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国主义与权力

一、文化帝国主义与权力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写道:“‘帝国是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国家控制另一个政治社会的有效的政治主权。这种控制可以通过强力、通过政治合作、通过经济、社会或文化依赖来取得。帝国主义不过是建立或保持帝国的政策和过程。’在我们这个时代，直接的控制已经结束;我们将要看到，帝国主义像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48]

在论及帝国主义时，人们很容易将之与奴隶制度、种族压迫、军事入侵、经济掠夺等联系起来，却很少与文化联系起来。其实，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能以更为间接、隐蔽和持久的方式来维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美国研究文化帝国主义的著名学者赫伯特·席勒曾对文化帝国主义下了一个相当学术化的定义:

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主控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是被贿赂了，以至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符合于，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49]

这个定义比较权威，在学术界被经常引用，但比较晦涩难懂。我们还可以将文化帝国主义放在权力关系的框架中进行解释。文化帝国主义实际上表现的是卢克斯的“三向度”权力、加尔布雷斯的“约定性”权力或奈的“软权力”，它主要是通过影响、塑造和控制信念和态度，以及推行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等方式来间接实施。美国政治哲学家汉斯·摩尔根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描述与卢克斯描述权力的三副面相的风格颇为相似:

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是微妙的。如果它曾经是征服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人们能够设想，如果A国的文化，特别是它的政治意识形态连同其他一切具体的帝国主义目标能够征服B国所有决策者的心灵，那么A国就能赢得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彻底的胜利，并在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稳固的基础上建立它的优势地位。A国将无需为达到其目的而威胁对方，或使用军事力量，或施加经济压力;因为A国能够使B国屈从自己的意志，通过自己优越的文化或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哲学进行劝说或诱导，实现自己的政治或经济目标。^[50]

当然，文化的威力虽然巨大，但不能夸大其决定作用，不能说A国仅仅靠文化的优势就能控制或征服B国。文化的力量不能脱离其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的基础，貌似风平浪静的文化背后实际上是各种“硬权力”的博弈。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资本有三种主要的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是两种最主要的类型，“虽然文化资本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但归根结底还是受制于经济资本。每个人所占的资本决定了他在社会中的位置，而这一位置又塑造了他的文化习性”。^[51]也就是说，不同的阶级和群体因其所占有的经济资本不同，也就决定了他们拥有不平等的文化资本和象征权力(symbolic power)。布尔迪厄对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关系的论述，基本上说明了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

首先，文化帝国主义是建立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发达国家对经济欠发达国家的控制的基础上，正如约翰·费斯克指出的那样:

文化帝国主义“既属于更普遍的帝国主义进程之组成部分，又属于这个进程之产物，通过这个进程某些经济上的主控国家便系统地发展与扩展了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控制、政治控制与文化控制。从直接意义上讲，它导致有钱有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西欧)与相对贫弱的欠发达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和南美、亚洲和非洲的民族国家)之间形成支配、附属和依附的全球关系”。^[52]

大众传播媒介凭借其强大的技术力量和对公私领域极强的渗透力、辐射力和影响力，成为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最有效的工具。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某种文化的媒介(文本及媒介运作过程与行为)，支配另一种文化的媒介表现;二是经由大众媒介所中介的文化已然扩散全球。^[53]为了强调媒介这一制度化手段的作用，文化帝国主义也被称为媒介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由不平等、不平衡、集中和垄断的国际传播秩序所导致的文化产品或信息产品的单向流动，将裹挟于其中的社会价值和政治观点倾泻给对象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观念、信念和精神结构。这种媒介话语已经不仅仅是携带意义的语言，还是权力运作的方式，一种抹平文化差异的话语权力。费斯克写道:

来自支配性国家的某些产品、时尚及风格样式得以向依附性市场进行传输，从而产生特定的需求与消费形态的运行方式;这些特定的需求与消费形态既得到其主控性来源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经验的支持，又对这些文化价值、观念和经验予以认同。在这种方式下，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越来越遭到外国文化，常常是西方文化的控制以及不同程度的侵犯、取代和挑战。跨国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其目标就在于通过全球化经济以助长其产品的扩散，而这终将使那些符合资本主义体制的意识形态在国际间获得传播^[54]。

这些文化和信息产品包括电影、电视节目、广告、文学、青年文化、外语教学和考试、教学材料和课本等。非洲国家加纳的第一任总统、泛非主义的主要代表恩克鲁玛(Nkrumah)对美国的大众媒介对非洲的影响有着深刻的认识:“神奇的好莱坞电影是别有用心的。我们只需要听一听非洲观众在看到好莱坞英雄们屠杀印第安土著人或亚洲人时爆发的喝彩声便可以理解这一武器的有效性。”^[55]

1492年发生了两件“纯属巧合”，但冥冥之中似乎又有某种关联的历史事件。一事件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开启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征服史，另一事件是安东尼亚·德·内布里亚出版了首部现代欧洲语言语法——西班牙语语法。在此书的引言中，他写道:“语言一直都是帝国的良伴。”如果以往的语言是帝国征服和统治的工具，那么当今的语言帝国主义则与文化帝国主义互相勾连、互相促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约瑟夫·波特曾对英语的霸权地位发表了以下评论:

让一种语言占据主导地位，那就意味着我们关于世界的思考以及我们对世界的观察统统遭到限制。英语国家的人们自幼就融会贯通英语最核心部分的语法结构。而非英语国家的人们无论讲得如何完美，都不可能像英语国家的人们讲得那样无懈可击。于是，同英语国家知识分子相比，非英语国家知识分子永远处于二流地位。^[56]

由此观之，“通天塔”之后所形成的语言多样性对人类来说也许并不是一场噩耗，而真正可怕的是某一种语言凌驾于其他语言之上。

当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对文化帝国主义也并不是被动地照单全收，他们也采用种种方式对外来文化的侵略进行抵抗和反制。有学者就对萨义德过分强调了东方主义话语在表述东方时的权力，忽略了被压制或抵抗的历史提出了批评:

因为这部著作(《东方主义》)虽然无疑专注于欧洲东方学话语建构并表述非欧洲他者的权力，但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它又例行公事地把殖民者以及/或者东方学家认同为权力无边，而把被殖民者认同为没有权力。这一认同就把生产知识和表述的一切主动权和主宰权定位于殖民权力一方，相应地，又在很大程度上否认被殖民者一方进行抵抗或者争取独立的可能性。^[57]

对媒介帝国主义而言，很多学者反对媒介产品能给消费者带来直接的、必然的“皮下注射”式的文化效应。例如，伊恩·昂通过研究发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对20世纪80年代流行全球的美国电视连续剧《达拉斯》具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并不存在必然的媒介效应。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不能高估受众解读文本的自由，因为他们没有选择文本的自由，他们所解读的文本只不过是媒介机构规定范围之内的文本。并且，这些文本的制作方式也往往诱导受众进行某种倾向性解读，即使他们有可能并不同意这种解读方式。所以，“我们必须把承认受众选择、消费、解读媒介文本时某些方面是能动的，与认知这种行为在不同的模态和样式下由文化强势动力构筑并限制的事实平衡起来”。^[58]

还有学者甚至对文化帝国主义这种说法都不以为然。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约翰·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媒介虽然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但人们却过分夸大了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以至于将关于媒介的种种问题看作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问题，从而陷入媒介中心论的误区。其实，媒介只是文化过程深层结构的一个指标而已，与人们的亲身生活体验存在着一种辩证互动关系:

在当代文化过程及行为之中，大众媒介盘踞了高高在上的地位，此事无可怀疑;另一方面，人们在接触媒介时，却要把他们得自其他文化资源的认知亦加以应用，此亦事实确凿。这两种并存的现象告诉我们，媒介及文化的关系可以视作是一种微妙的种种中介的交互作用(interplay ofmediation)。^[59]

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所涉及的四个层面，即作为媒介帝国主义话语、作为民族国家的话语、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和作为批评现代性的话语，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后，汤林森得出结论:评估“帝国主义者”的媒介对于另一个文化所产生的诸般效果，最好不要只狭隘地从媒介帝国主义这样的观点看待，——更为适当的做法，很可能必须将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当作一个远较宽阔的文化变迁过程。^[60]他还认为，帝国主义文化并没有给第三世界的文化带来“毁灭性”的危险，与之相反，正是由于“帝国主义”文化的“入侵”给第三世界的文化带来的刺激和冲击，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为后者产生变革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可能性。因为文化是在接触、交流、借鉴、融合中得到发展的，不存在绝对的同质化文化。汤林森的这个观点貌似有理，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忽略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使双方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

更有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大唱赞歌。马修·弗雷泽认为，为了避免世界秩序在恐怖主义冲击下面临崩溃，陷入失控和混乱的危险，这个世界需要美利坚帝国作为一个权威的中心。而美国帝国主义对全球的统治不仅需要“硬权力”，更需要“软权力”来延伸和维持，美国的“软权力”是防止煽动仇恨、引发暴力的文化对抗手段。正因为如此，他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受到的指责感到愤愤不平: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却一直被视为一种破坏性力量而遭受到持续的挑战，倒是令人惊讶。我们一直在力图展示，对于全球稳定而言，美国的媚惑大众的武器不仅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应该更加坚决地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建造和部署。世界需要更多的音乐电视、麦当劳、微软、麦当娜和米老鼠。

的确，有了可口可乐，事情会变得更美好。^[61]

弗雷泽的观点是翻版的“天定命运”论，即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肩负着领导世界的使命，有义务向全世界传播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等，从而将他文化纳入到以其为中心的权力体系之中来。殊不知，在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企图渗透、稀释、淡化，甚至抹平世界的文化多样性的同时，来自那些与其迥异的文化的挑战也越来越强烈，偏见和仇恨也越来越深。“9·11”恐怖袭击背后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摧毁西方文明，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在奥萨玛·本·拉登眼中就是大恶魔撒旦。看来，有了可口可乐，事情也不见得会变得更美好。

尽管对文化帝国主义众说纷纭，但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建立“新世界信息秩序”的反复争论和斗争来看，以及中美之间关于“谷歌”事件的争执的具体案例来看，不可否认的是，文化帝国主义现象在国际/跨文化传播的现实中确实存在。不过，当今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席勒曾在《后帝国主义时代尚未到来》(1991)一文中指出，自从他的《大众传播与美帝国》(1969)出版后，“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媒介-文化权力部分已经隶属到跨国公司的权限之下”，^[62]但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没有灭亡:

25年前，美国的媒介产品涌入世界。今天，美国大众文化出口没有减少。变化在于生产商变成巨型、一体化的文化联合企业……(它们)……给全球……市场……提供了……整个文化氛围……(但是)现在文化集团不是完全由美国拥有。美国的文化风格和技术……已经跨越了国界。^[63]

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新世界信息秩序”的梦想依然很难实现，垄断依然是当今跨文化/国际传播的主要特征。而垄断的必然结果是文化信息产品的单向流动，从而影响和阻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正如萨义德所言:“叙事，或者阻止他人叙事的形成，对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