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主导性概念的“亚洲传播”

先来评论最近的六篇文章，本章所采用的视角与导向便是源于这些文章所提供的学科背景。我们的思路曾被这些文章中的某些说法所强烈扰乱过，虽然我们得承认这些说法非常有力。大多数情况下，考虑到传播学科正在经历的变化，我们选取那些我们认为具有革命性和创新性的文章。

让我们的分析从Chung、Jeong、Chung和Park的文章（2005）^[2]开始，他们为此做出的巨大贡献为人所公认。他们使用元分析（meta-analysis）的方法对2002年至2004年出版的782本传播学著作（其中413本来自美国，369本来自韩国）进行了内容分析。虽然这两个国家的传播学者有兴趣研究的内容在类型与主题上基本相同，但Chung、Jeong、Chung和Park还是发现了大众传播主题在阶层顺序上的差别。此外，他们特别关注了美、韩两国网络传播研究状况，在所考察的阶段中，两国的传播研究方式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就像作者所言，“这种模式在不同国家间没有明显的差异”。说得更明确些，“这两个国家在网络传播研究领域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而我们会想，美、韩两国迥然不同的文化可能会使两国的传播学研究进程明显不同，不同的进程又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导向，可实际上研究人员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同。为什么会这样？Chung、Jeong、Chung和Park试着给出了一些解释：（1）所调查的韩国著作中，91%的著作的作者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2）约有1/4的韩国著作是以英语在美国出版再翻译成韩语的；（3）互联网已经“极大地”缩小了不同国家间的知识与信息差距。不过，Chung、Jeong、Chung和Park还给出了第四条理由，涉及美韩两国在传播研究方面的共性，我们觉得这条理由在本章中尤其具有说服力。

他们认为“在韩国的传播学领域缺乏理论特色和独特的研究进程”。从我们赋予的国际传播的力量来看，我们预计韩国可以也应该发展出自己的理论特色和研究进程，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语言、地理条件及传播技术使用方式相配。但是在对韩国的理论特色和研究进程进行归纳时，这些独特的跨文化变量并没有凸显出来。Jandt（2004）^[3]曾指出，“一个团体或一个种群（应该）足够大从而可以自我维持”并能够“不依赖外来者来衍生后代”。我们赞同这一观点。Jandt还指出，跨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理解各个独特的文化系统，而不是强行认为西方文化是理解每一个具体的非西方文化时的背景。这样的想法与本章主题更为贴近，尽管该想法“发展缓慢”。总之，当我们高度评价Chung、Jeong、Chung和Park的发现与分析时，我们同样要注意到，他们的分析可能表明美国对非西方文化施加了过多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发现Ono和Nakayama（2004）^[4]对William Gudykunst（2001）的枟亚裔美国人的种族特性与传播枠一书所进行的评价很有意思。Ono和Nakayama非常谨慎地指出，对亚裔美国人传播情况的关注源于在更大的美国和世界现实的语境下对亚裔美国人的社会关注。他们认为这样的视角狭隘地聚焦于高语境/低语境文化，将之作为关键的比较变量，从而忽视了中国人与华裔美国人之间的比较；选择了拿中国人与（白种）美国人进行比较，这就忽视了无数发生在中国人与华裔美国人之间的传播活动，而且忘记了华裔美国人也是美国人。Ono和Nakayama还认为，William Gudykunst青睐西方的表达方式，未能对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同化范式”的价值做一次透彻而具批判性的评价。该书还有一些不足也被他们明确指出。我们对Ono和Nakayama的以下观察印象尤其深刻：“（该书）也缺乏对亚洲历史的关注。比如日本对韩国、菲律宾的殖民统治也许是解读日、韩、菲几国的传播、文化、身份等既定特征的关键。”总之，Ono和Nakayama认为William Gudykunst书中“强调了朝向美国文化的濡化（acculturation）现象”，他们也指出William Gudykunst的分析“忽视了亚裔美国人的身份在政治上的出现”，这一观点极具说明力。Ono和Nakayama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对国际传播领域发生的转变加以考察的基础。我们不要将种族特性作为同化和濡化的功能职守来处理，我们的分析必须明确认识并关注文化特征的政治含义。

同时，我们也需要重新审视“政治这一有力因素将往何处发展”。在这一点上，Chang、Holt和Luo（2006）^[5]的分析很有说服力。

Chang、Holt和Luo认为这一问题如今无论基于理论还是实践都非常重要。他们非常有说服力地阐述道：“以欧洲中心主义导向作为跨文化研究的范式”已经限制了我们对亚洲传播的理解。他们特别指出，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教材一直在检视东亚文化（如中国、日本和韩国）与西方（如美国）“所一一相对的地方”；这样做最多只能对这些文化进行“特质性的”（idiosyncratic）解读。就此，Chang、Holt和Luo提出了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他们认为以东方对比西方的二分对立的做法“在一个动态变化的全球化世界中起不到太大作用”，二分思维也不能提供一种办法来超越这样二分对立的做法。

其次，Chang、Holt和Luo认为跨文化传播教材一直“将美国惯例视为标准而其他的则需要被评价”，现在是时候“对这种认识上的不平衡加以纠正了”。

最后，Chang、Holt和Luo认为任何平衡的跨文化分析，都会要求我们在对文化进行描述、解说和评价时不再使用主导范式，而更明确、直接地联系具体的背景和社会环境，以便更恰当地控制那种将任何具体文化都在历史与政治上加以概念化的现象。

Chang、Holt和Luo认识到“究竟什么可成为亚洲传播范式还将继续引发争论和受到挑战”，他们认为对亚洲传播的理解应最终是批评性的、自我反省的，并且“被视为涓涓语流中的某一刻，其时具有挑战性的想法与视角可以被激发出来，随着言论的延伸，供不同的读者（无论是否为亚洲人）咀嚼、讨论或采纳”。

我们认识到任何有关亚洲传播的特征都有引起争论的可能——Chang、Holt和Luo非常简明地证明了这一点。陈国明（Guo-Ming Chen，2006）^[6]试着对那些天生自我矛盾但同时又具有超越性的亚洲传播特征加以分析，这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我们看来，陈国明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这种最基础和最深刻的相对张力上，而这种张力体现和渗透在亚洲传播各种形式、过程和结果中。

陈国明认为，人类传播活动的结果或目的不是为了转化和改变他人，“亚洲传播的精髓”始于这样的认识：最主要的人类传播活动道德准则是传播双方“通过真诚地表达出相互之间全心全意的关切之情，来明确各自在合作关系中的责任，而不是用言语或行为策略来压倒对方”。

“所有的事物都只有在与他者的联系中才能变得有意义、才能被理解”，认识到了这一点，和谐的或者说相互联结的状态才能达成。从这方面说，每一样事物“都可能拥有不同的、多元的甚至是相反的特质，但是通过交流互动相互联结之后就可以找到将相反的特质综合起来或将不同的特质加以统一的方法”。通过利用诸如“阴”与“阳”这样的深层隐喻进行动态交流活动，从而表现出这一过程，我们就有可能观察到众多特别的传播方法（比如否认、自我矛盾及类比/隐喻）组成了亚洲传播“高度逻辑和理性的实践过程”。当有关亚洲传播的某种描述被视为主导性特征时，其最多应被看作一种暂时性的现象，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同时——尤其是鉴于下文中我们将对中美两国就朝鲜威胁进行核武器试验一事所采取的策略加以分析，我们要强调一下陈国明在其文章结尾关于“亚洲传播研究之道”的论述。陈国明认为冲突无所不在并将继续存在，但冲突本身也可以给“同一”提供基础。如他所言：

对“阴”与“阳”的认识与解读加以关注，是解开“道”之谜的关键。“道”不仅仅是一个二元合一或对立调和的概念，它还意示多元中之同一、各部分之整体。它代表了一个极大融合的境界（“大同”），从所有的争执与冲突中解放出来。这是亚洲传播研究的终极目标。

作为亚洲传播研究的终极目标，“道”或者说极大融合的状态并不能摒除阴、阳在现象世界中的互动交流，比如说植根于东西差异中二分法之间的矛盾斗争。但是，它要求学者们有一种求同的态度，在研究亚洲传播的过程中以超越的精神调解并整合东西方学者之间的差异。

在文献调查这一部分的最后，我们想将注意力集中到三池贤孝（Yoshitaka Miike，2006）^[7]的一篇很有力度的文章“Non-Western theory in Western research？An Asiacentric agenda for Asian communication studies”上来，该文生动地阐释了认识亚洲传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的价值与意义。Miike的观点非常鲜明：“据说传播学科的源头和内容都有很重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并且在知识的欧洲中心主义本质方面保持不自省的状态。……因此，在传播研究中对欧洲中心主义加以批判并对非欧洲中心主义的传播研究方法加以倡导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一基本目标促使Miike提出：“一个针对亚洲传播研究的亚洲中心研究计划，要从五个方面加以实施，其中第一个为后四个奠定了基础。整个计划都以亚洲中心为指导思想。”Miike的“亚洲中心”研究计划包括以下五条：（1）从亚洲文化中获取理论见解；（2）扩大研究的地理关注范围；（3）将不同的亚洲文化进行比较和对比；（4）使理论的视域多元化、历史化；（5）正视元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

我们在下文中要谈到的公众演说和传播理论的历史，可能会对西方概念有所偏重，所以我们在这里重点强调Miike这篇文章的“尾声”：

从大体上说，由于西方人在语言上的傲慢与无知，他们作为世界公民比非西方人要信息闭塞得多。他们仍然没有意识到，他们可以从世界的其他地方学到很多很多东西。西方人应该了解非西方人在语言上的谦逊。这回轮到这些西方人抛弃他们一贯的好为人师的姿态，虚心地向非西方学习。既然西方人旧有的居高临下和对抗式的做事方法已经不能给“地球村”带来和谐与和平，那么他们就应该停下来好好想想该如何与非西方人交流。

我们从这一阶段的文献研究中获得了以下结论：第一，在传播学领域，主导性的理论范式已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与文化关系密切并服务于特定的文化体系；第二，亚洲传播的主导性概念被忽视，不过很多文章现在已经开始认识这些被遗忘的概念；第三，从西方中心向东方中心的转变已经得以阐明，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