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作用及其演变
金熙德
在战后的日本外交中，经济外交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旨在对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作用及其演变过程进行概括和分析，并对其今后的走向作一展望。
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特点及其根源
对经济外交这一概念的理解，因人而异。从部分日本学者的定义来看，有的侧重于描述其内涵特征，[1]有的侧重于描述其外延内容。[2]笔者认为，从狭义上说，所谓经济外交，就是指以实现各种经济利益为目的，借助经济手段来进行的外交活动。然而，战后日本经济外交所起的作用，比上述狭义的经济外交更为广泛。经济外交不仅被日本政府当作追求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且被用来弥补其政治、军事外交手段之欠缺，即被用以追求政治、安全上的目的，以至于使这个日本外交带上了经济外交的特征。[3]
经济外交之所以在战后日本外交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由日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日本自身外交决策所决定的。
1.战后的国内外环境，否定了日本在对外关系上应用军事外交手段的可能性。从国际环境看，战后出现的“雅尔塔体制”旨在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战后日本新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加上战后高涨起来并已深入人心的和平主义思潮和舆论，对日本重蹈军事外交覆辙起到了抑制作用。
2.由于战败国的地位，战后的日本在政治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变得十分狭小。今天的联合国是由当时战胜日本等法西斯势力的盟国所创立的，其宪章第53条和107条中保留着防范日本等原侵略国的“敌国条款”。[4]日本在重新跻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圈子的过程中深受西方各国的抵制和“歧视”;在与亚洲邻国的交往中，则难以被身受其害的各国所信任。[5]
3.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方针，使日本推行独立自主外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大为降低。在战后的冷战格局下，美国力图把日本筑成遏制苏联阵营的防波堤，而日本统治集团也主动倒向美国一边。因此，日本在国际事务上采取了追随美国的政策。
4.在战后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外交成了日本得心应手的外交形态。战后日本以追求经济繁荣为立国之本，把经济外交作为其主要外交手段。于是，经济外交的功能超出了纯经济问题的范畴，而成为日本外交的显著特征。
二、日本经济外交的表现形态及其演变
1957年日本政府首次发表《外交蓝皮书》，其中已把经济外交规定为日本外交的主要课题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是其经济外交的形成、发展期。此期以对印尼的战后赔偿为开端，形成了其基本形态。[6]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是其转折期。此期日本在对中东的能源外交和对中国的日元贷款等方面尝试了“自主外交”。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日本经济外交被纳入争当政治大国的轨道。冷战结束后，日本经济外交的政治功能日趋明显。
按其对象及作用，日本经济外交可分为3种类型:①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通商外交。②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外交。③对特定国家的战略性援助(或制裁)外交。[7]
(一)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通商外交
这类经济外交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同时与这些国家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其主要表现形态如下:
1.以日美关系为中心确保市场，为扩大出口创造条件(简称“进攻型贸易方式”)。日本以“倾盆大雨”式的出口贸易实现了经济增长，并以其外交努力充分维护和利用了作为后发展国家的有利条件。
2.积极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开拓有利的对外经济环境(“国际组织外交方式”)。日本于1952年8月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55年9月加入了关贸及贸易总协定(GATT)。在此过程中，日本受到了英、法等国的顽强抵制和不平等待遇。日本政府把消除这种“歧视”作为外交的重点课题之一，对有关各国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
3.努力减少经济摩擦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避免损害与西方各国的关系(“解决经济摩擦方式”)。从60年代末起，日本与欧美各国之间的经济摩擦愈演愈烈。美国等要求日本减少乃至撤销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扩大进口，开放国内市场。[8]日本政府为减少经济摩擦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并保持与西方各国的关系而作出了不懈努力。
(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外交
这类经济外交的主要目的是，以提供经济合作来确保市场和原料，并以此处理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力图提高其国际地位。其表现如下:
1.把经济合作和赔偿合为一体，以此处理与邻国的战争遗留问题(“战后处理方式”)。战后，日本根据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第14条规定，在1955～1977年间向亚洲各国支付了一定的战争赔偿及准赔偿。这不是用金钱支付，而是先由政府把这笔款项支付给日本企业，再由企业向对象国提供产品和劳务。[9]日本以此达到了既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又扩大出口的外交、经济双重目的。日本在通产省内设立“赔偿特需室”这一事实，就可充分说明其战后处理外交与经济目的密切联系。[10]
2.以经济合作开拓出口市场，确保能源和原料来源，并争取获得发展中国家的开发权(“经援开路方式”)。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开始积极展开争取亚洲地区经济主导权的外交活动。1966年4月，日本在东京主持召开了战后首次国际会议——东南亚经济部长会议，并做了事实经济援助的承诺。日本通过允诺经济援助，力图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开发上取得主导权。亚洲各国则不仅要求日本增加和改善援助的量与质，而且要求纠正对日贸易不平衡，缓和累积债务的偿还条件等。[11]
3.在发生能源危机时积极开展自主经济外交，以确保能源供应(“经济安保方式”)。1973年10月爆发的世界性石油危机，使大部分能源依赖进口的日本经济顿时陷于困境。在这危急时刻，日本一反追随美国推行的亲以色列政策而宣布支持阿拉伯各石油供应国。
(三)对特定国家的战略性援助(或制裁)外交
随着经济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日本经济外交的目的和内容逐步走向多元化，其政治含义日益增大。从20世纪70年代起，经济合作开始被视为“经济安保”乃至“综合安保”的有力手段。
1.替代美国而提供的政治性援助(“战略性援助方式”)。
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埃及脱离苏联而接近西方阵营，并向西方各国求援。在1975年8月的三木——福特会谈中，日本表示参与对埃及的援助，这带有浓厚的对美协调色彩。
2.经济合作对象的多元化(“多元化援助方式”)。
在石油危机中展开的对中东外交，开了自主外交的先河。1973年3月决定的对蒙古的无偿援助，则是日本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最初援助。针对越南问题，大平外相于1972年12月表示要“超越政治制度的不同，实行国际合作”，并于1975年10月正式决定对北越进行援助。
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起，日本开始寻求在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美国的要求下，日本决定对巴基斯坦、土耳其、泰国等“冲突周围国”加强援助。[12]1980年的《外交蓝皮书》把此定义为“确保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而付出的建立国际秩序的代价”。
三、日本经济外交在冷战后的运用
冷战结束后，日本的主体条件和国际环境有了新的变化，制约日本经济外交的诸条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相继有多名日本阁僚因翻侵略历史的案而被迫辞职。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法案为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打开了大门。社会党于1994年放弃了非武装中立方针。要求修改宪法第9条的议论已不再是“禁忌”。[13]以上动向，不能不说是朝向重执军事外交手段的重大突破。
到了90年代，日本的政治外交能力已有很大提高。在全球范围内，日本每年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及其他重要的国际会议，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日益扩大着其影响。日本把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其重要的外交目标。在地区范围内，日本在亚太地区政治对话、经济合作、安全保障等机制的形成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积极性。随着日美经济力量的变化，使日本的发言权趋于增大。
尽管如此，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外交仍将在日本外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冷战结束后日本经济外交在具体运用上将表现出如下趋势。
有些方式，如“进攻型贸易方式”这种由政府的内政、外交来直接促进进出口贸易的方式，将不再是日本外交的主要内容。
有些方式在特定条件下具有重演的可能性。一旦有类似石油危机的事态发生，日本有可能调整其外交方针而重新采取“经济安保方式”。此外，“战后处理方式”也有可能被变相地得到运用。例如日本政府正着手研究制定原子弹爆炸被害者抚恤法和战后补偿问题。[14]
有些方式将被继续运用乃至有所加强，从而成为今后构成日本经济外交的主要内容。
(1)对国际组织。为提高自身在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中的地位，日本将继续向国际组织及其活动提供大量资金，并将逐步增加“人力贡献”的比重。
(2)对西方各国。“解决经济摩擦方式”将被继续沿用下去，用以解决与美欧各国的经济摩擦。
(3)对发展中国家。在争当政治大国进程中，通过加强经济合作来扩大对他国的影响，已成为日本争取更多国家支持的有力手段。
(4)对特定国家。“战略性援助方式”将主要以按国际组织的决议对武装冲突的某一方提供经济援助或对联合国维和部队出资的形式继续得到运用。正如日本一家报纸社论所说:“对外援助对于不行使军事影响力和出口武器的日本来说，是极为有效的外交手段。”[15]
在可以预料的近、中期内，经济外交的政治化及靠经济开路的政治外交手法，仍将是日本外交的显著特征。这个特征是否得以延续，政治外交的作用是否变得异常突出，军事外交外交手段是否终将被导入，将是判别日本外交是否发生质变的分水岭。
(原载《日本学刊》1995年第4期)
【注释】
[1]山本武彦把经济外交定义为:“在对外政策上，为实现某国的诸经济利益而由该国政府尽可能地动员本国的资源来推行的对外交涉的一种方式。”见［日］山本武彦:《经济外交》，载［日］有贺贞等编:《国际政治讲座4:日本的外交》，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第15页。
[2]草野厚把经济外交定义为:“有关贸易、资本、金融、服务等的市场开放，伴随经济摩擦的出口限制，以及经济制裁、经济援助等的日本政府的诸政策。”见［日］草野厚:《国际政治经济与日本》，渡边昭夫编:《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有斐阁，1991年版，第255页。
[3]［日］渡边昭夫编:同②，第219页。
[4]［日］横田喜三郎、高野雄一编:《国际条约集》，有斐阁，1989年版，第21页、第32页。
[5]［日］山本武彦，前引书，第159～160页。
[6]［日］首藤元子:《日本对印度尼西亚的赔偿谈判》，载［日］亚洲经济研究所:《亚洲经济》1994年第4期，第50页;［日］吉泽清次郎主编:《战后日本同亚洲各国的关系》(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3～29页。
[7]［日］樋口贞夫:《政府开发援助》，劲草书房，1986年，第11页。
[8]［日］宫里政玄等:《日美结构摩擦研究》，日本经济新闻社，1990年，第11页。
[9]［日］西和夫:《经济合作》，中央公论社，1979年，第51～73页。
[10]［日］鹫见一夫:《ODA援助的现实》，岩波书店，1989年，第128页。
[11]［日］山影进:《亚洲、太平洋和日本》，载［日］渡边昭夫编，前引书，第145～151页。
[12]［美］但尼斯·雅斯托莫:《战略援助和日本外交》(日译本)，同文馆，1989年，第97～99、33页。
[13]如1994年11月3日《读卖新闻》发表的“宪法试行草案”中，全文删除了不保持战争力量、否定交战权的第9条第2款。
[14]［日］《日本经济新闻》1994年7月29日。
[15]［日］《朝日新闻》199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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