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传播的“亚洲性”

亚洲传播的“亚洲性”

发掘亚洲传播的“亚洲性”是突显亚洲传播“地方性知识”的必要途径，也是所有亚洲传播学者努力的方向。如果说对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批判是一种“破”的话，对亚洲传播特性的开掘就是一种“立”。亚洲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哲学和宗教，这些文化与西方文化迥异。文化的差异带来了人类传播行为的多样性。如亚洲文化重视整体性、直觉性的特点使亚洲传播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及“不可预知性”，这种特性使亚洲人在与西方人交往时呈现一种畏缩、不确定的态度，在组织情境下尤其突出。（Chung，2000；Sue，Ino＆Sue，1983）。实际上，在亚洲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独特的传播理念与行为。如“报”（互惠，Holt和Chang，2004）、“面子”（Huang，2004）、“关系”（Ma，2004）、“和谐”（Chen，2001）、“礼”（Holt和Chang，2004；Xiao，2004）、“客气”（Fang，2004），“风水”（Fang，2004）、“气”（Chung，2004）、“缘”（Chang，Holt和Lin，2004）和“占卜”（Chuang，2004）等都是亚洲文化中所特有的概念和思想。在《亚洲传播理论的视维》一书中，研究者们非常注重挖掘亚洲文化的多样性与独特性，并运用到传播理论的建构上来。

在发掘亚洲文化的特殊性方面，霍尔关于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区分对亚洲传播研究是一大贡献。“高语境（HC）的交流或信息是指大多数信息都已经体现出来了，只有极少的信息清楚地以编码进行传达。低语境信息（LC）的交流正好相反，即大多数信息都是通过外在的语言方式进行传达。”（E.T.Hall＆M.R.Hall，1990：6）霍尔认为，亚洲文化大多属于高语境文化。在高语境文化中，传播更加依赖和熟悉“非语言交流”，信息也可以通过地位、年龄、性别、教育、家庭背景、头衔、关系及通过个人的好朋友或同事进行传达。比如，在研究了北美和东亚人际传播模式取向后，琼·奥克·尤姆（Jun Ock Yum）发现：东亚人的传播取向具有“特殊性”，东亚社会的传播模式更加倾向于“过程取向”（传播被看作是无限解读的过程），而非结果取向（传播被看作是信息传输过程）；“语言代码有显著分化”（根据具体的人和环境使用不同的语言代码）；“强调间接传播”和“以受者为中心”（意义存在于解读中，强调听、感悟以及排除成见）等特点（Jun Ock Yum，2003）。《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一书选录的Jun Ock Yum的另一篇论文《儒家思想与传播：仁、礼和乌图班》中，作者再次强调：要想对东亚传播模式加以理解，就必须对儒家诸“德”中重要的两德——“仁”与“礼”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仁”与“礼”的存在与结合，使传播“为摒除粗鲁、回归文明提供了方法”（J.Z.爱门森，2008：217）。

在发掘亚洲传播的亚洲性方面，特别值得关注是亚洲学者陈国明教授的研究。陈国明教授站在哲学的高度发掘了亚洲传播的哲学特征：“远东的整体观视宇宙为一个大整体，其中没有一个固定的物质实体，所有的都仅为一转换而已。所有的组成部分都相互关联，并朝着宇宙的巨大和谐而运动。应用于人类的传播、沟通，在这一转换过程中需要一种觉悟的精神，拥有这种精神，人类将在相互依存的网络内交互影响和有尊严地交流。”（Satrosta＆ Chen，2003）在入选本书的《一个有关人类传播的亚洲研究方法的对话》一文中，陈国明教授认为，亚洲唯心主义的哲学假设对亚洲人的日常传播行为影响重大。这一哲学假设使得大多数亚洲文化强调其传播行为的三种道德特质：互依、尊重和诚实。亚洲哲学假设还引发了许多独具亚洲特性的传播风格，这种风格具有五个面向：首先，亚洲人传播风格是直觉的。这种直觉传播方式源自因直接而自然的生活理解所强调的对内在的解放，这种理解使亚洲人在互动过程中更倾向于“感知”而非“分析”或“思考”。第二，亚洲人似乎很重视同情性传播。第三，在亚洲传播中，沉默也是一种言语表达方式。亚洲传播似乎更为重视内在意识，而非外在话语。第四，亚洲传播形成了一种更为“内敛”的传播方式。和谐关系原则防止亚洲人在传播中走极端，实践“中庸之道”。第五，亚洲人的传播方式更为微妙和含蓄。（陈国明，2008：54）

在《论风水对华人传播的影响》一文中，陈国明教授则分析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一个概念——“风水”对华人传播行为的影响。在其看来，风水学在华人社交过程中培养了一种选择性的沟通（selective communication）的方式，华人相信“门当户对”、“八字相合”、“生辰相配”、“个性相近”才能带来幸福和好运。（J.Z.爱门森，2008：301）陈国明还系统地阐发了中国传播的“和谐理论”，围绕“仁、义、礼、智、信、为、关系、面子”等问题，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假设、定理和公理。（陈国明，2001）而亚洲的另一学者Starosta，W.J.则发掘出亚洲传播中的“偶然性”特点以及亚洲传播的“谦恭、保留”（enryosasshi）等特性（Starosta，2003）。这些研究大大丰富了亚洲和人类传播学的理论与实践。

在《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中，“亚洲性”还体现在对“亚洲内部”文化多元性的关注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拥有相当多元的文化，只有照顾到亚洲内部的多元性，才能“拼贴”出亚洲传播的图谱。Miike就曾批评亚洲传播研究大多数是“精英式的”、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Miike＆Chen，2003）。为了避免这些缺陷，亚洲传播研究应当扩展研究视野，不囿于传统研究中的地域限制。《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一书在选译论文时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该书选录的文章不仅将视角集中在“中、日、韩”等“主导性文化”，也将视角投向印度、东南亚、中亚伊斯兰国家等，体现了“亚洲视维”的整体性和多样性。

本书选录的《从泰国的视角理解友谊：工作和非工作关系中的期望处理》一文，其作者就明确提出反对将亚洲某一种文化（比如中国文化或日本文化）等同于亚洲文化的做法，他将人际交往中的“友谊”概念置于泰国文化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和理解，让我们看到了泰国人如何在工作环境和非工作环境中体验“友谊”这种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石井敏（Satoshi Ishii）《探索佛教开悟（菩提）之道作为终极传播》中首次从佛教开悟的观点去研究传播，并尝试着建构了一个佛教宗教－哲学传播的模式（石井敏，2008：122）。

李依琳（Ee Lin Lee）《马来西亚华人的自私心理和交往行为：从本土视角分析其合理性》认为，从历史化的视角理解亚洲人的交往经验十分重要。他的研究显示，由于马来西亚华人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他们在交往和竞争过程中是将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甚至不惜牺牲其他群体成员的利益来保护或实现自我利益。“Kiasu”（怕输）集中体现了马来西亚华人在交往过程中始终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J.Z.爱门森，2008：188）显然，这与中国儒家文化中崇尚集体观念的主流传统不同，这一研究成果对欧洲理论框架中对华人交往心理的描述（崇尚集体主义、谦和、相互依赖等）形成了挑战。

哈米德·莫拉纳（Hamid Mowlana）则发掘了伊斯兰教中包含的独特的传播理念，被收录的《伊斯兰教与传播的理论视角》一文探讨了伊斯兰教世界观的五个主要概念：团结（tawhid）坚持正义、禁止错误（amrbi al ma'ru f wa nahy'an al munkar）、共同体（ummah）和虔诚（taqwa），这些宗教概念能够作为伊斯兰记者网络的基本的传播伦理准则。（J.Z.爱门森，2008：196）

William J.Starosat和Lili Shi在《甘地主义传播/沟通伦理的交替多维透视》一文中阐释了甘地“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主义”的哲学原理及其理念来源。William J.Starosat认为，甘地的Satyagraha（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主义）里的“Sat”（存在）意味着开放与公平，开放和公平会自然而然地敞开传播/沟通之道。（J.Z.爱门森，2008：115）

可以说，对“亚洲性”的关注与挖掘构成了《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最为显著的特点。由于亚洲的宗教、历史、文化极其复杂，历史人名、宗教术语、文化概念艰深晦涩，这给本书的翻译工作带来了难度和挑战，好在译者和编者的亚洲传播学者身份和丰富的学养使他们能够驾驭这样一项复杂的译码工作，不仅很好地保留了作者的原意，而且更好地运用了中文特有的表达方式进行发挥，真正做到了翻译工作的“信达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