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传播研究的发展路径比较

在亚洲传播研究中，不同理论认知既呈现出不同主体性与文化背景，又表现出相互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首先，我们将讨论用以观察、描述亚洲传播现象的思路，这关乎如何发展一个可操作的亚洲传播研究路径。

（一）“非西方”的批判主义取向

亚洲有着自身独特的社会制度传统与多元文化生态，这已是国际社会在亚洲研究中的广泛共识。在此基础上，亚洲传播研究的两种基本预设在于：其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吸纳亚洲进入其文明中心之时存在着结构兼容问题；其二，亚洲能够摆脱依附状态，建立一套自身的传播学理论与方法。Gunaratne（2010）^[8]也认为，以中国、日本、印度、韩国等亚洲国家的传播学者为代表，这些非西方传播学者以东亚哲学为轴心，或关注于本土化，或关注于同质化，或关注于去殖民化，或关注于全球化，皆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建立另一套话语体系的意愿。

可见，亚洲传播研究似乎一开始便带有浓厚的批判主义色彩，试图建立“非西方”的研究取向，即极力呈现亚洲的世界与西方“有所不同”。在此之中，亚洲传播研究往往又遵循当代亚洲研究常见的两种谱系：一是西方的区域文化研究，包括格尔茨（Geertz）^[9]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以及莫利倡导的“区域理论”在内，皆有助于反思西方“一元化”理念，通过比较文化的视角探讨西方之外的“他地”的特定文化形式；二是亚洲学术共同体呈现的关于亚洲传播研究的反哺趋势。从21世纪以来的脉络来看，亚洲各国及其在西方社会的诸多海外学者均持有超越西方传播学主导语境之抱负。比如Ayish（2003）^[10]就曾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为例，尝试总结出一套迥异于西方“普遍主义”的传播“世界观”。三池贤孝（Yoshitaka Miike，2003）^[11]则澄清了两种亚洲研究取向：一者为“提出关于亚洲的理论”，二者则是基于亚洲本身来观照亚洲人民与亚洲现象。他认为，后者要优于前者，因其能够紧密地与亚洲自身的语言、宗教、哲学与历史联系在一起，从而真正地理解、欣赏亚洲传播观念与亚洲传播行为。站在此种立场之上，他提出了“亚洲中心”（Asiacentric）这一说法，以“中心化”取代了“非西方”的思路，可谓在更进一步的层面上强调了“亚洲意识”的主体性。

（二）“亚洲中心说”的内容与反思

按照Miike（2004）^[12]的说法，“亚洲中心”即倡导将亚洲价值与亚洲理想置于中心位置，以亚洲人民为主体来检视亚洲传播现象。“中心化”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对抗，而旨在改变欧美对亚洲学术话语持续忽视的现实，实则包含了以“中心化”实现“去中心化”的意味。不可否认的是，“亚洲中心说”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当代亚洲对文化觉醒的呼吁。并且，在全球化背景下，传播学若开启更有意义的亚洲模式的探寻，亦能助益于全球其他地区重新关注本土知识源流与地方思维模式（Dissanayake，2003）^[13]。因此，作为一项既定事实，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逐渐在国际社会获得关注，“尽管该学派目前还不能说在国际传媒理论领域内领率一时，但影响已经开始形成”（赵晶晶，2008）^[14]。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窥见其中包含的积极企图。一是建构关于亚洲传播的学术共同体。Miike（2002）^[15]认为，“亚洲中心”传播学派不同于欧美传播学派，其使用的概念、基本原理以及学术资源都应根植于亚洲多元文化传统所积累的智慧，拥有自成一格的理论系统。二是拉近学术关怀中的“亚洲距离”。长期以来，亚洲总是被西方视为一个遥远的观察对象，因此，将亚洲植入地理位置的中心，有助于重新梳理亚洲与欧洲、历史的亚洲与当代的亚洲之间的关联，从而在全球化语境下进一步回答“何为亚洲”的问题。三是在接近亚洲的同时，将亚洲的传播思想推介到世界关注的范围内。Miike（2002）以亚洲哲学为基础，从本体论、认知论、价值论三个角度进一步提出了传播的三种核心假设：首先，人类传播的“亚洲中心”范式特别强调传播情境，认为传播乃是发生于由多维度关系构成的跨时空情境之中；其次，不同情境中的传者无论是在自我感知世界还是在真实参与互动中，皆是积极与消极并存的；再者，“彼此相互适应”在“和谐传播”过程中承担着关键作用。Miike试图以“中心化”的提法来强化亚洲传播的“非西方”路径。这对于一个世纪以来徘徊在西方霸权与独立话语之间的亚洲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激动人心的。即使抛却亚洲自近代以来与西方世界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单从人类传播学科体系建设上来看，“亚洲中心说”的引入仍有其可贵之处。遗憾的是，“亚洲中心说”虽然倡导了一种另类的视野，但在学科体系建构中“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理论锋芒和创造性”（邱戈，2009）^[16]。并且，提倡以亚洲为中心，实际上亦是沿袭了“欧洲中心主义”与“非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依然摆脱不了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局限。Miike（2007a）^[17]自己也承认，“亚洲中心说”意在推动一种多文化维度的转向，乃是作为对“欧洲中心主义”这一偏见的反思。而一旦视某物为中心，又必然会产生“外部”，造成“你我有别”的区隔，这是否有利于传播学科的整体融合发展，是需要谨慎对待的。Appadurai（1990）^[18]也曾提醒，理解新的全球文化经济，使用“中心—边缘”模式（center-periphery models）——即使是多中心与多边缘的考量也已经不合时宜，而应当将其视为“复杂的交织重合的碎片化的秩序”。对于传播学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学者来说，也亟须摆脱意识形态上的刻板成见，脱离被武断建构的东西方界限，进而面向一种“非极化”（non-polarizing）的研究取向（Kuo&Chew，2009）^[19]。

（三）“亚洲主张”：基于对话与共享的亚洲文化叙述

建立自成一格的亚洲传播研究路径，我们需要谨慎对待的误区是：盲目以先验性的自信对亚洲传播进行想当然的组装；或是急于与“普遍主义”话语对话，而将西方理论一一拿来对号入座，寻找相应的亚洲方法。Gunaratne（2010）认为，由于亚洲哲学在系统思维上存在的优势，按照传播学科的三大传统（控制论传统、社会心理传统、社会文化传统），亚洲学者至少可在控制论传统中获得巨大突破机会。此一观点固然提醒我们“亚洲意识”可能并非一概适用于现有传播学的所有框架，但实际上亦将亚洲传播研究束缚于西方现有范式，带有某种程度的价值偏见。

“亚洲主义”总是带有一种全球化的解构策略（小森阳一，陈多友，2005）^[20]。我们强调“亚洲”，并非意在沿袭霸权抗竞的思路，而旨在挖掘、开发亚洲传播研究的历史与现实资源，寻找亚洲整体性的交往对话空间。从当前亚洲传播研究的发展来看，一种更为“窄面”的视角值得关注。在此之中，三池贤孝强调的亚洲主体性是颇具借鉴性的。陈国明（Guo-Ming Chen）和Starosta（2003）^[21]亦表达了类似观点：“亚洲传播不能依靠那些将亚洲视为异类、视为西方‘镜像’的东方学支持者来承担，而需要那些真正深入亚洲丰富多样的社会内容，在其中生活的人来解决。”发展亚洲传播理论，需要重视的是如陈光兴（2007）^[22]倡导的“亚洲的亚洲研究”，以亚洲文化圈传播学关于亚洲的想象为肌理，探讨如何扎根本土描述亚洲现象，建构自身的理论与方法体系。需要商榷的是，亚洲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如此是否会导致亚洲本身多元性与特殊性的割裂？本书较为赞同江宜桦（2007）^[23]曾经以东亚为断面的观点：“‘东亚’能否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主要是要看我们从哪个角度思考而定。反对派看到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等地制度与行为的差异，不假思索地认定其间不可能存在共通性。但是假如我们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当成一组成员，把英、美、加、澳当成另一组成员，再来观察比较其异同，就会发现前者自有前者的特色，而后者也可另成一个整体。”事实上，从传播学在亚洲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来看，包括中国籍学者和华裔学者在内的诸多亚洲、亚裔学者已经通过一系列实践与研究成果，赋予了亚洲传播理论实质性的成熟内涵。

总体观之，转向国际传播研究的“亚洲主张”，应当立足亚洲的特殊经验，其既是一种自我主体性的文化叙述，思考如何通过反思传播学科的革新，重新审视本土文化方向以及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命运，进而应用于亚洲内部世界的变化；而由于亚洲数百年来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脉络关联，当代亚洲传播理论的建构又必须持以与亚洲以外世界交往的姿态，最终的理想化目标应是一种面向洲际与洲内的对话、共享，结合了本土内部多样性，并融会东西方理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