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介转型的历史脉络与深层逻辑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中国媒介转型的历史脉络与深层逻辑

中国社会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转型特征。汪丁丁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着世界唯一的“三重”转型:文化转型、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这三重转型同时展开,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特征^[1]。这三重转型都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完成这一过程尚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可以想见,今天以及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所观察到的中国社会还将染上转型期的特征。转型期社会为中国媒介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单子”^[2],与此同时,中国媒介本身的转型也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单”,这是一个中国语境下极具本土色彩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可以说,“转型与变迁”是中国媒介生态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最主要的“特色”,构成我们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最主要的“脉络”(context)。转型时期的中国媒介充满了乱象:“寻租”盛行、低俗成风、专业主义缺失。“机会主义”和“实用理性”支配了媒介从业人员的行为逻辑。“总编辑们坦承患了精神分裂症,报纸前几页支持计划经济,中间几页提倡混合经济,剩下的就鼓吹市场经济了。记者们对于有偿新闻已习以为常。”^[3]显然,这一切的背后有其制度根源。李金铨在《从文化中国看当前中国媒介的深刻变化》一文中说:“当前中国大陆新闻界正处在深刻变化中,这个变化究竟是翻天覆地,不再走回头路了？还是瞻前顾后,进两步,退一步？目前我们很难下定论。相信这些问题必须放在多元的架构中来检查。”^[4]的确,没有一个多元的分析架构,没有一种历史的、具体的逻辑分析,我们就无法从现象探究到本质。

一、研究内容与研究假设

任何转型或改革都是一系列制度的重新调整。因此,媒介的转型其实质是媒介制度的变迁^[5]。这种变迁显然与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着的“三重转型”联系在一起。

那么,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轨迹是什么？其内在的逻辑又是什么？

著名社会学家C.Wright.Mills说:“如果我们想理解当代社会结构中的动态变化,就必须尽力洞察它的长期发展,并根据这些发展设问:这些趋势发生的机制是什么,该社会结构变迁的机制是什么？正是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中,我们才能深入涉及这些趋势。”^[6]对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考察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其演化的机制,并将其置入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时空内进行研究。因此,正如诺思所认为的,制度分析总是倾向于变成历史学。在历史制度主义看来,历史是某种事件生发的时机和环境,任何制度都是某一历史进程的具体遗产,因此,应强调先发事件对后发事件的优先性^[7]。今天中国媒介的转型与历史显然存在密切的联系,忽视或割裂这种联系都会造成观察视角上的盲区。中国媒介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的集体选择的过程,受到各种内源性与外源性因素的影响,它在历史中演化而成,又受历史的深刻影响,离不开对媒介历史的分析。

如果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媒介转型不是始于1978年,而是早在19世纪就开始了这一进程,从邸报模式到现代报业是中国媒介的第一次转型,这一转型是19世纪以来中国大规模制度变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从那时起,中国媒介转型就融入了全球化的过程,经历了一个个“冲击调整适应”的过程, 1978年以来的媒介改革只不过是这一长时段媒介转型过程中的恢复与继续。比较晚清以来的中国媒介制度变迁和今天正在发生的媒介改革,不论其演化轨迹、变迁机制还是影响因素都具有很多共同点。晚清与当代,显然构成了中国媒介制度变迁链条中的首尾两链。

因此,考察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我们必须把时间回溯,把这一进程“嵌入”到19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的“三重转型”过程中。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写道:“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最初为月刊,周刊次之,日刊又次之。”^[8]可见,现代意义上的“媒介”确始于19世纪初期^[9],一开始就是“外来植入”的结果。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初始设置会影响制度的演化与变迁。那么中国近现代媒介的这种“外来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今天的中国媒介制度变迁？其演化路径如何,是否存在路径依赖与锁定呢？

制度学家伊茂卡特(E.M.Immergut)认为,由于历史事件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causality)、偶发性(contingencies of history)与不规则性(irregularities of history),所以应该拉长观察制度变迁的时间序列来看待制度的变化^[10]。显然,在解释中国媒介制度的生成与演化上,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

以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机制为研究对象^[11],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本书力图透过各种媒介现象,看到媒介发展和演化的根本动因,对中国媒介制度的生成与演化作一个比较系统的考察,发掘现实与历史的勾连。为此,本书必须回答如下一些问题:

1.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国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媒介制度？其特点是什么？

2.中国媒介制度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其轨迹与特征是什么？

3.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因和动力机制是什么？媒介制度的变迁是否有其特有的逻辑与模式？

4.有哪些因素影响、制约着中国媒介的制度变迁？

5.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给现在和未来的中国媒介带来了什么启示,它还将怎样演化下去？

6.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可以更好地解释这种制度变迁以拓宽媒介研究的视野？

本书将考察的重点放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上。为更好地揭示其“发生学原理”,本书提出三个基本假设:

1.媒介制度变迁遵循历史学家汤恩比与费正清提出的“挑战—应战”模式,只要存在外部挑战,内部的制度安排就会作出调整；如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媒介制度的调整也遵循着“适应性逻辑”,“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在某一历史条件下,适合“情境”的媒介制度能够被保留下来。

2.媒介制度的变迁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媒介制度的演化也是一个历史情境渐次展开的过程,媒介制度的如何演化取决于各种行动集团为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而展开博弈的过程,博弈的均衡状态即是呈现出来的媒介制度。

3.媒介制度变迁中存在着“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现象,无效率的媒介制度可能长时期地保留下来。但从长时段的媒介制度变迁来看,只有有效率的媒介制度会被保留下来,而那些无效的,维持成本高的媒介制度最终将被淘汰。

二、概念界定:制度、媒介制度、媒介制度变迁

(一)制度

什么是制度？不同的学者对制度有不同的理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12]。V.W.拉坦则认为:制度和组织没有差别。“人们常常将制度与组织区分开来。一种制度通常被定义为一套行为规则,它们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一种组织则一般被看做是一个决策单位——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局——由它来实施对资源的控制。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是一种没有差别的区分。”^[13]休·E.S.克劳福德(Sue E.S.Crawford)和埃里诺·奥斯特罗姆(Elior Ostrom)在《制度的语法》一文中把对制度的看法归纳为三种:(1)制度是一种均衡。制度是理性个人相互理解偏好和选择行为的基础上的一种结果,呈现出稳定状态；稳定的行为方式就是制度。(2)制度是一种规范。他们认为,许多观察到的互动方式是建立在特定的形势下,一组个体对“适宜”和“不适宜”共同认识基础上的。这种认识往往超出当下手段——目的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来自一种规范性的义务。(3)制度是一种规则。这种观点建立在认为许多所观察到的互动建立在一种共同理解基础上,如果不遵循这些制度将受到惩处或带来低效率^[14]。

可见,静态地看,制度是一种规范或规则；动态地来看,制度是一种博弈均衡^[15]。前者揭示了制度的表现形式,后者则进一步揭示了制度的形成机制。从定义的范围来看,“制度”有宽有窄。宽泛的定义将文化、传统、习俗都定义为制度,狭义的制度则仅指成文的规则^[16]。从制度的形成过程来看,制度可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是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外在制度是设计出来,并依赖正式的,有组织的机制来实施^[17]。从本书的研究目的出发,笔者采纳最宽泛意义上的“制度”定义,吸收V.W.拉坦的观点,即认为“制度和组织没有差别”,同时也将“制度”作为一种规则,一种博弈均衡来看待。

(二)媒介制度

本书中所讲的媒介制度是media institution,而不是media system,后者通常指“媒介体制”。吸收拉坦和诺思关于制度的定义,本书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媒介制度”一词:既指媒介组织,也指媒介运行的内外部规则。其定义指“嵌入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中的媒介组织及媒介运行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程序与规则”。因此,媒介制度有两个含义,一指媒介组织；二指媒介运行的规则。媒介制度能够等同于媒介组织,是因为任何组织都是一个制度体系,从广义上讲,组织是制度的产物。和其他组织一样,媒介组织也是以科层制度为结构特征的若干人的集合,他们遵从同一套内部制度,以实现共同的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或者是他们各自目标集的交集,或者是各自目标集的并集^[18]。当然,狭义的媒介制度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狭义的媒介制度专指媒介运行的程序与规则。这种程序与规则又有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涉及到政府管理、媒介采编管理和媒介经营管理三个领域和层次的成文规则与不成文规则。狭义的媒介制度及其内涵可以用图0-1表示。

从图0-1可以看出,媒介制度不是一个单项制度,而是一个制度系统,是由各项具体制度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媒介制度具有制度系统的共同的特征:相关性、层次性以及演化过程中的次序性^[19]。媒介制度系统的三个次级制度系统——媒介宏观管理制度(媒介体制)、采编制度和经营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具有较强的制度耦合性,但同时具有一定的可分离特征,是一种“拟分离制度系统”^[20]。这种既耦合又拟分离的关系决定了媒介制度系统的演化可能不同步,有的演化较快,有的演化较慢,这是媒介制度系统的演化规律之一。

图0-1　媒介制度的分类与内涵

(三)媒介制度变迁

在诺思看来,“变迁”一词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所谓的制度变迁是指一种制度框架的被打破和创新。我们也可以把制度变迁看做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21]。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但当某一种制度安排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这是最为经典的制度变迁理论。拉坦对制度变迁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制度变迁(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一词用于指(1)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2)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3)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22]。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观点,本书所讲的媒介制度变迁至少包括以下几层含义:(1)媒介(作为一种组织)行为的变化；(2)媒介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3)支配媒介行为及媒介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也可以将媒介制度变迁看作媒介制度从一种均衡转变到另一种均衡的过程。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

通过文献检查可以发现,目前关于中国媒介制度及其变迁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数不少,这些相关成果将成为本书研究的坚实基础。然而,运用社会科学中制度分析的理论范式将中国媒介的转型与演化纳入到“制度变迁”视野中来考察的研究目前还没有。通过对文献的整理与分析疏理,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关于媒介制度变迁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对媒介制度变迁的现象描述多于对内在机理的揭示。笔者检索的大部分著作对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嬗变轨迹(如广播发展史,电视发展史,报业发展史)着力很多,但对于这种变迁背后的动力机制探讨得不够。目前的新闻史偏重于平面地描述,近现代新闻史往往按照中国革命史的线索、立场及价值判断来叙述,无法揭示媒介制度内在变迁的理路；这种偏重静态的研究使制度变迁的“变”没有得到有力揭示,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动态逻辑没有还原出来。

第二,缺乏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和对媒介制度变迁模型的建构。媒介的制度变迁看似杂乱无章,充满变数,但仔细研究确实有其内在的演化逻辑,关键看研究者用一个什么样的分析框架来进行揭示。已有研究大多流于直观式的解读,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分析框架。以至大部分著作及论文在论及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时都比较简单。如陈怀林的《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中国传媒制度变革——以报业为例》一文,其对中国报业的制度变迁的观察与总结无疑是精当的,但将传媒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归结为唯一的“经济利益驱动”(对制度变迁成本与收益的理性核算),无疑有简单化之嫌；许多论文或著作在解释媒介制度的生成机制与演化机制时出现了“归因偏差”,或归结为政治决定论,或归结为经济决定论,而忽视了媒介自身演化的规律,忽视了知识、传统与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忽视了制度形成及演化过程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与制度形成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从分析框架上加以完善,如引入肖特、青木昌彦等人用演化博弈来解释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引入经济社会学理论、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等多学科的框架来解释。这种多学科、宽视野的研究才能使转型期的媒介制度变迁得到更全面、生动的解释。而能够整合这些制度分析理论的就是历史制度主义。

第三,已有的研究大都将中国媒介的制度变迁定位在1978年以来的变迁,而没有回溯至1949年,更少有人回溯到1949年以前。实际上,我们只要进行简单地推理就可以看出这种历史联系所在:1978年启动的媒介改革是对1949年以来建立的媒介体制的扬弃,1949年的媒介体制又是20世纪40年代“延安模式”的推广,“延安模式”又可以追溯到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创办的“党报”制度,而这种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的根源在于苏联,它之所以能够“输入”中国,离不开当时的媒介环境和媒介制度安排,而20年代的媒介生态是19世纪开始的中国媒介现代化进程的演化结果。显然,这种陈陈相因的“因果链”构成了媒介制度演化的内在逻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分析离不开历史。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媒介从一开始就是从外部移植而来的,经历了一个“由外而内”的移植过程。外部制度的影响从19世纪一直贯穿到20世纪,没有间断。在这个长时段的演化过程中,传统(历史)是一个不重要的影响因子,1949年以前的中国媒介制度变迁和今天的媒介体制变迁之间是一个连续的光谱和一长串的因果链条,存在着深层的逻辑关系。然而将新闻史与当下的新闻改革打通的“对接性”的研究显然过于薄弱。

除此之外,已有研究还存着只关注媒介体制即媒介的宏观管理制度,而将媒介采编与经营制度排除在媒介制度范畴之外的倾向。实际上,媒介的制度包括采编制度与经营制度,这三者具有高度的关联性,一个制度层面的演化可能影响另一个制度层面的演化,目前的研究对媒介的管理制度、采编制度、经营制度及这三种制度之间的制度关联缺乏关注与合理解释；而相关研究重视正式制度而忽视非正式制度(各种习俗、惯例及潜规则)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影响,也是迄今为止的研究中存在的明显不足。“潜规则”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笔者的研究将从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对这些研究的不足进行完善和补充,力图还原百年来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并赋予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