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帝国主义的辩护

三、对帝国主义的辩护

随着第二国际内部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翼马克思主义者，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路线批判的日益深入，特别是随着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的崛起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不要说伯恩斯坦的右翼修正主义，就是考茨基的“中派”马克思主义，也逐渐失去影响力。以考茨基为主要领导人的第二国际，越来越不得人心。处于十字路口的考茨基并没有从“中派”的立场上走出来往左走，而是选择了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路线完全沆瀣一气，即继续滑向右派的泥坑，最后沦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在理论上提出“超帝国主义”论，歪曲唯物史观并为帝国主义辩护。

考茨基于1914年9月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帝国主义》一文，正式提出“超帝国主义”论，而在随后出版的《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等著作中，则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超帝国主义”阶段。他说:“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²⁰²⁾从他对“超帝国主义”的特征的主要描述来看，他也是把垄断代替竞争作为帝国主义的本质之所在。他是这样具体描述帝国主义的产生的:在资本主义的发展继续前进的过程中，垄断的时代来到了。这一时代不仅使资本愈来愈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且企业主同盟、股份公司和银行促使资本的管理和支配的集中化，比资本的所有权的集中化进行得远为迅速。这样，在先进资本主义工业各国，就出现了大垄断的统治和大垄断对于国家政权的支配。大垄断发展了一种新的获得超额利润的方法。大资本家试图靠国家政权的帮助，在市场上取得垄断的特惠地位。他强调，可以把这一政策视为“帝国主义政策”⁽²⁰³⁾。

从表面上看，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特征归结为“垄断代替竞争”，与人们通常对帝国主义的理解，特别是与列宁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揭示没有多少区别，但只要进一步分析一下他对这一特征的具体论述，就可知道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人们之所以说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现实历史环境下用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和平的幻想对群众进行安慰和欺骗，人们之所以断言这一理论全面地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之所以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如此激烈的批判，确实是有其缘由的。

首先，他曾经给帝国主义具体下定义说:“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领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²⁰⁴⁾在这里，他把帝国主义的“垄断”具体化为主要是工业国家兼并农业国家的一种企图。他认为，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要求以各种生产部门都按恰当的比例生产为前提，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却存在着突破这种比例的经常趋势，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使一定的地区内的工业生产的发展比农业生产的发展迅速得多的趋势。于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工业生产部门与农业生产部门的平衡，就不惜去吞并落后的农业国家。“帝国主义特别受到了与它同时出现的向农业地区资本输出制度的促进。”⁽²⁰⁵⁾他强调“资本主义国家把农业地区直接地当做殖民地或者间接地当做势力范围来加以征服的新的动机”，就是帝国主义产生的主要根源，而帝国主义正是“扩大资本主义内部工农业之间交换的唯一可能的形式”⁽²⁰⁶⁾。显然，考茨基在这里纯粹从工业和农业两个领域不平衡的发展角度来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产生的根源，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相违背。这与其说是对帝国主义的一种批评，还不如说是对帝国主义政策的一种粉饰。

其次，他强调帝国主义的出现并不具有必然性，而只是资本主义统治者政策的偶然产物。他这样说道:“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各国政策的最近的和最强大的动力，但不是它的唯一动力。即使帝国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必然地产生的，但它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所不可缺少的。”⁽²⁰⁷⁾由于考茨基是把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的，从而他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的出现并不具有经济上的必然性(例如，人们往往把帝国主义的出现与追求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他这样分析道:超额利润当然是同资本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帝国主义只是获取超额利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追求高额利润并不必然地走向帝国主义。在他看来，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一种“现代化了的、最大规模的重商主义”，“它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继续进行来说，不是一种必然性，而只是获得超额利润的方法之一”⁽²⁰⁸⁾。既然帝国主义的出现并不具有经济上的必然性，也就是说，既然并不是这样的状况:如果没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就不能“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有效地进行”，那么帝国主义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考茨基提出，帝国主义的出现只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相关。他说:“一个国家是否实行帝国主义的政策的问题就是它的对内政策方面的实力问题，它取决于国内的能从帝国主义获利的阶层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阶层强大到什么程度。”⁽²⁰⁹⁾他由此进一步分析说，正因为帝国主义的政策就是实力政策，所以帝国主义政策不是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策，只有把帝国主义政策视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是一种“必然性”，才会断言它一定会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策。他反复要说明的是，帝国主义的出现只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相关，从而具有偶然性。

再次，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结果，不一定就意味着战争，而很可能会给世界带来持久的和平。在他看来，当资本主义出现危机之时人们总认为只能有以下两种结局:其一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已经强大到足以粉碎资本主义枷锁，于是起来与这一制度进行斗争，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其二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尖锐对立，这些对立促使从前只在陆军军备方面进行的军备竞赛发展成为在海军军备方面进行的军备竞赛，这些对立使早就被预言的世界大战成为事实。但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出现了危机但并没有走向这两种结局，而是走上了另一种道路。帝国主义的出现就意味着资本主义走上了第三条道路。他说:“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受到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对立最严重的威胁，任何一个有远见的资本家今天都要向他的伙伴们大声疾呼: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²¹⁰⁾在他看来，帝国主义的出现正是表明资本家联合起来了，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并没有走向穷途末路，而是开始了新的发展。当资本主义国家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以后，它们固然可能因为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政治反抗而垮掉，但是它们不一定会由于经济崩溃而毁灭。而在帝国主义的新时期，人们还会受到“超帝国主义”的威胁，它的存在还会对人类构成危险，但须知，这种威胁与危险“不在军备竞赛和威胁世界和平这一方面，而是在别的方面”。他竟然这样说道，在帝国主义的新时期，“我们甚至必须预计到这样的可能性:世界会亲眼看到一场叫我们害羞的戏，即帝国主义者的国际比社会党的国际更早地生效”，“而帝国主义的国际也许能带来世界和平，有时甚至能保障世界和平”。⁽²¹¹⁾

最后，他要求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面对帝国主义的崛起，不要一味地反抗，而要区别对待。他坚决反对所谓“反动的一帮”的说法，即坚决反对下述看法:在帝国主义时代，一切政府根本上是彼此等值的，它们全体在对外政策方面所追求的无非是帝国主义的目的，它们的冲突无非是为了赃物的斗争，它们的斗争结果对无产阶级来说是无所谓的，凡是在它们发生冲突的地方，必须从一开始就以同样的方式反对它们全体。他指出:“这一看法无非是把反动的一帮这个词从对内政策转用到对外政策上。”⁽²¹²⁾他认为，必须正视各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决定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不一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必须持不一样的态度。特别是落后国家在抵抗帝国主义时，必须防止“当力图抵抗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意图时可能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的工具”⁽²¹³⁾。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面对帝国主义最好持“中派”的态度。为了推行他的对帝国主义的所谓“中派”立场，他竟然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立场也是“中派”的。他的理由是: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一方面“清楚地指出了在工业资本主义范围内任何劳动保护所受到的限制，指出了尽管进行种种改良，阶级斗争仍旧必然日益加剧，这种斗争的出路是剥夺剥夺者”。另一方面“又针对那些对议会制度和法律上的劳动保护唯恐视得不够的人说明了争取标准劳动日斗争的全部意义”。⁽²¹⁴⁾他的结论是:“马克思就这样在《资本论》中表现为一个地道的‘中派分子’。”⁽²¹⁵⁾当然，因为马克思曾经揭示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争取标准劳动日的意义，就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个“中派分子”，完全是无稽之谈。他在这里企图借助所谓马克思的“中派”立场来说明应当对帝国主义持妥协、容忍的态度，也是徒劳的。这恰恰暴露了他自己的真实面目，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样一来，就不是暴露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最根本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这样一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²¹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