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日本对外关系

二、冷战后的日本对外关系

1.强化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冷战后，日本依然将日美关系置于对外关系的首位。1990年，海部首相一年中三次赴美，与布什共同商讨建立日美之间的“全球伙伴关系”。宫泽上台后亦努力协调日美关系，力图使两国进一步由同盟发展为命运共同体。此后的细川、羽田、村山、桥本内阁、小渊惠三、森喜郎和小泉纯一郎在执政期间都无一例外地强调日美关系的重要性。在国际事务中日本积极支持美国的全球战略。在海湾战争中出资130亿美元，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打击、制裁伊拉克，并在此后派出扫雷艇赴中东地区。在东欧、前苏联动荡剧变中支持美国和平演变战略，支持美国对华制裁，配合美国的“人权外交”。1996年4月，日美签署《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双方重申冷战结束后日美安保条约依然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础”。1997年，日美修改了1976年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方针》，将原来的“日本遇到紧急事态”改为“日本周边地区发生的事态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时，两国将进行磋商与合作”。1999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使自卫队编入亚太美军的后勤、情报、指挥系统。同年8月，日本正式与美国开始了TMD的共同研究，日美军事一体化迅速加强。2001年年初，小布什上台后提出要“强化美日安全关系，以美英特殊关系为榜样”，使日本成为“远东的英国”。同年4月，小泉上台后在对外政策上，强调日美关系更趋紧密，重申要“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基础”，有意推行“脱亚入美”的政策。“9·11”事件后，小泉更是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支持重建阿富汗。2003年，美国发动对伊战争，与法、德的拒绝合作完全不同，日本义无反顾地站在美国一边。在布什总统宣布战争结束后，为了配合美对伊的重建计划，日本政府通过了《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案》，并于当年年底派自卫队员飞赴伊拉克。在朝鲜核问题上，日本更是与美国紧密合作，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与美国保持一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日本都以实际行动证明它不愧为美国最忠实的同盟伙伴。作为回报，美国积极支持日本参与国际事务，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日美安全合作中也存在着矛盾，如，美国不满意日本自主拥有间谍卫星，认为这是在军事情报领域摆脱美国而独立；日本对美国图谋独霸世界越来越不满，反对美国的单级统治。日本决定在维持日美同盟的同时，加强多边对话与合作。日美关系出现同盟与自主并进的态势。

然而，冷战后日美经济实力上的变化，使日美之间的矛盾也在进一步加深，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两国在经济贸易中的摩擦加剧。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美间贸易继续失衡，美国对日贸易赤字居高不下。1990年，美国对日贸易赤字达418.49亿美元，1999年达739.2亿美元，2000年高达813.22亿美元，2001年达689.63亿美元，2002年达698.57亿美元。两国间激烈的汽车战、农产品战、半导体战、专利战、胶片战和航空战此起彼伏。美国频频挥舞“超级301条款”大棒压日本开放市场，而日本则在对美谈判中说“不”。另一方面，日美之间在亚太地区争夺主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世界经济区域化进一步发展使日本“回归亚洲”的呼声强烈，日本政府加强与亚太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意欲充当本地区经济合作的“领头羊”。1991年，亚洲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对象；1992年，日本对亚洲的贸易顺差首次超过对美贸易顺差。美国在冷战后的对外经济战略重心也向亚太地区转移。日美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与发展战略目标冲突将使之矛盾更加深化。此外，日本国内的反美情绪也有抬头趋势。1995年9月4日，驻冲绳美国士兵强奸一名日本少女，这一事件在冲绳及整个日本列岛激起抗议浪潮。此后又发生了冲绳县知事反对美国驻军继续使用冲绳美军基地事件，美军军事演习中错发铀弹并拖延通报日方事件等，引起日本朝野对美国的不满。

尽管日美之间存在有矛盾和斗争，但两国之间相互需要、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的趋势始终占据主导。美国需要日本的资金和在国际事务中的支持，日本离不开美国的市场、安全保护和对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支持。双方在环境保护、反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在新世纪，双方在经济上仍然是稳定的竞争伙伴关系，在政治上、安全上的同盟关系也将进一步发展。

2.全面加强与欧洲的协调

冷战后，日欧关系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日本为了建立日、美、欧三极体制，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与影响，改变美、日、欧三角中日欧关系的薄弱状况，变日美欧“等腰三角形”为“等边三角形”，提出全面改善与欧洲的关系。

1990年1月，海部访问欧洲数国，阐述了日本的“新欧洲政策”，包括支持德国统一和东欧改革以及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加强日欧关系和日美欧三边政策协调等内容。双方改变过去过多关注经济摩擦问题的状况，在政治合作方面取得共识，强调加强政策协商，把日欧关系提高到全球伙伴关系。1991年7月，在日本的提议下，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荷兰首相吕贝尔斯（荷兰为当年的欧共体主席国）与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在荷兰举行首脑会谈，发表“全球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声明”对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关系上的原则、合作方式及协商机构作出了规定，强调双方具有共同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法制主义及尊重人权的价值观；共同奉行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及维护繁荣健全的世界经济，并决定在原来每年一次的部长级会议和半年一次的日欧外长会议的基础上，每年召开一次日欧首脑会议。日欧首脑外交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制度性、双向性（指双边首脑互访）、全面性（指会谈内容的全球性）。到2004年，日欧首脑会议已经举行了14届。日本开始派代表参加欧安会，并于1992年7月被批准为欧安会准成员国，向北约也派出了常驻代表。日本还积极参加每两年一届的亚欧会议。日本对欧（欧盟及加盟国）首脑外交也逐渐成熟，一改以往的被动与等待，主动地以对话和合作发展双边关系，在安全保障及国际经济等问题上提出了创新性的建议，利用联合国改革的有利时机，争取欧盟的支持，早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实现政治大国的梦想。

日欧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经济贸易问题。1995年6月，村山首相访问法国，与欧盟轮值主席希拉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举行了日欧首脑会谈，双方同意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解决贸易争端。1996年召开的首届亚欧会议，为日本加强与欧洲的协调提供了很好的场所。日本在每次的亚欧会议后都要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召开专门会议，进一步协调了与欧盟及欧洲国家的关系。

3.积极开展亚太外交，谋求建立日本主导的“亚太新秩序”

冷战后，日本的亚太外交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安全领域，充当亚太领导的措施更加有力。

经济上，日本以扩大经济援助和加强经济联系为先导，进一步发展同亚太地区国家间的关系。日本的贸易结构从依赖美国转向重视亚洲，日本是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投资国，仅次于美国，2002年，双边贸易达到1 229亿美元。2004年11月，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在老挝与东盟10国外长举行会谈，就2005年4月启动日本与东盟间以自由贸易协定（FTA）为核心的经济合作协定缔约谈判达成协议。2004年11月30日，小泉首相与东盟10国首脑在首脑会议中予以确认。日本希望借此推动与东盟市场一体化，并将加强政治、经济等领域广泛的合作关系。同时，通过制定地区内共同的投资、贸易规则，支持日本企业在东盟各国实现最佳选址生产。日本对外援助的60%以上都集中在亚洲地区。1997年，为解决泰国金融危机，日本宣布提供4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1999年1月，日本首相小渊访问了柬埔寨、老挝、泰国，向柬埔寨提供315亿日元的无偿资金援助，向老挝提供第二湄公河大桥的日元贷款。8月，日本派出亚洲经济复兴代表团访问了东亚7国，商讨经济援助事宜。11月，小渊在与菲律宾总统会谈时表示向菲提供395亿日元的特别贷款，用于基础设施整备。2003年12月，在日本的积极倡导下，在东京召开了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考虑到东盟各国经济水平差异，会议确定了日本与东盟地区贸易自由化的“两步走”方案，即东盟6个老成员国定于2012年执行，而越、老、柬、缅等4个新成员国于2017年执行，同时，日本提出“东盟优先”的对外援助政策，准备向东南亚欠发达国家提供大笔发展援助。

政治上，展开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攻势。冷战结束以后，日本更加重视亚太外交。1989年，海部俊树任首相，在位两年半时间里，曾先后出访东盟、南亚、蒙古、中东等20多个国家。在访问东盟国家时明确表示，日本要在亚洲发挥政治作用。1991年宫泽上台后，提出“对战争进行反省”，主张日本以东盟外长扩大会议和亚太经合部长会议为舞台，争取对亚洲经济、政治的主导权。1995年7月，村山内阁外相河野洋平明确提出日本今后要“掌握亚太地区安全保障的主导权”。1997年1月，桥本出访东盟五国，与东盟国家建立新的互相理解、互相合作、共同发展的对等伙伴关系。2000年8月，森喜朗访问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4国，重点是与印度建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两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合作，确保从中东到印度洋、南中国海至日本的石油海上通道的安全。同年，日本还改善了与伊朗、缅甸的关系，表明日本外交开始按照自身判断行事。在朝鲜半岛事务中，日本紧随美国，但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希望改善日朝关系，积极谋求与朝鲜关系的正常化。1993年，两国开始建交谈判，后因朝核问题中断。1999年12月初，村山富士率领超党派议员团访问朝鲜，约定重开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随后，日本全面解除了对朝的制裁。2000年4月，两国开始举行中断7年的建交谈判。2001年5月，小泉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指出，为稳定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努力进行日朝关系正常化谈判。与此同时，日韩关系更趋紧密。2000年5月，森喜郎访韩，与韩国确认继续坚持美日韩合作机制。9月下旬，韩国总统又应邀访日。小泉上任后多次强调日本将继续维持日美韩紧密的合作。

安全上，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机制，派出日本自卫队参加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间开展穿梭外交以缓和局势，在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和解决朝鲜核查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1994年7月，日本参加了亚太地区第一个政府间安全对话机制——东盟地区论坛。2002年，小泉纯一郎首相、绵贯议长等政界要人出访东南亚国家，表示要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2004年12月，日本与东盟首脑会议的主题就是拓展自由贸易，加强安全合作。小泉提出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以便维护海洋安全，并与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日本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文件。日本还提出建立“东北亚地区论坛”的构想，在东北亚建立由朝鲜半岛双方和日、中、美、俄四国参加的多国安全合作机制，作为东盟地区论坛的补充和发展。

4.从世界局势和自身外交战略的角度处理日中关系

20世纪90年代，日本历届内阁按照“友好”和“合作”的方针，积极开展对华关系。1989年，西方对华制裁后，日本海部内阁率先从西方内部打破对中国的制裁。宫泽上台后提出：“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两大车轮”，将日中关系提高到了与日美关系同样重要的位置。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天皇及皇后访问中国，将两国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95年5月，村山首相访华中参观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并提笔留言“正视历史，祈日中友好，永久和平”。199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桥本首相9月访问了中国。1998年11月底，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期间，中日确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成为中日发展关系的基础；1999年，小渊首相访华迈出实际改善中日关系的步伐，取得积极成果。小渊郑重表示：坚持日中联合声明所确定的原则，不会改变一个中国的立场，绝不参与和支持中国台湾地区独立；反省历史，坚持在和平宪法下走和平建国道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坚持无核三原则，不做军事大国。2000年4月，森喜郎上台后，一方面重视同中国保持高层密切的接触和往来，10月，中国总理朱基应邀正式访日；另一方面还重视发展同中国的民间交流；同时，在两国关系中有关参拜靖国神社、李登辉访日以及中国增加军费、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等敏感问题的处理采取了谨慎态度，为推动两国关系采取了一些积极行动。

2001年4月，小泉成为日本首相以后，多次强调，与中国的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表示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但是，由于小泉等日本政治家们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国宣布中断两国首脑正式互访。虽然日本方面多次表示希望恢复双方首脑的互访，2003年10月，小泉曾对中国进行了闪电式的短期非正式访问，但除了两国领导人利用国际多边场合会晤之外，再也没能实现两国首脑的互访。2004年11月下旬，小泉利用参加APEC第12次非正式首脑会议和东盟与中日韩首脑会议的机会，在不到10天内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举行了会晤，表明了重视中日关系和加强中日在各领域合作的愿望。但是，由于会后小泉声称还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两国在政治关系上的僵局状态一时还难以打破。2004年12月底，日本允许“台独”势力总代表李登辉访日，使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

冷战后，日本对华经贸关系不断发展。1993年，双边贸易近400亿美元，1995年达500亿美元，1996年达到624亿美元。日本对华进出口总额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8.2%。对于中国而言，日本是第一大贸易国。中日经济合作出现好势头。1999年，中日贸易额已恢复到600亿美元水平，日本的对华投资正朝着良性方向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日经济合作的领域更加宽广。1979年以后，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经济援助（ODA）国。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开始全面调整其政策。2000年，日本开始大幅削减对华ODA额度，并且取消了对中国的资金优惠划拨方式。从2001年起，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计划由原来的5年一个调整为单年度援助，中国内陆地区环保项目将成为援助重点。2004年11月28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出席东盟和中日韩首脑会议，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对华经济援助（ODA）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表明了将彻底停止对华ODA的想法。

目前，日中关系存在的严重问题有：日本从西方战略出发，在有关民主、人权、军备等问题上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日本朝野某些人热衷于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明确把防务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并与“台独”分子勾结，2004年12月底，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允许“台独”势力总代表李登辉到日本活动，使中国台湾地区问题复杂化；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方不遵照“留待后人去解决”的约定，纵容日本右翼分子多次登岛修建灯塔等，制造事端；修改历史教科书，否定和歪曲侵略历史；日本一些政界要人一再参拜靖国神社，鼓噪停止对华援助贷款；与中国对俄石油管道之争、东海石油勘探之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必然影响日中关系的健康发展。

5.与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前苏联解体后，日本北方的军事威胁消除，日俄力量对比对日有利，日本积极改善同俄罗斯的关系，力争早日解决日俄领土问题。1992年1月，宫泽首相强调，日本将与独联体建立“新关系”，希望“早日解决领土问题，缔结和约，从根本上改善日俄关系”。1993年10月，叶利钦访问日本，两国发表了以确定北方领土性质及解决问题为原则强调“共同价值观”的《东京宣言》、呼吁经济合作的《经济宣言》。1997年11月，桥本前往俄远东地区与叶利钦举行非正式会晤，制定了两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进行全方位合作的“叶利钦—桥本计划”，双方关系迅速升温。1998年4月，叶利钦再次访日，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9年，日本加大了对俄外交力度，在政治对话、安全合作、人员交流等领域广泛促进日俄关系的改善。在车臣问题上，日本不但没有与欧美和IMF采取共同步调对俄进行抗议，反而向俄提供了7亿美元的贷款，还邀请了近400名俄青年访问日本，以期待如期实现日俄首脑商定的“到2000年解决领土缔结和平条约”协定。2000年，森喜郎一上任便将俄作为出访的第一站，开日外交史之先河。一年内日俄首脑6次会面，森喜郎称对俄有特殊感情，并提出与普京建立“弗拉基米尔·喜朗”个人信赖关系。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后，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外交，日俄首脑也举行过会晤。日俄双方虽然在安全、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新成果，两国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发展迅速，然而在领土问题上，由于两国的立场差距甚大，日本解决领土缔结条约的愿望至今未能如愿。

6.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

冷战后，日本重提联合国中心外交的目的乃是以联合国为舞台，积极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用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在国际安全领域发挥作用；努力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谋求成为政治大国。为此，日本开展了以下一系列有效的联合国外交：

（1）重点对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其他地区性大国、发展中国家开展了“争取支持外交”。日本关于改组联合国安理会的立场是，一国在安理会的地位应以均衡的方式按照其经济实力和对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财政贡献确定，即按财力划分权力。其方案是在日、德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前提下，增加如下措施：扩大非常任理事国，总数扩至20～25国，对部分非常任理事国允许连任，将新设非常任理事国中的三个席位分配给亚非拉，亚洲的印度和印尼，非洲的埃及和尼日利亚，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成为固定成员，实行轮换制，固定成员轮流担任该地区分得的一个席位的非常任理事国；基于地区平衡增加新常任理事国，新常任理事国不拘泥于是否拥有否决权，不触犯现有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既得权益；不损害安理会的信誉和工作效率。日本认为这一立场和方案既能安抚现有的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能够安抚其他地区性大国。为了赢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日本重视使用政府开发援助与争取第三世界国家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挂钩，以经济合作为杠杆，对发展中国家展开“争取支持外交”。

（2）积极参加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行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运动。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PKO法案）。此后，日本陆续向柬埔寨、安哥拉、莫桑比克、卢旺达、东帝汶派出自卫队官兵和文职人员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②积极参与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重视开展所谓“环境外交”，积极加入全球性有关环境问题的活动和条约，通过资金与技术合作，努力为解决环境问题做贡献，主办了联合国国际环境技术中心保护野生生物条约缔约国大会和亚太地区毒品对策高级官员会议，还通过联合国为解决世界人口问题提供资金援助，1992年对世界人口基金出资额为5 930万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力争在环境、贩毒、人口、难民、恐怖活动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中发挥主导作用。③积极参与解决国际“热点”。1990年6月促成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东京会议的召开，并把它视为其发挥国际作用的“尝试”。另外，不仅在海湾战争期间提供资金最多，而且战争结束后，还派去了扫雷艇，帮助清除波斯湾的水雷。不仅参加了有关中东和平的国际会议，还主持了关于中东难民和水资源的国际会议。在朝鲜半岛也积极配合美韩两国对朝保持压力，要求朝鲜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核查，参与了朝核问题六方会谈。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积极参与两国的战后重建。④积极推动国际军控和防止核扩散。1991年5月，冷战后联合国第一次国际性裁军大会在东京举行。海部首相提出，要增加常规武器出口的透明度，建议联合国设立武器进出口情况申报制度。日本还抓住反核和反武器扩散这一普遍关心的话题，以惟一受过核武器之害国家的身份大声疾呼，充当国际和平的维护者。

（3）积极为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提供工作人员。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等18个主要机构中，日本是世界上担任理事等要职最多的国家。通过谋取这些机构的领导职位，在机构内发挥实际作用，显示了日本的重要存在。

（4）积极交纳会费，是联合国的出资大国。多年来，日本对联合国的资金贡献不断增加，其排位逐渐前移。1971年占5.4%；1974年占7.15%，列美、苏之后，为第三位；1988年占10.84%，超过前苏联，居第二位；自1992年起占12.45%；1997年占15.65%；1998年占17.98%；而2000年则负担20.57%，已超过英法俄中四国分摊的总额。除会费外，在联合国的一系列重大活动中，日本都是主要出资国之一，每当联合国需要意外费用时，无不把主要希望寄托在日本身上。

通过努力，日本的联合国外交取得了初步成效。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有所增加，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日本进入到安理会中去，并支持它在将来的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004年10月，日本第4次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并且有45个联合国会员国表示赞成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美英法俄都公开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不少中小国家受过日本的“恩惠”也持赞成态度。

但是，日本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实现其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有：修改联合国宪章尚有困难；五个常任理事国大权在握，不会轻易让别人分享；日本否认侵略历史的举动，令国际社会存有疑虑；日本国内政局动荡不安，使日本外交影响力下降；国内法制调整尚有难题，各派政治势力和社会舆论尚未形成共识。尽管如此，由于联合国的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所以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大势已定，只是时间早晚以及加入方式的问题。

7.积极参与八国集团活动

日本认为八国集团在处理科索沃问题上已越过联合国，占据主导地位。日本紧紧抓住科隆八国首脑会议讨论世界政治经济安全问题的机会，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会上，日本不仅协助美欧援助科索沃复兴，而且主张西方应支持中国加入WTO，催促IMF向俄提供巨额资金援助。这样日本既附和了美欧，又抚慰了中俄，外交上到处得分。日本还利用2000年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日本冲绳召开之机，提高身价，彰显地位。可见，日本在继续争取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同时，明显加大了在八国集团的活动力度，另辟一条走向政治大国的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