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结束之后，“亚洲”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独立范畴。作为远东战场的主要构成部分，东北亚的中国、蒙古国、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主权问题都被作为以美国和苏联为主的西方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筹码，而中国和朝鲜也反过来利用美苏争霸的局面，试图借助于外部力量解决内部政治势力的对立，最终确定政权形态。东南亚各国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也面对了如何利用“二战”结束的时机转化欧洲宗主国在自己内部的势力、从而消除内部的异己力量建立政权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亚洲各国在“二战”过程中谋求民族独立，并非一个简单的“内对外”的对抗过程，这个逐步实现的民族自治，恰恰因为具有某种程度的“西方内在化”的因素，这就迫使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不得不与外来政治经济文化机制发生融合，其结果，使得独立之后的亚洲，不再可能回到西方入侵之前的状态。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政治主权独立的亚洲各国，也同时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上使西方大国内在化了。日本是一个最为极端和显在的例子，它的“独立”是以美国最初的军事占领（尤其是对于冲绳的长达20年的管制）以及其后的美军基地驻留为前提的；其他并非如此显在化的地区，状况也有着某种类似性：朝鲜半岛至今仍然处在“停战”而非“休战”状态；中国在“二战”结束之后产生的大陆与台湾的对立，也同样并非仅仅是内部的分裂，苏美的介入与掌控一直以各种形态起作用。摆脱苏联与美国的介入，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而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资本的全球化过程却在实质上使得这种“纯粹的亚洲”不再具有现实可能性。
但是“亚洲”作为一个论述范畴，在战后的历史里却依然是重要的和无法回避的。因为，它意味着东方的旧殖民地已经开始摆脱殖民统治，新的世界格局开始形成。这个变动是剧烈的，它必然带来价值观念与思维模式的变动。
与UNESCO讨论民主意识形态与和平的关系几乎同时，另外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以下简称为IPR）也以类似的方式推动着关于亚洲民族主义的讨论。1950年10月，IPR在印度的勒克瑙（Lucknow）召开第十一届国际会议，中心议题为“亚洲的民族主义及其国际影响”。与UNESCO组织讨论时参加者的构成情况相类似，这次会议上美国知识分子发挥的作用也是相当占主导性的。
1925年IPR创立于美国，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旨在以学术的方式讨论太平洋地区各国的基本状况，并通过促进相互理解来维护和平，这个主旨与UNESCO非常相近。在创立当初，中国、日本、朝鲜都是其成员并在本国建立了分会；但是在1950年，中国已经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国民党时期的IPR中国分会因多数成员流亡国外，已经在事实上解体，替代的组织未及形成；朝鲜正处在战争状态之中，只有日本分会在1949年以“复归”的方式重新获得认可，得以派出代表团。
这次讨论会虽然以“亚洲”为基本视角，但是与会的九个代表团中有五个来自亚洲以外地区，[11]且来自亚洲的参加者几乎全体都受过良好的西欧思想教育，有能力使用西欧的概念框架来讨论问题。尽管他们未必因而赞同西欧的立场，但是他们的教育背景却构成了以西欧思想为前提的对话框架。[12]这一在亚洲崛起时期形成的讨论亚洲问题的知识模式，其长处在于避免了因为西方世界对于亚洲状况的陌生而无法对话，因此可以很好地找到接触点，也不妨碍东西方知识分子共同批判西方霸权；但弱点在于这种对话框架有意无意地把亚洲作为西方世界的派生物或者反命题，它妨碍亚洲原理的自主形成。
这次会议中最值得关注的，或许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基调讲演。他在开头就指出：亚洲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更处在激烈的变化之中，它没有办法缓慢地改变；这种急剧的变化伴随着危险，但是亚洲人别无选择，而这正是亚洲人最大的苦恼。尼赫鲁说：“如果大家想要理解我们，那么，只是讨论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或者其他问题，并不能真正达到理解。必须更深入一步，理解亚洲心灵中的这一苦恼。”[13]
美国代表维拉·麦克尔兹·德恩在其报告《亚洲想要什么》中呼应了尼赫鲁的这一提议。他在报告开头指出：“即使是美国那些通情达理的官员，说起中国人朝鲜人来，也不把他们视为民族，而是看作‘家畜之群’。这看上去就是在说，我们在亚洲面对的是不具有自己的观念、恐怖、希望、愿望，就连表情和声音都没有的群众，他们似乎是被机械性的冲动所操纵的机器人。”[14]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与“家畜”对立的，是“民族”概念。“民族”代表的不仅仅是被歧视的有色人种的尊严，更包含了丰富的情感和理性。这也正是尼赫鲁所说的“亚洲的心灵”。近代以来西方的种族歧视，正是以无视有色人种的“心灵”为特征的。与此同时，德恩的这种用法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1950年代，“民族”被理解为拥有自身观念和理想、可以被有机组织起来的政治群体，这种能力一度被视为白人社会的特权。
尼赫鲁在他的讲演中指出，亚洲内部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很难说清所谓“亚洲的感情”究竟是什么内容。但可以确定的是，它是针对欧洲在过去的几百年中称霸亚洲的“反作用”。在同一个意义上，尼赫鲁也定义了“民族主义”。他说：在殖民地条件下，民族主义是很容易定义的，它就是反对外国势力的力量。但是在获得了自由的国度里，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不免出现分歧。他承认民族主义具有积极的功能，但仍然强调，构成它的一大要素是否定的或者反对的精神。尼赫鲁说，本来作为一国之内进步的解放势力，民族主义是健全的，但是往往在获得了独立之后，这种否定的要素会把它推向反动的膨胀的地步，成为觊觎他国的侵略势力。因此，民族主义是好的还是坏的，要看它是如何作用的，以及它是存在于哪些层面的。“因此我重视民族主义，并非因为它是好的，而是因为现在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它都是必须承认的要素。”[15]
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尼赫鲁迅即表达了印度的中立态度，并尽最大努力在联合国斡旋，试图把这场战争阻止在萌芽状态。这次IPR的圆桌会议上，以美国代表为首的很多人对这种方式提出了质疑，认为中立在战争状态下一定是对某一方有利的，所以印度是在帮共产主义势力的忙。尼赫鲁在演讲中从原理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恶抗恶的后果是自己也感染恶，这个世界的问题并非可以靠军事解决的；但是同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放弃自己组织起来的暴力机构。尼赫鲁在这个现代世界最大的悖论面前大声疾呼：当一国的国民和政府助长军事气氛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国民将是没有希望的。即使战争不得不发生，在可以制止的时候就应该立刻制止；“否则，战争将使我们堕落”[16]。
民族的概念与民族主义的概念，在亚洲后发达国家反对殖民地斗争中从一开始就具有悖论性格。正如尼赫鲁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的双重性在亚洲的历史进程中是相互纠缠的：在世界上存在着不平等和歧视，存在着暴力和战争的时候，民族主义就将具有积极的功能；但与此同时，它的否定性格也就同时规定了它可能具有的暴力与扩张性。在一定条件下，民族主义就将走向它的反面，转化为它曾经反抗过的霸权。在健康的民族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之间划出清楚的界限，只有在历史的语境当中才是可能的；理论上的预设可以推进问题，却无助于进入现实中的这个极限状态，因为理论没有能力涵盖“心灵”，亦即没有能力涵盖不断变动的状况背后的精神动力。
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处于亚洲最尴尬状态的，无疑是战后日本。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以及在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后，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推翻了他们在战败之初对美国占领当局“民主政策”的信任，开始重新思考“民族”的问题。把民族主义作为日本法西斯的社会动员能量加以否定，并且试图建立一个没有军队的和平国家，这个在美国占领之初深得人心的共识，很快就被美国占领当局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的事实所打破，而朝鲜战争也进一步加剧了日本人对“和平国家”现实性的怀疑。如何才能不与日本右翼同道，在杜绝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复活的前提下建立“健康的民族主义”，或者找到替代民族主义的更有效的方案？
日本的进步知识阵营找到的解决方案是“和平”。尽管和平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最大利益，但是它绝不是仅仅限于一个民族的“内部事务”，它必定是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合作结果。在50年代初期的和平运动中，日本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们并未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号，但是显然，这个和平运动的真实结果是造就了日本社会新的“民族感觉”。尽管在后来的“和平主义”论述以及和平运动过程中存在着种种问题和思想分歧，但是毕竟在理论上，日本的和平运动有着与尼赫鲁的中立主义相连的思想能量，它是对于“以恶抗恶”思维模式的最真实的抵抗。在后来的历史中，当和平运动发展到了跨越国界的程度时，日本的“民族主义”至少已经找到了它脱胎换骨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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