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帝国主义认识的深化

时间：2022-05-13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对帝国主义认识的深化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长期的封建帝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独立、解放的新曙光。孙中山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便是经历着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领土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基础。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战争和外交讹诈，使我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至于战争赔款一项，更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战争形式掠夺并勒索中国巨额白银的丑恶行径。

对帝国主义认识的深化

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长期的封建帝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独立、解放的新曙光。但是，共和国诞生后，前进道路上充满了荆棘和坎坷。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先进的共和制度，然而帝国主义侵华势力仍盘踞在中国。同时，世界列强在清政府垮台后，又不断培植各派军阀集团作为各自的代理人。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相互利用和勾结，成为中国政治上最反动、最黑暗的势力。他们狼狈为奸共同把矛头指向年轻的中华共和国。民国的历史告诉人们：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宝座后，在“共和”外衣下，变本加厉地破坏《临时约法》、责任内阁制，推行独裁和卖国的反动政策。1915年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演出的“洪宪帝制”更把年轻的共和国扼杀。虽然，不久在护国战争后，恢复了共和制度，然而袁世凯死后，以段祺瑞为代表的皖系和冯国璋为代表的直系军阀势力，更加明目张胆地摧残共和，扼杀民主，成为破坏和瓦解民主与法制的元凶。辛亥革命后，共和国的艰辛岁月，使孙中山真正认识到谁是中国革命最凶恶的敌人。他说：“中国人民最恶毒、最强大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本着分而治之的原则，豢养中国军阀，嗾使他们互相混战；各系军阀也只有依靠帝国主义才能存在。我们应该重整自己的国家，把帝国主义者连同他们的帮凶——军阀一起驱逐出中国去。”^〔29〕这一切都表明：帝国主义列强正是军阀割据及其相互混战，祸乱中国的真正元凶。帝国主义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反对中国民主共和制度。他们企图长期侵略与控制中国，就必然扶植各派军阀势力，作为侵略与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共同压迫下的中国，是令人不堪回首的共和制度名存而实亡的血迹斑斑的历史。

当中国各族人民渴望在共和制度下，开始迈进改善自身命运的新征程时，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势力，却把人民重新投入到更加苦难的岁月当中。中华民族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使有识之士，不得不思考：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中国怎样才能走出历史低谷，登上光明的彼岸？问题在于：侵略控制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是中华民族从未遭遇的既陌生而又凶狠、狡猾的民族敌人。的确，从陌生到熟悉这个敌人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孙中山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便是经历着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首先，孙中山从斗争实践中，提升了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和理性认识。

他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使他逐步看清：帝国主义侵华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残暴贪婪与狰狞凶恶的露骨表现，又有貌似平和而暗含杀机的阴险表现；既有发动侵华战争，用暴力侵夺中国主权及政治讹诈的一面，又有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的一面。总之，帝国主义富于殖民统治的丰富经验，善于运用反革命两手，实现其侵略野心。因此，必须识破其狡猾欺骗伎俩，否则便可能被其某些表象所蒙蔽。

孙中山晚年认清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是经过了一个刻骨铭心的心理路程的。

孙中山在晚年回顾我国被帝国主义列强宰割奴役的历史时，心情沉重地指出：“百年以前，满人据有我们的国家，仍是很强盛的。”“但是这百年以来，中国便失去许多领土。”从前香港、台湾及“伊犁流域，霍罕和黑龙江以北诸地”，“中国都拱手送去外人”；“我们最近失去的领土是威海卫、旅顺、大连、青岛、九龙、广州湾”。^〔30〕此外，清朝邻国如高丽、安南、缅甸及琉球、暹罗（泰国）、蒲鲁尼、苏禄（20世纪初并入菲律宾）、瓜哇、锡兰、尼泊尔、苏丹（不丹）等也都先后为帝国主义列强侵占，陷入殖民统治的悲惨境地。领土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基础。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战争和外交讹诈，使我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令人触目惊心的而难以改变的客观事实。

至于战争赔款一项，更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战争形式掠夺并勒索中国巨额白银的丑恶行径。孙中山对此着重指出：“甲午赔于日本者二万万五千万两（包括赎回辽东半岛的五千万两在内——引者），庚子赔于各国者九万万两。”^〔31〕其他多项赔款不包括在内，民脂民膏就这样被侵略者搜刮掠去。孙中山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列强明目张胆地发动战争，强制占据我国领土和勒索的巨额赔款及其抢夺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说这种“政治力的压迫是容易看得见的”。但是列强对中国“经济力的压迫，比较帝国主义，就是政治力压迫还要厉害”。这个比较隐蔽的侵略手段，却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的。这是因为“受经济力的压迫，普通人都不容易生感觉”^〔32〕的缘故。

列强对中国实行经济掠夺的规模很大，几乎是全方位的，而且其手段、方法更是花样翻新，无所不用其极。

海关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门户。保证海关的正当权益，对于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孙中山认为：鸦片战争后，英国强制清政府与其订立《南京条约》及其附约，开始对中国海关主权肆行践踏。此后不久清朝政府“就把全国海关交给英国人管理，税务司也尽派英国人去充当”。“所以弄到现在，全国海关都在外人手内。”^〔33〕中国海关主权的丧失，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开始是失去关税税率自主权，接着是失去海关关务及行政管理权。最后，海关全部关税都经外国银行统一管理。这个过程就是从丧失部分到全部海关主权的过程。海关主权遭到破坏和由外人控制，给中国民族经济带来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孙中山曾痛心地指出：“中国同外国每立一回条约，就多一回损失，条约中的权利总是不平等，故海关税则都是由外国所定，中国不能自由更改。中国的关税，中国人不能自收自用。”^〔34〕海关的独立自主，是保护民族经济发展的关键。所谓“协定税率”，即由外国控制中国海关进出口税率，严重制约着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孙中山指出：“因为海关税轻，所以外来的洋布价贱，本地的土布价贵，一般人爱穿洋布，不穿土布，因之土布工业就被洋布打灭了。本国的手工业便从此失败，人民无职业，便变成了许多游民。”“现在中国虽然仍有手工织布，但是原料还要用洋纱。”^〔35〕由于海关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他们对于我们的土布还要抽重税，不但海关要抽重税，进到内地各处还要抽厘金”，^〔36〕这样中国棉纺织工业失去海关的保护便无力同洋布竞争而陷入极大困境中。孙中山对中国海关关税自主权的丧失，曾感慨万分地说：“保护税法就是用关税去抵制外货，本国的工业才可以发达。譬如独立战争后当时美国是农业国，欧洲各国多是工业国，以农业国和工业国通商，自然是工业国占胜利，故美国就创出保护税法，来保护本国的工商业。”而“中国关税不仅不来保护自己，并且要去保护外人”，^〔37〕这样就完全丧失掉“关税壁垒”的作用。

孙中山认为：外国对中国的“经济力的压迫”是无形的，但其危害却是十分严重的。中国自通商以后，出入口货物相差不过二万万元。据当时有关资料记载，“1921年进口货超过出口货是五万万元，比较十年前已加多两倍半。若照此推算，十年后也加多两倍半，那么进口税［货］超过出口货便要到十二万万五千万元。换句话说，就是十年之后，中国单贸易一项，每一年要进贡到外国的是十二万万五千万元。汝看这个漏卮是大不大呢？”^〔38〕孙中山指出：“经济力的压迫，除了海关税外还有外国银行。”外国的汇丰、花旗等在华银行有发行钞票特权。“那些外国银行的纸币，每印一元只费几文钱印成的纸，他的价值便称是一元或十元或一百元，所以外国人不过是用最少之价值去印几千万元的纸，用那几千万元的纸便来换我们几千万块钱的货物。”^〔39〕“外国纸币之外，还有汇兑”。“我们中国人在各通商口岸汇兑钱，也是信用外国银行”，“外国银行代中国人汇兑，除汇钱的时候赚千分之五的汇水外，并强赚两地的钱价，在交钱的时候又赚当地银元合银两的折扣。像这样钱价折扣的损失，在汇钱和交钱的两处地方总算起来，必须过百分之二三。”“所以一万块钱在上海、广州两地之间汇来汇去，最多不过三十余次，便完全化为乌有。”^〔40〕外国银行这种剥削压榨机器的恶毒真是触目惊心，令人胆寒啊！孙中山还说：“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势力，除了发行纸币以外，还有存款。”有些人向银行存款，“不问外国银行是有信用没有信用，他们所给的利息是多是少，只要听到说是外国人办的，有了洋招牌，便吃定心丸，觉得极安全。”他说：“最奇怪的是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一般满清皇室的满清官僚怕革命党到了，要把他们的财产充公，于是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存到各处外国银行帐号，就是没有利息，只要外国人收存，便心满意足。甚至像清兵和革命军在武汉打仗，打败了那几日，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银行所收满人寄存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至弄到北京所有的外国银行都有钱满之患，无余地可以再存；于是后来存款的，外国银行对于存款人不但不出息钱，反要向存款人取租钱，存款人只要外国银行收存款，说到租钱，外国银行要若干便给若干。当时调查全国的外国银行所收中国人的存款，总计一二十万万。”^〔41〕孙中山还看到，当时的军阀冯国璋、王占元、李纯、曹锟等“到处收刮，所发的横财，每人动辄是几千万，他们因为想那些横财很安全”，^〔42〕也存入外国银行。存款利息低，放款利息高，这也是外国银行账号盘剥中国人血汗的手段之一。孙中山说：“外国银行收了这一二十万万元存款，每年付到存款人的利息是很少的，最多不过的四五厘。外国银行有了这一二十万万钱，又转借到中国小商家，每年收到借款人的利息是很多的，最少也有七八厘，甚至一分之上。因此外国银行只任经理之劳，专用中国人的资本来赚中国人的利息。每年总要在数千万。”^〔43〕有人认为外国银行“可靠”，其实也不尽然。孙中山说：“试问现在的中法银行停止营业，把中国人的存款没有归还，中法银行是不是外国银行呢？外国银行的存款是不是安全呢？”^〔44〕孙中山严正指出：“外国银行一项，在中国所获之利，统合纸票、汇兑、存款三种算之，当在一万万元左右。”^〔45〕这该是一个何等惊人的数字啊！历史证明：外国银行像一条粗大吸血管一样成年累月地榨取中国人的血浆来养肥自己。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外国航运业垄断中国内河航运及海运，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孙中山认为，仅以日本来说就有日本邮船会社、东洋汽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及日清汽船公司等“航行于中国内地，航行于全世界”。^〔46〕“若是中国有值一万万块钱的货物运往欧洲，中国因为运费的缘故，就要加多一千万。照此计算，就是一万万之中要损失一千万，中国出入口货物的价值每年已至十余万万以上，此十余万万中，所受损失也当不下一万万元。”^〔47〕

孙中山通过调查看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掠夺，除银行、航运，“此外还有租界与割地的赋税、地租、地价三项”。“譬如香港、台湾、上海、天津、大连、汉口那些租界及割地内的中国人，每年纳到外国人的赋税，至少要在二万万以上。”“这地租之数，总比之地税十倍。至于地价又年年增加，外人既握经济之权，自然是多财善贾，把租界之地平买贵卖。故此赋税、地租、地价三项之款，中国人之受亏亦当不下四五万万元。”^〔48〕

孙中山进一步揭露：外人团体、个人在中国经营企业，“恃其条约之特权来侵夺我们利权的，更难以数计。”仅就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一个公司说，每年所赚纯利已达五千余万。其他各国之种种营业，统而推之，当在万万以上”。^〔49〕至于外人在华的投机事业，如赌博、树胶、马克的投机，“每次之结果，则中国人之亏累至少都有数千万元。而天天之小投机事业，积少成多，更不知其数了。像这样的损失，每年亦当数千万元之巨。”^〔50〕有人因投机破产而跳楼自杀者，更是屡见不鲜的。可见外国人投机事业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政策，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无比深重的灾难。在帝国主义列强疯狂掠夺下，孙中山认为：“所以今日中国已经到了民穷财尽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经济之压迫至于国亡种灭而后已！”^〔51〕

孙中山还揭露说：帝国主义列强“他们用政治力、经济力来耗夺中国人的物质还不算，又用宗教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一般神父、牧师倚仗他们的国力，包庇教民，干与词讼，欺压吃教以外的人，无所不至，受其虐者，忍心刺骨”。^〔52〕帝国主义对华通过宗教等文化渗透手段，不仅腐蚀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而且直接带给人民众多的苦难与不幸。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剥削和掠夺是同其政治压迫和控制，互为表里的。没有列强侵华战争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其攫取的政治特权，其经济侵略的野心也是很难真正实现的。

孙中山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他们的政治力和经济力都很大，总是用这两种力量去侵略弱小的民族。如果政治力的海陆军力不够，使用经济力去压迫；如果经济力有时而穷，便用政治的海陆军去侵略。他们的政治力帮助经济力，好比左手帮助右手一样”，把世界多数“人民压迫得很厉害”。这就是说列强“在经济力量之外，背后还有政治力量来做后援”。^〔53〕他强调：“要保护本国工业不为外国侵夺，便先要有政治力量，自己能够来保护工业。中国现在受条约的束缚，失了政治的主权，不但不能保护本国工业，反要保护外国工业。”^〔54〕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艰难困顿的政治生涯里，从理论高度深刻提出“强权即公理”是一种谬论。他说“以强权为世界唯一之真理。我人诉诸良知，自觉未敢赞同，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天赋之良知”。他强调指出“故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也”。^〔55〕为此，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互利用，狼狈为奸，共同祸乱中华的严重现实，孙中山感触地说：西方列强“帝国主义则包围如故，瓜分之说，变为共管”。“国内之军阀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而资产阶级（指大资产阶级——引者）亦眈眈然欲起而分其馂余”。进而造成“中国民族政治上、经济上皆日即于憔悴”。^〔56〕 1923年，孙中山与美国布罗克曼谈话时，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国家是通过关税、盐税控制北方军阀来反对南方革命势力。他说：“外国列强正在以从南方中国攫取到的税收转手送交北京的办法，来帮助一个专制独裁的官僚主义的北京政府”^〔57〕以攻击南方革命政权。1924年，孙中山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指出：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军阀的祸害是人人所深知的。至于帝国主义的祸害，在中国更是一言难尽。”^〔58〕正因为孙中山通过大量事实清醒地看出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民族大敌，所以他才号召全国各阶级、阶层人民都要高举起反帝爱国旗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共同战斗！他说：民族工商业者不反对帝国主义，“则列强之经济的压迫，自国生产永无发展之可能”；劳动群众不反对帝国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之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59〕

中国反帝爱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强后盾和真正支持者就是同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全中国人民。孙中山坚信：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绝不能靠别人的“恩赐”，只有全国人民坚决的反帝斗争才能解决问题。而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强支持力量，“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60〕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所以强调：“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只有这样，“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依靠民众，发挥人民群众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伟大力量。孙中山晚年终于找到了蕴藏在群众中的巨大革命力量的源泉。这是孙中山旧价值观的重要突破，为他保持革命青春及所坚持的民主革命增添了新的活力和朝气。

孙中山以历史哲学观点，在阐述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时，曾明确提出：“我们实行民族主义，推翻满清，虽然脱离了满清的奴隶，但是还要做外国人的奴隶，所以民族主义还没有完全成功。推翻满清，只可算作一半的成功；其余一半，就是受列强压迫。列强现在还要压迫中国的原因，就是由于满清和他们立了条约，那些条约放在外国，就是把我们的卖身契押去外国，把我们的权力都送给外国人去了一样。”^〔61〕“我们实行民族主义，已经推翻满清，虽然是一半成功，以后还要废除我们的卖身契，不做外国人的奴隶，那才算民族主义是完全成功。”^〔62〕这里我们看到从反满到反帝正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根据时代要求和民族矛盾的严峻现实而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历史证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内涵，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民族矛盾的演变及激化，从反满到反帝，这是一个客观历史发展的过程。

【注释】

〔29〕与鲍罗廷的谈话，陈旭麓主编：《孙中山集外集》，第303页。

〔30〕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98—199页。

〔31〕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08页。

〔32〕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01页。

〔33〕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02页。

〔34〕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02页。

〔35〕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03页。

〔36〕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03页。

〔37〕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03—204页。

〔38〕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04页。

〔39〕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