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国主义批判

对世界系统的批判理论还存在一个文化维度，即文化帝国主义范式。致力于分析和批判国际传播领域不平等结构的学者指出，与其他工业体系相似的是，现代传播技术、传播机构与传播能力在全球的分配也是非常不平衡的。传播在社会转型中具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新媒介技术和媒体工业的发展是现代工业基础的一部分，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另外，传播媒介是观念和文化的载体，现代大众传媒对于社会意识的生产与传播几乎是垄断性的，因此是一个国家自我认识、自我表达、形成集体认同的重要场域。民族国家要想在世界体系中确立独立的身份、争取自身的权益，就需要凝结社会各个部分的团结与共识，形成独特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自觉，这一切都要建立在一个能够在民族国家内部提供充分社会沟通和表达自由的传播系统。但国际传播体系也同样存在着边缘对中心的依附关系。在全球范围，西方国家在传播技术、传播机构、传播内容的生产和流通等方面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发展传播学所强调的西方对欠发达国家的大众传媒建设提供援助，实际上加深了两者之间的依附关系。发展中国家不仅在传播技术和物质资源方面依靠西方的供给，还在内容生产的模式、媒体专业规范、社会表达的价值取向，乃至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等层面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全面渗透。文化帝国主义范式就是致力于对文化与传播领域全球霸权结构形成、发展、变化的动态机制的研究，并挖掘突破这种不平等的传播关系的社会条件和可能性。

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批判的奠基性著作是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完成于1969年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American Empire, 1969）。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考察美国电子媒体发展的历史，指出媒体制度与美国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到了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以市场资本主义为运营逻辑、由大公司所支撑的、遍布全球的文化与传播工业体系。这些传播机构具有文化、经济、军事和政治的多重意义，成为美国作为新兴帝国的权力基础，而信息传播技术与机构的全球控制是帝国扩张和统治的一个重要维度。席勒将文化帝国主义定义为“各种进程之和，通过这些进程，社会被带入现代社会体系，社会的统治阶层被吸引、被挤压、被强迫，而且有时候被收买，来将社会机构加以规范，来回应甚至有时宣传这一体系的统治中心的价值观和结构”。⁽¹⁹⁾因此，文化帝国主义范式关心的是传播渠道垄断背后的观念与意识的垄断。以美国为基地的商业化媒体集团向第三世界国家倾销以美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不仅传播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将全球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状况进行标准化、商业化的改写，为全球民众提供单一的、以西方历史为镜像的发展图景和幸福标准，丑化和妖魔化任何不符合西方利益的自主性的社会运动与社会变革的努力。从文本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批判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多夫曼与马特拉（Dorfman and Mattelart）合著的《如何解读唐老鸭》（How to Read Donald Duck, 1975）。两位作者从流行全球的迪斯尼动画故事与人物中分析好莱坞如何与美国的统治精英相互配合，不仅自然化西方中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还有意识地贬低和嘲讽当时拉丁美洲出现的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改革运动及其领袖，为美国所支持的一系列压制社会运动的军事政变和独裁统治提供美学与情感层面的合法性叙事。

除了对文本层面的一体化逻辑进行批判以外，文化帝国主义批评所关注的另外一个更加经验主义层面的问题是媒体技术、机构以及传播能力在全球的不平衡分配，即“媒介帝国主义”的问题。这个视角主要考察国际媒体的垄断形态和趋势。巴雷特对此的定义为：“在任何国家的媒体中，所有权、结构、分配原则和内容都单独地或共同地受到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媒体利益的实质性的外在压力，有这种制约关系的国家之间的影响不是相互的而是不成比例的。这种制约的过程就是帝国主义”⁽²⁰⁾。这种以媒体产业数据为依据的分析框架与依附理论的关系更加密切，并且在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平台的关于世界传播新秩序的争论中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独立的传播权和文化自主权的重要依据。媒介帝国主义所针对的主要观点是美国所倡导和推行的“信息自由流动”的国际传播政策，认为这一政策实际上强化了西方已经形成的传播优势，并且阻止边缘国家以任何形式对自身的文化和传播能力进行保护和财政支持，将这种保护性的政策贬抑为“贸易保护”和“反对言论自由”，其结果恰恰是西方传播集团日益深化的国际垄断和文化生产模式的单一化。媒体公司的垄断化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进一步成为跨媒体、跨行业的超大型巨无霸公司。在市场环境下，大型媒体公司的优势在于拥有庞大的版权资源、绵密坚实的营销渠道、娴熟的内容生产模式、公司内部不同媒体之间的相互扶持等。在已经形成规模经济的前提下，国际间媒体的产业竞争并不存在一个平等的起点，因而所谓的“信息自由流动”也只能是由信息强势集团向弱势地区单向流动的自由，而其妨碍的恰恰是每个国家和民族独立发展适合自身社会特征与文化传统的传播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