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中日关系史上出现过两次大的“非常态”阶段。除此之外，大体是中国占相对优势的“中强日弱”时期。从2010年前后起，中日关系逐步回归到一种带有时代新特征的新常态。战后70年所涵盖的中日关系，其特点是较长时期内日本占优、双方战略态势在后期开始“强弱易位”但总体上又处在一种“强强并立”的相对均势格局。这种局面下，中日关系的极好和极坏局面都不大容易出现，但一定程度上的乱象、摩擦和争端却容易不时发生。
从历史大周期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有文字记载的两千年中日关系史中，明显的“非常态”状况出现过两次。[4]非常态是指这两次或两个时期的出现并非必然而是具有某种偶然性。
第一次是从中日开始交往的公元1世纪到公元6—7世纪前后。[5]因为日本还基本没有或者说刚开始“文明开化”，未形成中央集权和统一国家体制，而中国已经走向较为成熟的“封建”王朝时代，在文化科技与生产力层次上形成了巨大的对日代差。中国是东亚国际体系与先进文明的中心，中日建立朝贡与册封关系，日本对中国采取追随乃至臣服的姿态。这种关系样态，并不能算中日关系的常态，因为世界各国“文明开化”的始发有先有后，具有历史偶然性。
第二次大约是从19世纪末的1895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的2010年前后。[6]从晚清甲午战争到1945年二战结束，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学用西方新文明与科技，对华形成了代差或半代差性的优势。这个阶段，是中国落后挨打、饱受日本侵略与欺凌的时期。这种“以小欺大”的惨况，在两千年中日关系史上从未有过，是典型的非常态时期。同时，从大历史下的中日文明与生产力样态以及日本学习欧美持续推进“近代化”的角度来看，战后70年的中日关系也可以算为这一“非常态”阶段的后半部分。日本虽然在1945年战败，有形物质损失巨大，但战败只是短暂的中断，战前产业革命及工业化的积累（特别是科技与人才的储备），使日本拥有快速恢复生产并发展经济的社会基础与科技能力。战后日本的发展仍处在明治维新近代化的延续线上，战前与战后总体上是一个脉络相承的宏观历史阶段。[7]日本的这种西方工业化与现代化文明的发展，在20世纪70—90年代前期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并且其余势一直持续到21世纪前十年，直至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被中国超过为止。
同期，中国虽然取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基本统一，但在历史阶段及发展形态上则是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文明进发，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现代化”的大部分领域基本都落后于日本。[8]所以，中日复交后，从70—90年代，甚至到21世纪头十年，普通中国人眼里，日本是发达和富裕国度的象征，成了中国追赶和借鉴的目标。盖因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包括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中曾根康弘在内的日本领导人，常以领先者的地位自居，自信地认为日本应帮助并引领中国的现代化，使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9]
除了以上两个特别的“非常态”阶段，历史上大部分时期[10]，都是一种“常态期”——中国体量巨大、综合国力占有比较优势的时期。当然，在这种常态下，中国对日优势的程度有很大不同，是可以做区分研究的。[11]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在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日关系逐渐回归到“中强日弱”的常态格局。这种常态具有过去常态所没有的时代特征及环境差别，不是过去常态的简单复制，所以可以叫“新常态”。
表1 中日关系“常态”与“非常态”阶段的演变
两千年中日关系史，除了可粗分为中强日弱、日强中弱、中日两强并立及中渐强日渐弱的三大阶段外，还可进一步细分为“五阶段”，即：（1）日本对中国的绝对落后阶段（6—7世纪即隋唐以前）；（2）日本对中国的相对落后、弱势阶段（隋唐以后即日本古代统一国家基本形成以后、直到晚清）；（3）日本对中国的绝对优势、强大阶段（1895—1945）；（4）日本对中国总体上相对先进、发达的阶段（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5）2010年前后开始，中日之间因GDP逆转而逐渐发生权力转移（power shift），进入中国总体上相对强大及占优的阶段。
战后70年所涵盖的第四阶段后期与第五阶段前期的中日关系，其特点是中日在战略态势上呈现“强弱易位”，但总体上又处在一种“强强并存”的相对均势格局，这个时期充满了国家间关系在历史重大转变过程中的某种“常见症状”。日本在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再加上近代以来的感觉延续）占有领先地位、养成了一种长期的优越感觉，所以对中日强弱态势的改变抱有相当难以接受的抵触心理。[12]由于中国对日关系态势在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将强未强、大而不强的格局[13]，日本在很多地方对这个“强”是不认可、不服气的，对逐步发展强大起来的中国有些“忧惧”，但仍缺少“敬仰”。进入第五阶段的中国，既不能完全“吸引”日本，也不能完全“压服”日本，发现自己不太容易与之建立某种明确的、良睦友善的战略伙伴关系。[14]日本在第五阶段开始的若干年内，则很明显比较担心中国主导东亚事务、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政经秩序圈，它认为这种格局不利于维护自己已经到手或将要到手的国家利益，对此是比较拒绝和排斥的。并且，出于对未来的打算，日本还在思谋各种办法来对冲、制衡和约束中国，试图“管理”中国崛起对自己带来的冲击[15]，例如扩充军力、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推动合纵制华的战略性外交（例如插手南海争端、对冲“亚投行”及“一带一路”倡议）等。如此局面下，中日关系中“友好亲睦”与“正面冲突”的两极情况虽不容易发生[16]，但某种程度的乱象、摩擦和争端却总是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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