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知识范型

一种新的知识范型

作为一个宽泛意义上的表述群，“文化自觉”的理论实践可以在对“中国主体性”的诉求与重构整合性的“中国”叙述这两个层面上统合起来。从具体的表述方式上来看，“文化自觉”论者的内在理论谱系与政治立场并不相同，不过，就其谈论“中国”的基本框架，与借以展开论述的知识形态而言，也存在着值得重视的一致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化自觉”的相关表述，已经在实践着一种新的整合性知识范式。这种整合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叙述“中国”的整体性关系视野，其一是打破学科边界的整合性知识形态，另一则是在反省西方知识范式并重新激活传统中国文化范畴的前提下，形成一种契合中国历史独特性的理论语言。

这种知识范式的首要特点，是打破民族国家的单一视野，在一种区域关系体系中来思考中国问题。“中国”并不被视为一种自明的政治与文化单位，也不被民族国家的理论框架所限定，而被视为大至“全球”、“世界经济体”、“亚洲”、“海洋/大陆体系”，小至“区域”、“地方”、“边疆”等处在紧密互动关系的体系格局中的一个能动的政治与文化单位。在这种理论视野中，中国的问题总是在跨国的、区域性的关系中被描述的；中国内部也不被视为具有同质性，而存在着多种差异性的区域与族群的互动。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自觉”关于“中国”的叙述，与其说是民族国家知识体制内部的叙述，毋宁说它首先就是对民族国家建制的一种自反性思考，揭示的乃是“中国”认同如何可能的问题。大致可以将其概括为超民族国家的宏观世界体系视野，与民族国家内部的差异性与混杂性的呈现，这两个面向的结合。^[224]一些大于或小于民族国家的论述单位，比如“天下”、“帝国”等界定“复杂社会”的范畴，比如“边疆”、“地域”与“民族区域”等界定“自然区域”的范畴，构造出的是一种新的空间视野。而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东亚地区形成的“世界经济”体、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逻辑下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冷战历史结构等不同历史层面的呈现，则构造出一种多层次的新的历史图景。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布罗代尔所谓“长时段、大范围”的历史研究，在“中国”叙述中的具体实践。

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在超国家和次国家的关系体系中叙述“中国”的认知活动，松动了关于“中国”的认同，却无疑是一种大大的误解。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时，特别强调的是“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也就是说，认知中国的活动本身，正是为了重新组织和确立中国的主体地位。中国文化论坛则将其描述为“开放性与自主性、关联性与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说，这种叙述“中国”的整体框架，挑战的并不是“中国”认同本身，而是一种民族国家视野内部的“中国”叙述模式与知识体制。并且，正是这种超越了民族国家知识体制的分析视野，为重新将中国作为一个整合性对象来加以思考提供了可能性，也正是在这种新的整合性视野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跨越学科边际的整合性知识实践形态。

这也涉及“文化自觉”表述的另一个明显特征：这一近年来中国思想界最为活跃的思考动向，基本上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展开的。这也就是说，相对于人文科学领域，以及大众文化与文学艺术等媒介形态，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在传统上被称为社会科学的领域，构成了这一知识实践的活跃场地。但是，这样的表述又是不准确的：与其说它们是以作为一般学科分类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形态出现的，毋宁说它们首先便要打破传统的社会科学分类，挑战既有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而实践一种新的跨学科整合。无论是中国文化论坛、“中国模式”讨论，还是赵汀阳所谓“政治/伦理/文化”的综合文本分析，韩毓海的大历史叙述或强世功的“政治与文化的视野”，这种知识实践形态特别强调的就是跨学科整合。这或者表现为“以跨学科的合作方式，从具体问题切入”的论坛组织形态，或者表现为研究著作本身实际上已经无法用既有的学科分类加以定位。可以说，“文化自觉”论述事实上在实践一种社会科学的新的知识范式，或者说，它本身就代表着社会科学知识的一种转向。

这种跨学科的知识范式，源自将中国社会视为一个特定整体结构的基本认知模式。在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表述中，“文化”首先是一个整合性的概念，它是对人文世界作为一个复合的整体的描述。费孝通的早期研究，都将“村庄”作为其把握人文世界的最小单位。这种建立在人类学功能学派基础上的社区研究范式，受到了人类学研究领域不同研究范式的质询。^[225]其关键问题是：对于村庄这样的社区的“微观社会学”研究，如何能够拓展至中国这一复杂文明社会的整体研究，以及被作为基本研究单位的社区内部的差异性如何显现？正是在对这两个问题的推进性思考基础上，费孝通于1980—1990年代提出了宏观中国研究的思路与“多元一体”等新的理论范畴。不过，如果认为“文化自觉”表述中的整体观，主要源自费孝通的功能学派观点，肯定是不完整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是一种“作为方法的整体观”，它要求将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问题结合起来观察问题。这一特点在1970年代之后发展起来的世界体系分析理论家，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乔万尼·阿瑞吉、萨米尔·阿明等的著作中，有更为清晰的呈现。可以说，将社会问题的讨论区分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组织形态本身，正是民族国家内部的一种知识分类体制。唯有打破这种学科分类体制，才可能把握到全球性的历史动力机制，和中国社会变化的复杂格局。这也使得在全球语境下“重新认知中国”这种自反性思考，无法局限于被19世纪资本主义体制塑造出来的民族国家单位及其学科知识体制之内。

应当说，“文化自觉”表述的跨学科特征，主要是由新世纪之交需要回应的中国问题所决定的。如何叙述中国经济的崛起，如何在强调中国主体性的前提下讲述中国历史及其现实处境与问题，本身就构成对既有社会科学知识体制及其基本范畴的挑战。如果将“知识”视为对社会存在形态及其意义秩序的表述/再现/组织方式，那么这些“知识”从来就不是在真与假的意义上区分的真理模式，而必然涉及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主体认同问题。这也是福柯（MichelFoucault）所表述的知识—权力体制。^[226]沃勒斯坦以他的世界体系分析视野，曾尖锐地揭示出社会科学、意识形态与社会运动在何种意义上，构成19世纪以来向全球扩张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三个基本体制，并不像人文/社会科学的二分体制所显示的那样，社会科学是一种与价值无涉、更能超然于权力体制的“客观”知识，相反，它本身就是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扩张过程所确立的合法性知识体制。^[227]由于社会科学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体系、全球化等的挑战本身，都将涉及社会科学知识的基本前提及其表述范畴。

就中国的具体情形而言，又有其历史独特性。二战之后世界霸权向美国的转移，同时导致的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向美国的转移，一种在结构—功能学派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化理论，成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它进而成为后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社会主义另类现代化范式（“革命”）之外的唯一选择。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支撑起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文化热”的核心范畴及其文化想象，都来源于并未以社会科学形态出现的现代化理论，诸如“现代化”“市场”“科学”“发展”“民主”等等。^[228]新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全球化格局中中国处境的变化，不同程度上都在挑战着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前提和表述形态。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发生的新左派与新自由派论战，事实上也可以看做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的西式社会科学知识，与在马克思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知识之间的争议。

从这样的知识谱系角度来看，新世纪之交的“文化自觉”表述实践中，最有意味的，莫过于费孝通位置的中心化。

作为现代中国早期留学西方的人类学学者，费孝通接受的是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功能学派理论。这一学派强调以小型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将其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整体地讨论其运转方式。费孝通在这一思路上展开的早期研究成果《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从“村庄”这一中国社会基本结构单位出发，事实上形成了对于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叙述。其基本特点：一是将人类学这一西方学者对作为他者的简单社会的研究，转化为中国研究者以局内人的姿态对于中国这一复杂文明社会的研究，并强调这种研究与改造社会实践的结合，因而被称为“应用社会学”；一是形成了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总体性论述，即由村庄、集镇与城市等三个层次的结构构成的自我运转的社会系统。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的崩溃，不是中国社会系统自身的坍塌，而是从沿海地区的城市开始的、西方外来资本的“损蚀”。在这样的叙述基础上，重建中国乡村，最重要的就是恢复原有的一套运转系统；另一重要特征，则在于这一叙述中，国家与士绅所扮演的角色。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系统中，国家的功能不在于控制，而在于协调；士绅阶层扮演的则是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中间人角色。值得分析的是，费孝通以人类社会学的方法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与叙述，显然与毛泽东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展开的叙述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根本的区别在于如何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尤其是国家与士绅阶层在社会系统中扮演的角色。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视野中，国家管理不应当采取“无为主义”，而应当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同时，所谓“士绅”阶层不是中国社会系统运转的良性力量，而成为阶级斗争需要消灭的“腐朽阶级”。也许可以说，对于中国社会及其变革的理解，存在着费孝通范式与毛泽东范式的差异。而这两种范式的演变，似乎清晰地呈现在费孝通在当代中国历史上的浮沉命运之中。他在1960—1970年代的沉默，与1990年代以来的中心，显现的其实也是两种不同的中国社会变革方式的演变。

当然，强调“文化自觉”表述中费孝通影响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这个表述群就整体地笼罩在“费孝通的阴影”下。简单地比较一下王铭铭与韩毓海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可以隐约地看出两种范式的冲突所在。韩毓海对“国家能力”的强调，对知识分子及其社会角色的激进批判，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式的社会研究范式的拓展；而王铭铭强调从边缘处对文明中心的返观，以及对于土司制度的合理性论述、对于195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研究制度的批判，尤其是对于“中间圈”如何可以提供不同于“核心圈”的历史与理论视野的阐述，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费孝通中国研究的回响，尽管对于费式社区研究他也持有批判态度。

如果要做一种简单化概括的话，“文化自觉”表述事实上意味着三种理论传统的重新整合。其一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的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制，其一是马克思主义传统脉络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特别是在布罗代尔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世界体系分析理论，而费孝通所提供的，乃是西方式社会科学与中国文化实践相结合的某种具体典范。这三种理论谱系的混杂，构成了“文化自觉”表述的基本能指形态。

基于“文化自觉”的诉求，如何在批判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及其基本范畴的前提下，重新激活中国知识传统的独特表述，构成了这一理论实践方向的第三个重要特征。“天下”、“社稷”、“情势”、“民本”等传统范畴的复活，基本上都是在这一诉求下展开的知识实践。如何面对中国自身的文化/知识传统，事实上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界一直面对的核心问题。“文化自觉”论的独特性在于，它试图超越那种在中国知识与西方知识之间做本质主义区分的做法，而尝试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完成对古代与现代知识传统的整合。因此，尽管意识到社会科学语言是在西方社会与历史情境下展开的知识实践，而难以呈现中国历史与社会的复杂性，但更多的研究仍旧倾向于用一种“混杂论”的方式来解决知识表述上中国问题与西方理论的脱节问题。比如“通三统”，比如“国民经济、民本政治、社稷体制三位一体”的说法等，都试图把中西知识混杂起来，而形成一种新的表述方式。这也就意味着，西方与东方、古代与现代都被视为某种“地方性知识”，在一种全新的“世界史”视野中，同时颠覆现代主义与复古主义（以及由此衍生的西方主义与东方主义）两种倾向。正如“自觉”一词本身所显示的，这是一个在当代视野中重新“发明”传统的过程。真正支撑起“知识自觉”的那个内在框架，是当代的问题意识和批判视野。“文化自觉”作为一个问题的提出，事实上基于对现代中国的改造与当代中国的革命、改革这些不同时期的历史实践的理论性反思。因为人们可能发现，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难以被已有的理论表述所包容的“活生生”的知识与文化。这些“活着”的、实际上起作用的文化力量，才是“文化自觉”讨论需要面对的真正对象，理论实践的工作正是在这个基点上才有了展开的必要性。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人类学这个特定学科在近些年兴盛的内在原因，因为它正是把社会运转和日常生活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的那个“整体的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汪晖在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研究实践中，曾提出“内在视野”这一说法：“在这个视野中，我们今天单纯地当作经济政治范畴的那些问题，在另一个历史语境中是不能单纯地当做经济政治问题来解释的，例如，郡县、封建等等概念在儒学世界中是一个有着内在完整性的思想世界的有机部分，只有通过这个思想世界，现实世界及其变化才被赋予了意义，也才能够被把握和理解。”他认为这一“内在视野”的真正意义，在于提供一种自反性的历史参照，“这不仅仅是用古代解释现代，或用古代解释古代，也不仅是用现代解释古代，而且也是通过对话把这个视野变成我们自身的一个内在反思性的视野”^[229]。意识到既有的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缺陷，并不意味着从另一个方向把中国古代的知识合理化。在这样的意义上，他强调对帝国的朝贡体制的研究，“不是将这一制度理想化，而是从一个历史的视野反思现代政治制度在保持多样性方面的缺失”^[230]。由此，对西方式知识体制的反省，对中国历史与知识的重新思考，目标都是打开人们的历史视野，从而为具体的政治实践提供新的可能性。它超越了传统/现代的边界，而将朝贡秩序、现代世界、冷战时代以及全球化格局等不同的历史可能性，一视同仁地纳入知识批判的视野。

强调“知识”与“世界”之间的有机统一，某种意义上就回到了知识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如果说并不存在一种超越性的普世性知识，而只存在在具体的历史关系和世界想象中建构的不同知识形态的话，那么反思知识表述的最终目标，也就是理解世界的多样性，以及在这种多样性中选择合理世界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打破西方式的社会科学知识分类体制，采取跨学科的合作方式与知识实践形态，重新激活传统中国知识范畴，也可以视为中国知识界重新建立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路径。这一方面意味着那些在“科学”的名义重组中国社会的基本理论/知识前提得到了自觉的反省，意味着活生生的社会与日常生活实践中存在着的别样的知识得到了重新理解，同时也意味着知识界逾越学院体制而直接回应社会问题的努力。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知识生产成为了一种介入性的思想与理论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