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是“中国梦”的最大敌人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新领导层提出“中国梦”的概念，这是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的。中国当前的发展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发展已经不可避免地从高增长转型到中速增长，另一方面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如果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即10年至15年内）能够实现中速经济增长，就可以比较顺利地从中等收入社会过渡到高收入社会。这个目标一旦实现，今天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会得到顺利地解决。如果过早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实现“中国梦”。

在强调发展和实现“中国梦”的同时，人们也不难观察到，十八大之后，各级政府官员中，GDP主义普遍回潮。一些官员少谈改革，甚至不谈改革，但大谈特谈GDP增长。他们努力寻找自己要赶超的目标，或者自己后面的“追兵”——往往是其他省份或者县市。所以，这里需要提出的是，什么是“中国梦”，如何实现“中国梦”？或者更直接一点，GDP主义能够帮助实现“中国梦”吗？

答案可能刚好相反：GDP主义不仅不能帮助中国实现“中国梦”，反而会粉碎“中国梦”。从发展的角度来看，GDP主义不仅不能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反而会导致在短时间内耗尽这些潜力，使得国家更快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这么说？

“政府之手”如何使用

当前，很多官员的统一思维模式或者论证方式是，“有GDP不一定幸福，但没有GDP一定不幸福”，或者“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万万不能”。其实，这个说法充其量只是一个假命题。GDP是市场上各种经济交易活动的产物。只要有经济交易，就不会没有GDP。很多国家包括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像中国官员那样经常把GDP挂在嘴上，难道这些国家就没有GDP了？当然，各级官员想的是通过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去追求更高的GDP增长，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善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辅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确可以得到更高的GDP增长，后发展中经济体都是这样的。更早一些时候，亚洲的日本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所取得GDP高速增长，都是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合作的产物。但问题是，政府之手如何使用。所有成功的经济体，政府之手是为了辅助市场，而不是破坏市场，更不是替代市场。如果明白这一点，政府官员应当去作改革，去作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改革。现在的问题是，改革体制不容易，甚至改革不动，因为体制背后涉及庞大的既得利益。所以，各级官员避重就轻，转而选择作政府动员式的经济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GDP是如何实现的呢？人们所看到的是各类异化的GDP：有带血的GDP，即政府和资方合作，通过高强度剥削劳工和牺牲人的生存环境的GDP；有破坏社会的GDP，就是把一些重要社会领域包括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产业化、经济化而得到的GDP；有通过人为制造浪费而得到的GDP，公路、桥梁、大楼建了再拆，拆了再建，GDP的确有了，但浪费巨大。

很多年来，GDP主义已经成为大多数官员最牢固的信条和意识形态，其他一切意识形态都成了点缀的伪装。一切为了GDP，GDP就是一切，它也成为上级政府衡量下级政府的主要指标，结果就导致上述种种异化了的GDP。实际上，在中国的政治制度环境下，短期，追求高GDP增长并不难。GDP是市场条件下“交易”的产物，市场“交易”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货币化。当一个社会所有的一切，包括人的灵魂和躯体，都可以置于市场“交易”的时候，这个社会的GDP必然出现高增长。

不过，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GDP应当使人幸福，但异化了的GDP使人异化，使人不幸福，并且GDP越高，人越异化，越不幸福。经济的畸形发展和社会的高度异化，是中国式GDP的典型象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流血流汗、承受GDP增长造成的最大痛苦的社会底层，并没有得到高GDP增长所带来的多大好处，而获益最大的利益阶层可以做投资移民，做环境移民，带着带血的GDP在国外享受他们所追求的生活。结果就表现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财富者与贫穷者的高度对立。

异化了的GDP破坏社会

改革、发展和稳定应当是中国转型所追求的模式，也就是通过体制改革来追求高质量的GDP，并通过高质量GDP的增长实现小康社会，达成社会稳定。这是良性的发展模式。而通过政府动员追求得到的GDP造成了一个相反的结果：没有实质性的改革，GDP增长越高，社会越不稳定。

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些异化了的GDP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多年来，中央领导层一直在不断强调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中共十六大之后，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政策导向，开始围绕这些政策导向调整发展模式。到中共十七大更明确提出，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但必须首先明确是什么样的发展。之后人们不断努力淡化GDP主义，不仅高层这么做，一些地方更是实践去追求没有GDP主义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追求质量经济。

中央高层花了很大力气，希望各级官员不要盲目攀比GDP，而是要通过改革追求红利和可持续发展。但现实是，各级官员仍然没有可持续发展观，他们所有的只是任期发展观：只强调他们任期内的短期发展，在任期内实现他们的GDP目标。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人们所说的“市长经济”。在城市建设上，一位新市长上任往往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大搞公共工程。一个工程还没有做完，现任市长就走了，新任的市长往往不再继续原来市长的思路和工程，而是提出一个新想法，再搞市政新工程。这个过程，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这里，没有政策和计划的连续性，更没有长远的利益观。这样，城市尽管创造出巨额的GDP，但被搞得越来越丑陋，城市居民自然也难言幸福。

如果认识到各级政府官员是在GDP主义思想影响下长大的这一事实，GDP主义的再次抬头也就不难理解。这也说明了中国高层在去GDP主义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巨大阻力。在GDP主义思维的主导下，各级官员会根据自己的偏好来解读领导层的意图。例如，李克强总理明明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但一些官员和学者却将此解读为“发展是最大的红利”。这里的差别是明显的，即通过改革而得到的GDP是质量GDP，是好的GDP；后者光强调发展，在实践中必然显现为政府动员式的GDP主义，后者恰恰是中共“十六大”以来执政党领导层竭力避免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在博鳌的讲话也明确了要通过改革来求发展。他论述到发展和GDP主义之间的关系。发展仍然是硬道理，没有发展，什么都谈不上；但是，绝对不能把发展简约成为GDP。习近平强调，中国的确可以追求高GDP增长，但政府主动不要追求。的确，GDP不应当成为一个政府所追求的目标，而应当是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客观产物。很多地方领导是十八大之后刚刚到位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要在任内取得一些成绩是必须的，但绝对不能是重返GDP主义。

约束官员GDP主义冲动

从各方面来说，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实现从中等收入社会到高收入社会的转型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二是要有正确的发展战略。其他亚洲社会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成功的例子，而缅甸、泰国、菲律宾等是不成功的国家。如果中国重新走上GDP主义的道路，必然会步那些不成功的经济体的后路。国家动员式的GDP增长，很容易在短时期内耗尽经济增长的资源，从而导致国家提前并且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换句话说，GDP主义表面上在追求“中国梦”，但实际上在扼杀“中国梦”。异化的GDP很难促成中国人的梦想。从外部看，人们可以从晚清历史吸取深刻的教训。到1840年，中国的GDP仍然占全世界的29%，也就是最高份额。但GDP总量第一的中国，却避免不了被拥有非常小GDP份额的英国打败的命运。今天的中国已经强大，但是作为GDP总量世界第二的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相应的认可，这是需要人们深思的。

从长远看，GDP主义必然是一条自毁长城的道路，一条粉碎“中国梦”的道路。实际上，对各级政府官员来说，重要的不是2020年或者2030年中国的GDP有多少，中国会不会超过美国，真正需要做的是给老百姓一个实现他们真实“中国梦”的承诺。在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东西阻碍着“中国梦”的实现。如果告诉老百姓，中国在2020年或者更长远一些时间，没有毒奶粉、不安全食物了，癌症村不见了，空气干净了，环境变好了，中产阶级和企业家感到安全了，法治实现人人都守规矩了，相信到那个时候，人们会安然地做起“中国梦”来，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仓促地做着“西方梦”。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中国梦”并不是那么抽象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东西。

很显然，如果各级官员还是把GDP经常挂在嘴上，而不是踏踏实实地去做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去追求发展，那么“中国梦”会依然虚无缥缈。如果GDP主义回潮，中国社会必然继续遭到破坏，十年之后，一定会变得更加不可治理。对当前领导层来说，如何继续淡化GDP主义，如何有效约束各级政府官员的GDP主义冲动，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