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Partnershipofstrategic coordination），试图加强外交合作来牵制美国的对俄与对华政策，并在1997年4月发表了作为双方战略协作关系理论纲领的《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宣言》，表示双方将联手“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世界新秩序的建立”。[9]
与此同时，尽管美国的政策使中俄两国感到咄咄逼人，但在1999年以前，后冷战年代的美国单边主义政策还没有最终形成，美国仍然需要中俄两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朝野战略家一致认为，防止全球秩序及主要制度，包括贸易、金融市场、能源和环境领域的灾难性崩溃是美国的生死攸关利益。他们认为，为了保证美国的这种全球利益，“美国的资源是有限的”。[10]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也认为，为了保持全球秩序的稳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美国领导地位，仅仅依靠北约和美国在各地区的盟友是不够的，美国必须保持与非敌非友的地区性大国的合作。他领导的一个由美国官员和学者组成的研究团体还认为:“美国无可选择的必须领导世界。这是一种建立在磋商基础上的领导地位。”“美国在21世纪的世界领导地位的潜在的不利条件是没有解决的国内问题和因每年的预算赤字而继续增加的数量惊人的债务。”“我们必须使我们将北约的职责扩大到中东欧国家的公开的计划与我们将俄罗斯整合到国际上社会中的意图协调起来……使中国加入到国际社会中来也符合我们的利益。”[11]
在这种战略考虑下，在意识到将俄罗斯完全融入西方阵营的方针很难在短时间取得成效，转而对其采取防范和遏制政策的同时，试图维持与俄罗斯在一些领域的合作关系。例如，美国反复劝说俄罗斯参与1995年11月《代顿协议》签署后波黑地区的维和，1997年3月以总统联合声明的形式接受了俄罗斯维持战略稳定的立场和区分战略和战术反导武器的标准，并在同年5月签署了安抚俄罗斯的《北约——俄罗斯双边关系基本文件》。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际，美国开始意识到中国在维护亚太稳定和防止导弹技术扩散方面的重要作用，最终放弃了1989年以来的单纯遏制政策。1997年10月邀请中国国家元首访美，并表示愿意着手建立双方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售台武器方面也比较谨慎。
可以认为，1996~1997年是新的三角关系初步形成的时期，其性质是美国主宰世界构想下的美国与中俄两国的有限合作，与中俄联手抵制美国的单极霸权。
1999年3月开始了新三角关系的第二个阶段。由于北约第一轮东扩在1999年3月完成，1998年的金融危机使俄罗斯元气大伤，而美国的GDP在达到9万亿美元后看不出任何衰退迹象，与美国海外利益密切相关的亚太经济也开始稳定和复苏。美国政府改变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出的对本国实力有限性的评估和对大国合作的需要，开始以单边主义的方式解决全球稳定与核安全问题。
1999年3月，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NMD法案》，放弃冷战结束以来作为美俄关系基石的美俄在核裁军领域的合作关系，力图以绝对的技术优势建立单方面核安全，从而将在理论上使俄中两国处于美国的核威慑之下。
1999年3月末到6月初，美国撇开联合国，不顾俄中两国的激烈反对对南斯拉夫进行长时间的轰炸，完全排斥了俄罗斯对欧洲安全事务的参与权。“科索沃模式”使车臣和台湾地区的分裂主义势力得到了空前的鼓励（同年夏季俄罗斯大城市恐怖爆炸不断，7月8日台湾提出两国论），美国还试图将台湾拉入亚太TMD体系，俄中两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了直接威胁。5月8日中国使馆被炸事件，俄罗斯撤回驻北约代表及俄罗斯总理中断对美国的访问，更加凸现了这时中俄两国与美国的冷和平关系。俄罗斯一位学者甚至认为，上述事态使“俄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反美趋向自50年代两国建立军事政治联盟以来从来没有这样明显过”。[12]
同时，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真正达到了战略层面，关注重心由在北约东扩和台湾问题上的交叉支持，进一步扩展到共同坚决反对可能给美国干预车臣问题和台湾问题制造口实的“科索沃模式”，维护全球核战略稳定与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为此，中俄两国领导人不仅在2000年7月联合发表了加强战略协作的《北京宣言》，还在从1999年到2001年的三年内，中俄两国联合有关国家连续三次在联合国大会和国际裁军大会提出反对破坏战略稳定的议案。
能够比较典型地反映美国在后冷战年代三角关系思维的事例，发生在小布什政府执政初期。强硬派占据主导地位的布什班底，在竞选期间就激烈地指责克林顿政府对俄罗斯和中国过于软弱，主张对两国实施“强硬的现实主义（toughrealism）”政策。这一政策不仅使2001年3月访美的俄罗斯安全会秘书（相当于美国的总统安全事务助理）谢尔盖·伊万诺夫（现任俄罗斯国防部长）受到冷遇，而且来访者刚刚离去，政府就以间谍罪名驱逐了40余名俄罗斯外交官。
然而，在2001年4月1日中美之间出现撞机事件之后，布什的班底开始认为:“中国构成了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俄罗斯可能成为遏制中国的潜在的伙伴。作为战略竞争者的中国正在使亚洲力量的平衡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种努力必须被制止。为了实施这一战略，需要较少地注意俄罗斯的国内问题，而更多地关注美俄两国的安全日程。这一战略与尼克松在1970年代初关于战略三角的考虑相同，只不过现在俄罗斯和中国调换了位置。”[13]
为了实施这一三角关系的新的政策思路，美国政府开始拉拢俄罗斯而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布什于2001年6月与普京在斯洛文尼亚举行了首次会晤，在一个月后又在意大利举行会晤，并且开始对普京本人赞赏有加。[14]而在2001年4月15日，也即中国政府刚刚释放在撞机事件中被扣押的美方军人后，布什就宣称“将采用一切手段确保台湾的防卫”。美国政府还在同年5月宣布向台湾地区出售导弹驱逐舰和潜艇等进攻性武器，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
“九一一”事件的出现为三角关系的发展楔入了新的因素。
三、“九一一”事件对三角关系的直接和潜在影响
“九一一”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彻底摧毁了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重要基石——美国可以奉行为所欲为的国际政策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结束了美国建国以来本土从未受到严重的直接打击的历史。美国的本土安全继续面临着超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和德国一旦完成了亚欧战事后可能挥师北美大陆的潜在威胁的最现实的威胁，迫使美国史无前例地将本土安全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首位，从而导致了美国全球战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双重目标——既要维护单极霸权，又要维护本土安全。“九一一”事件对三角关系的直接影响是布什政府需要进一步的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且调整撞击事件后对中国采取的高压政策。因为在美国试图建立的围堵恐怖主义的国际网络中，中俄两国都有着明显的地缘重要性。
在布什政府上台之初即开始谋求改善俄美关系的普京，迅速抓住了“九一一”事件提供的历史性机遇。除了在事件第二天对布什表示电话慰问外，2001年9月24日，普京本人通过电视讲话发表了五点声明，表示愿意为反恐行动提供空间走廊，不排除同意俄罗斯的中亚盟国向美国提供空军基地。[15]
出于本国的反恐战略需要，美国对俄罗斯合作政策也作出了积极反应。美国迅速减弱了对俄罗斯车臣政策的批评，而且连续进行了一系列美俄最高级会晤，其意图是劝说俄罗斯同意修改1972年《反导条约》，在防止核扩散和反恐领域加强与西方世界的合作。2002年5月下旬，两国元首在莫斯科会晤期间签署的多项文件表明，俄美之间确立了反恐伙伴关系，俄罗斯默认了美国在2001年12月13日退出《反导条约》的立场，美国方面则以同意有限的提升俄罗斯在北约的地位，与俄罗斯签署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且不再提及必须销毁全部路基多弹头的STARTII作为回报。
同时，美国政府着手改善撞机事件后的美中关系。2001年10月布什出席在中国举行的APEC会议，2001年12月这次中国加入WTO，2002年2月在《上海公报》签署30周年之际访问中国，多次强调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原则没有变化。美国学者对此评价说:“在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进攻之后，布什政府开始将全球恐怖主义，而不是中国看作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最主要威胁。首先在阿富汗开始的战争，很快又试图采取行动推翻萨达姆政权，以及其他目地在于根除恐怖主义网络的努力，使布什政府将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所形成的危险，以及对中东进行政治重建作为必须全神贯注的战略优先方向。”[16]
美国政府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对俄中两国采取的怀柔政策，对中国两国战略协作关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首先，美国政府在2001年12月13日宣布单独退出反导条约，实际上使1999年以来中俄之间最重要的战略协作领域——两国在反对美国研制和部署陆基NMD方面的合作失去了现实意义，两国只得被迫退守反对太空武器化的防线；[17]同时，美国政府将主要精力用于反恐，减少了对同样具有恐怖性质和形式的车臣政府的支持，减弱了车臣问题上对俄罗斯的压力，使两国联手反对“科索沃模式”的现实紧迫感也随之消失。还应该指出的是，俄罗斯政府在导弹防御问题上对美国的让步，事前显然没有与中国政府磋商，对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产生了消极影响。俄罗斯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政府“怨恨莫斯科没有及时向北京通报对待全国导弹防御系统问题态度的转变”。[18]
在2003年3月20日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后，中俄两国都在根据本国在伊拉克利益的轻重来确定反对这场战争的政策实施力度。例如，尽管中俄两国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一系列的会晤中表明了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共同立场，中国政府显然回避了在安理会与俄法德组成反战外交联盟。
因而，中俄美学者一致认为，在“九一一”事件之后，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的重心已经由全球层面向地区（例如中亚和朝鲜半岛）和双边领域转移。[19]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反恐的迫切性和长期性使美国不得不缓和与中俄两国的关系，但美国当前面临的恐怖威胁，在现实破坏性上还不能与在1973～1974年全球性的西方经济危机中败出越南和1975～1979年面临着苏联的全球性进攻的威胁相比，它没有改变中俄美三国力量对比，不能迫使美国在当前对俄中两国作出类似1972～1979年间对中国的战略性妥协，因而不能改变美国维护单极霸权的全球政策。由这一判断出发，美国在NMD问题、北约东扩问题、车臣问题上、在亚太地区加强前沿部署和台湾问题上会收敛其政策的咄咄逼人的强硬形式，并注意减少类似2001年3月和4月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和与中国的撞机事件那样的激烈外交摩擦，但不会有实质性的战略变化。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NMD计划将阉割俄罗斯的核战略地位，北约东扩将根本性的封杀俄罗斯国际影响的地理空间，美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表现出的单边主义政策，美国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和地区影响力的遏制，在台湾问题上实质上阻碍中国统一的立场，都说明俄中两国与美国的矛盾是战略性的，难以掩盖和克服的。因而，中俄两国维护和保持协作关系的利益基础和战略需求依然存在。
四、当前中美俄三角关系的若干特点
显然，在后冷战年代中美俄三角关系中，美国对其总体态势的演变始终起着重要的甚至主导性的影响。这是因为，中俄两国的对美政策不仅存在着静态劣势（实力对比的巨大差距），还存在着动态弱点，即作为双方国家大战略核心内容是迅速增强国力和为此必不可少的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而两国迅速发展本国经济对外部市场和外部投资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双方能够互相提供的总量，两国又都无法相互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例如，台湾问题作为中国的战略软肋极大地消耗了中国的经济资源和外交资源（武力防独的准备和对银弹外交的反制），严重削弱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运筹能力。中俄两国都不得不各自寻找与美国缓和关系的途径与契机。而美国与中俄两国任何一方关系的较大幅度的改善与缓和，都在客观上削弱了中俄战略协作的紧密程度或改变其协作领域。
此外，当前的中美俄三角关系，还有其不同于冷战年代的若干特点。
其一是总体上的非对抗性。这是由于不仅中俄两国不谋求与美国对抗，美国也在努力避免使中美关系和美俄关系恶化到对抗状态。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美国未来在台海危机中试图进行武力干预，美国与中国将会出现局部军事对抗的风险。
其二是其非对称性。在冷战年代，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在地理位置上和常规力量上占有优势，在核力量上与美国持平，美国则在总体经济实力上占有优势，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劣势，在欧亚大陆上与苏联进行争夺时，有两大洋的阻隔，因而特别需要在撤出越南后借助中国的力量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均衡。在后冷战年代，这种力量对比的对称性完全消失了，美国不仅在总体实力上远远超出了中俄两国的总和，而且迅速发展军事科技大为扩展了美国的洲际投放能力，两个平行市场的消失使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的影响覆盖到世界各个角落。这种力量对比的非对称性决定了当前美强中俄弱的三角关系的总态势。
非全局性是当前三角关系的另外一个特点。冷战年代的三角关系作用是全局和全球性的，从地理范围上看，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拥有各自的军事集团和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并在中间地带——第三世界进行着激烈的争夺。从三角关系作用的问题领域来看，它表现为军事上的相互对峙，经济上的相互封锁和外交上的相互孤立（中国在其中只是部分地参与，或者说只是在亚太地区起到遏制苏联霸权的美国的伙伴作用）。
由于中俄两国无论是在总体实力上还是在外交政策的影响范围上都不构成全球性的一极，中俄与美国的矛盾也主要集中于国家安全领域，当前的三角关系远远不能覆盖国际社会的所有问题领域，甚至不能覆盖一些主要问题领域，例如经济全球化问题，南北矛盾问题，全球生态安全问题，而在冷战年代这些问题或者被两个平行市场阻隔，或者被世界大战的威胁所掩盖和冲淡。
这种非全局性还由于后冷战年代三角关系之外的国际行为主体增多，例如欧盟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以及恐怖主义的全球体系等，对国际事务起着独立于中俄美三国之外的一定程度的影响。
此外，应该指出的是，当前的三角关系还存在着某种利益共同性和非零和性。例如在发展经贸合作方面（这在中美关系中的表现最为典型），防止核技术和导弹技术扩散方面（冷战年代激烈的核竞赛掩盖了在此问题领域的一致性），在应对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首先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这种利益一致性导致了当前的三角关系不同与冷战年代的零和性质而呈现出非零和性质，即一方所得不再等于另两方所失，而在上述领域有可能表现为三赢的结果。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4年10月号）
【注释】
[1]K.Liberthal，TriangularThinkingintheUSandChina，thepaperfortheConferenceonUS-China-RussiaRelations，June25-26，2002inBeijing.
[2]E.Wishinick，Sino-RussianRelationsinaChangedInternationalLandscape，CHINAPERSPECTIVES，No.43，Sept.-Oct.，2002.
[3]李学君、A.季卡廖夫主编:《俄中关系:世纪之交时的求索》，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 279页。
[4]В.Михеев，Китайскаявнешняяполитикаиактуальные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щения передвызовами，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No.6，2003г.（瓦·米赫耶夫，《中国的对外政策及当前俄中关系面临的挑战》，载［俄］《远东问题》2003年第6期。）
[5]А.Козырев，ВнешняяполитикаРоссии，РОСИЙСКАЯГАЗЕТА，3декабря1992.（阿·科济列夫:《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载《俄罗斯报》1992年12月3日。）
[6]《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2年12 月19日。
[7]J.D.Rosner，TheNewTug-of-War，Washington，1995，p.53.
[8]USIS，22，June，1994；RadioFreeEurope/RadiolibertyDailyReport（91），13May，1994.
[9]《人民日报》1997年4月24日。
[10]TheCommissiononAmerica’sNationalInterests，America’sNationalInterests，AStudyReport，Washington，1996，p.3-4.
[11]Z.Brezinskiasprojectchair，ForeignPolicyintothe21stCentury:TheU.S.LeadershipChallenge，Washington，1996，p.145andp.114.
[12]А.Ларин，Американскийфакторв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м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партнерстве，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No.6，2000г.（阿·拉林:《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载［俄］《远东问题》2000年第6期。）
[13]J.M.GoldgeierandM.McFaul，PowerandPurpose，U.S.PolicytowardRussiaaftertheColdWar，Washington，2003，p.312.
[14]“PressConferencebyPresidentBushandRussianPresidentPutin，”WhiteHouse，Officeofthe PressSecretary（Slovenia），June16，2001.
[15]ТелеобращениепрезидентаРоссииВ.Путина，КОММЕРСАНТЫ，25сентябрь2001г.（《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视讲话》，载［俄］《生意人报》2001年9月25日。）
[16]J.D.Pollack，ed.，StrategicSurprise？U.S.-ChinaRelationsintheEarlyTwenty-firstCentury，Newport，2003，p.3.
[17]《中俄两国总理第七次定期会晤联合宣言》，载《人民日报》2002年8月24日。
[18]В.Михеев，Китайскаявнешняяполитикаиактуальные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щения передвызовами，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No.6，2003г.（瓦·米赫耶夫:《中国的对外政策及当前俄中关系面临的挑战》，载［俄］《远东问题》2003年第6期。）
[19]笔者在2002年5月30日《环球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2002年5月莫斯科会谈后，中俄合作的重心开始向地区和双边层面转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副所长瓦·米赫耶夫教授在2003年第6期《远东问题》上撰文指出:“把俄罗斯的政策焦点放到美国以及它谋求在国际新秩序中发挥与美国相同的作用，这些自然地使俄中关系降到地区级水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伊·维什尼克在她发表于2002年9~10月号《中国展望》上的文章也指出:“在目前俄罗斯基于反恐联盟选择与西方的利益进行更紧密的合作的情况下，中俄伙伴关系被降级到了双边和地区关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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