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科技发展的特点

战后日本走了一条与美国以“军产复合体”为主导、以军备竞赛为中心的科技发展路线不同，以“重经济、轻军备”和“国家科技研发相对较弱、民间企业科技研发相对较强”为特征的有日本特色的科技发展路线。

战后日本科技的迅速发展，在本质上就是以战后科技革命发源地——美国为靠山，紧紧抓住科技革命机遇的结果，坚持以民生为主的科技发展显然有利于日本抓住战后科技革命机遇。

战后绝大部分新科技发明和创造源于美国，而且是美国首先为军事目的而研发的。^[31]在漫长的冷战期，美国的科技发展是以军备竞赛而非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的，直到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推进“军转民”技术战略，才真正尝到了科技革命推动经济发展的甜头。然而，对于处在美苏争霸夹缝之中的日本来说，恰恰是在冷战期间，可以尽兴地利用同美国的紧密同盟关系，将美国为军事目的所开发的各种尖端技术（如晶体管、集成电路等）转用于民生用品开发与生产，从而为其集中力量推动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这意味着，战后日本从美国的长期技术引进正是美国的“军”向日本的“民”转化的跨国跨洋的“军转民”过程。当然，这与战后美国为了应付苏联“威胁”的战略需要，对日本科技发展提供“慷慨”援助分不开，也使日本得以比较容易地趁美国忙于同苏联进行军备竞赛而对发展民生技术有所放松之际，在一些重要的民生技术领域夺得了对美竞争优势。可以认为，处在美苏争霸夹缝之中的日本成为战后美苏对峙冷战格局的最大受益者，冷战格局下的日美同盟关系成为日本的“巨大的利益源泉”。而且，这种关系在冷战后仍在延续，因为当今日本正在通过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继续在科技领域“利用美国”，获取有形或无形的最先进的军事和武器技术。

战后初期，虽然在日本科学界很多人主张“独立自主”地进行科技研究，然而多数企业经营者乃至政府相关部门认为：第一，从外国引进的技术都是人家已经研发出来的技术，比自己从头开始研发风险小，成本低，速度快，“与其创造不如模仿”；第二，日本一方面有战前工业化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存在战争期间与国际科技发展潮流隔绝所造成的断层和差距，引进技术恰恰是既可利用战前工业化基础作为一种“引进能力”，又可通过引进手段来填补战争所造成的落后与空白的两全之策；第三，日本可以说自古以来就富于引进技术的经验（特别是从中国），说得近一些，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企业就与美、德等国的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恢复和利用这种旧有的合作伙伴关系，可望成为引进技术的捷径。特别是作为日本同盟国的美国，在战后一段时期向日本提供技术十分大方，很多场合甚至派遣技术专家来日进行指导，直到产品能生产出来。

正是基于如上考虑，战后日本不仅选择了以技术引进为主的科技发展路线，而且确定了正确的技术引进方针。主要表现为：切实依据当时本国经济发展的最迫切需要来决定引进重点，把有限的外汇用在刀刃上；在发愤图强追赶欧美的民族精神的推动下，大力实施“勤俭持家”型技术引进，在西方的生产文明与消费文明之间，首先选择生产文明作为优先仿效与引进的对象，对外来生产文明的学习速度超过了对外来消费文明的学习速度。在技术引进的具体方式上，日本除去在引进最初阶段不得已将购买机器设备作为引进技术的主要手段外，还长期坚持以购买技术本身（如购买专利使用权等）作为技术引进的主要手段。正如有的科技史专家所指出的：“美国不仅向日本、也向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提供技术，但是，与欧洲及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日本从美国的技术引进最为成功。”^[32]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这种注重“利用美国”的技术引进方针一直延续至今，有所不同的是，日本开始以自己在某些高技术领域的强项为“诱饵”，通过一系列日美欧武器技术合作项目，学习和引进美欧先进的军事和武器技术。

在科技方面，日本有两个指标长期名列“世界第一”。一是日本全国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长期名列“世界第一”；二是由企业支出的研发经费占全国研发经费的比例，也长期名列“世界第一”。以民间企业作为主要推动力量的日本科技发展，自然会将重点放在技术开发而非基础研究方面，而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开发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基础研究，这个认识当然不意味着贬低基础研究对人类科技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应该说，对于基础研究的意义，从人类科技文明发展的角度来评价与从一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评价，两者不是一回事。日本在基础研究方面所作出的国际贡献少，为此而饱受欧美等世界各国的诟病；另外，重视技术开发又是日本科技发展的优点，这就是能将技术创新“进行到底”，促进生产力发展。^[33]日本的经验告诉人们，从科技论文出来的东西往往是易于移植和引用的，从科技实践出来的东西往往是易于保密而难以借用的。

日本企业非常重视生产现场，而生产现场恰恰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在民间企业的生产现场，大批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投身生产第一线，与富于“团队精神”的广大员工一起积极追求技术革新，而企业经营者则善于通过管理将技术革新变成集体的知识，使技术革新成为一项有各种知识和能力相互配合的集体的事业。成千上万家拥有“一技之长”和能工巧匠的优秀中小制造企业构成“日本制造”金字塔的基础，很多只有百余名、几十名乃至十几名员工的中小企业为大企业提供高技术零部件、原材料、中间产品、机械装备，或提供试制新商品所需的复杂加工服务，不少中小企业在某种中间产品的世界市场上占很大比例甚至首位，更因为擅长制造独家产品而被称为“only one”（仅此一家）企业。长期以来，在日本工业品出口中，耐用消费品所占比重不到20%，生产资料产品占比却高达80%，日本当之无愧地成为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机械、零部件、原材料、中间产品、机械装备的“世界供应基地”。

关于日本民间企业员工与科技人员富于精诚的对内“团队精神”和强烈的对外竞争意识，钱学森曾说，“一个中国人往往比一个日本人强，但三个中国人就往往比不上三个日本人”^[34]。日本企业非常重视提高产品质量，例如美国三大汽车制造企业使用的轧制模具就点名要用“日本制造”，因为美国造的模具轧制3万次就磨耗得不能再用了，而日本造的模具可以轧制6万—10万次。

从日本企业身上，人们还可以看到，作为“资源小国”和地震等天灾频发的岛国，日本总是抱有很强的危机感，并具有化“危”（危机）为“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的出色本领。笔者通过实地考察深深感到：“日本作为‘资源小国’，却拥有缺乏资源所带来的压力和由于这种压力而激发的活力。拿日本和某些‘资源大国’作个比较……这种缺乏资源而带来的压力和活力……比资源本身更加重要。”^[35]比如，近年来，当日本用于高技术的稀土资源进口受到制约之际，日本企业迅速开发出替代品，改变了依赖进口稀土的被动局面。

战后日本的科技发展，可以说是“小发明”不断，“中发明”贫乏，“大发明”趋零。其中“小发明”和合理化建议层出不穷的事实，既与日本工业劳动者普遍具有“匠人精神”有关，也与日本企业的积极鼓励有关。1984年笔者曾考察过日本一家中等规模的工厂，这家工厂的员工每人每年平均提出合理化建议约50件，只要提出一件（不管被采用与否）就可获150日元报酬，被采用的建议则按等级发给奖金，从500日元、1000日元、2000日元直至30万日元（当时工人的工资为十几万日元）不等，每年还选出一两名优秀的合理化建议者，由公司出钱安排去美国旅行。^[36]

然而，所谓“日本的先进技术”主要是通过引进、模仿源自美欧的重大科技创新，对之加以改良和商品化的结果，日本基本上没有作出过重大科技发明和创新，只是美国科技革命的追随者和从属国。整个20世纪，许多科技发明出自欧美，然而推动这些新发明或试制品最终实现批量生产的工作，大多是由日本人完成的，表1列出了20世纪技术发明数、新产品化数、商品化数的国际比较，与美、欧的技术发明数分别达29项和11项相比，日本的技术发明数居然为零；将技术发明转化为新产品的数目，美、欧分别是30项和6项，日本只有2项；使新产品转化为商品的数目，美、欧分别只有6项和2项，日本则遥遥领先，达24项。

表1 20世纪发明数、新产品数、商品化数的国际比较

日本人能够做到小发明、小改进不断，坚持不懈地提高产品、服务的质量和可靠性（比如每年运行约12万趟的东海道新干线列车，包括灾害时的运行在内，其平均误点时间只有36秒）。^[37]然而，即便是“中发明”，日本与欧美相比也贫乏得多，比如光纤（美国）、录像机（美国）、无缝钢管（德国）、工程塑料（美国）、精细陶瓷（美国）等战后科技革命中的“中发明”，其最初发明者都不是日本，然而在这些“中发明”的产业化和商品化方面做得最出色的却往往是日本企业。例如，正是日本的钢铁公司制造出可用计算机控制、能适应地下几千米深处采油需要的材质和精度的无缝钢管，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

由于存在“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限制，长期来日本的武器制造主要用于满足自卫队需要，出口数量很少，导致日本生产的武器装备价格昂贵，其原因就在于产量太少，无法发挥“规模效应”，而且导致日本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之间日益兴起的“国际武器共同开发”潮流中陷于“孤立化”境地。

制造业是产生技术创新最多的产业领域，日本的民间制造企业所开发的很多民用技术成为可望发掘众多具有军用价值的尖端技术的“宝库”，特别是在半导体、新材料、精密机械等尖端技术领域中，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界，而是既具个性，又有共性，既互相区别，又可互相利用和转化。例如美国开发隐形轰炸机等隐形武器使用的涂料，就是从日本一家中小企业提供的用于家用微波炉的电波吸收材料样品中汲取到技术营养。有专家称，在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的海湾战争中，美军武器装备上必不可少的半导体芯片中，有80％是日本生产的，日本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甚至狂言，“在计算机处于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国家力量的中枢位置的今天……假如日本将半导体芯片卖给苏联而不卖给美国，就凭这一点将迅速改变美苏军事力量的均衡”^[38]。这番话虽然狂妄，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事实^[39]，这就是由于“日本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使日本的科技力量成为冷战及冷战后国际安全战略格局中的重要砝码，日美在军事技术领域的相互支持和利用加强了美国的技术霸权乃至军事霸权”^[40]。在美国推行“重返亚洲”战略的今天，这个事实依然需要人们高度关注。

战后日本科技发展是一个追赶过程，因此在明确追赶目标时期，其发展速度很快，然而一旦追赶上、失去了追赶目标，并陷入“被追赶”境地的时候，就开始彷徨迷茫，陷入了“战略的贫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在信息化方面被美国落下、出现严重战略失误的根本原因，主要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制度改革和创新方面的滞后，因为日本战后40年的发展模式是“规格化大量生产模式”，是“现代工业社会模式”，“从教育、地区结构到金融、工业生产，都是集中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适应规格化大量生产”。然而到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人类文明出现了“从规格化大量生产的社会结构向适应多样化智慧时代的结构转变，即进入了知识经济发展阶段”，日本的适应“规格化大量生产”的陈旧经验不再管用，于是日本落后了。^[41]这说明已经追赶上美欧的日本似乎依然需要一个滞后于他国的“时间差”，以便进行新一轮“再追赶”，踏着先行国家的脚印跟进，而不能开时代之先河，创科技之新风。

另外，日本又面临着新兴工业国家的猛烈追赶。显然，日本的唯一出路就是毅然放弃在“比较劣势产业”领域同发展中国家进行低水平竞争，向着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新兴技术产业进军，形成一种技术的“再生产循环”。然而，由于迟迟未能对各种束缚市场活力的政府管制、税制、金融领域过时制度以及缺乏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包括吸收移民以应对少子老龄化问题）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严重地束缚了日本企业向新型产业领域的发展。目前日本制造业企业的80%以上面临着后继无人问题，许多中小制造企业陷入可能倒闭的困境，如果不克服这些问题，日本以中小制造企业为基石的“技术金字塔”将可能面临倒塌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