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与文化命名权力

一、文化资本与文化命名权力

现代社会中，存在一些知识专家群体为获得自身动力而生产知识的例子。在与其他相互依赖的群体相联系时，这些知识生产专家群体可能因此而获得了有限而相对的自主性。他们试图以霸权的方式扩大自己在知识、符号产品方面的地位，以文化资本对抗经济资本。

在前文中已经介绍过布尔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定义。英国文化研究学者迈克·费瑟斯通认为，与经济资本相比，文化资本有自己独特的价值结构。他指出，“文化资本具有自己的、独立于收入或金钱之外的价值结构，它相当于转化为社会权力的能力。如果单纯根据收入来判别品位等级，就会忽略文化与经济的双重运作原则。文化领域具有它自己的逻辑、货币以及向经济资本的转化率。”^[30]

那么，文化资本独特的价值结构和自己的逻辑是什么呢?是文化资本的稀缺性、高贵性和神圣性。文化资本只有强调自己的稀缺性才能和经济资本进行筹码更高的交换。换句话说，文化资本只有否定了自身的经济价值，即无法估价，才能维护自身的稀缺性、高贵性和神圣性。迈克·费瑟斯通认为，“对文化资本的拥有者、知识分子与学术研究人员来说，特权、合法性、相对稀缺，以及由此显示出的文化资本的社会价值，有赖于文化产品对市场的否定，有赖于对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相关性与必要性的否定。当认定不存在交换率，或特权的文化商品不可以兑换为金钱时，这说明文化资本的拥有者在维护一种高贵的、神圣的文化领域，即艺术家、知识分子们拼命生产所谓的“天生的”天才产品(卡里斯玛型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域。”^[31]听起来，这似乎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生存策略，但是，也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确立自己在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知识分子必须向世人表明，只有他们才能对文化作出高下优劣的判断，才能给文化标出等级序列，才能拥有符号生产和阐释的特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以自己的文化资本独立于经济资本之外，与其平起平坐，获得平等的地位。布尔迪厄发明了“区隔”的概念，来说明知识分子运用手中的文化资本，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划分出不同的文化等级，并赋予其不同的象征符号体系。布尔迪厄认为，文化商品的品位存在阶级差别，不同阶级的品位分布在不同的社会场域。他举例说，“那些具有巨额经济资本的人(工业企业家、商业顾主)，以商务宴请、外国汽车、拍卖会、高级别墅、网球、滑水、巴黎右岸的商业走廊作为自己的特殊品位。那些拥有很多文化资本的人(高等教育的教师、美术创作者、中学教师)，却以左岸的艺术走廊、前卫派的节日、现代节奏、外语、国际象棋、跳蚤市场、巴赫、群山秀峰为自己的品位。^[32]那些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都很少的人(半熟练、熟练、不熟练工人)则以足球、土豆、普通红酒、观看体育比赛、公共舞会等为自己的品位。”一方面，文化品位存在区隔，各个领域相安无事，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兴起，又在蚕食上层阶级高雅文化的地盘。对此，居于高端的知识分子是抱有一种矛盾心态的。他们欢迎文化下移，从而启蒙民众；与此同时，他们又不无忧虑地看到，大众文化冲击了他们固有的在文化领域的特权地位，伴随着话语权力、符号生产和阐释的权力被形象化、平面化的影像符号不断消解，他们自己已经被这股通俗文化、商业文化的浪潮抛向了社会的边缘。

文化资本是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命名权力的来源和基础。命名其实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策略。迈克·费瑟斯通拿“后现代主义”这个时髦的词语来说明这一点。他指出，“命名需要制造新的名词，需要对事物和秩序进行新的指认和排列”。“‘命名’的艺术，对于热衷于与其他群体进行争斗的群体成员来说，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策略。像后现代主义这样一个由外围者或新来者所使用的新词，也许只是当他们通过已经存在的合法等级结构寻求上升机会但又受到限制时，才会出现。这种先锋派的策略，是为了营造一块超越现有等级的空间，最大可能地在他们自己领域中重新确定分类系统，并宣告原有的分析模式已经过时了，因而要加以重新设计”。^[33]所以，文化领域的新兴势力，需要借助新的命名和指认活动以及一整套不同于以往的语言方式，打破由另一批职业知识分子或文化精英把持的既存文化秩序，发出自己的声音，证明自己的存在。我们不能说这样的命名活动都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其中不乏某种名为学术，实为稻粮谋的企图，借搅局浑水摸鱼，哗众取宠，捞取象征资本。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策略，它反映了文化领域存在的激烈斗争，只不过这种斗争方式，敌对双方并没有短兵相接，而是运用各自手中的符号武器，进行着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里看不见刀光剑影的战斗。

同样，从中国当代媒介竞争的现实情况来看，在文化市场上，不同的媒介之间也好像不同的文化人之间一样，出于经济利益和政治考虑，不仅要争夺传媒市场份额，还要争夺文化影响力。媒介与媒介之间，为争夺话语权力、争夺命名权力，积累文化资本，使出各自解数和策略。各种介质的媒体都想得到更多的受众注意力，更高的订阅率，更好的收视率。谁都想发出最响亮的声音，谁都不愿被传媒市场淘汰。作为电视媒体的从业者来说，其中具有决策权的一部分人，比如台长、部门主任以及具体栏目的制片人，是有能力进行议程设置，发动电视文化命名活动的。因此，下面将要分析的以各种名义进行的电视文化命名活动可以解读为一种媒介之间争夺话语权力的策略。

在展开论述之前，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电视与命名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电视关注是命名的前提。中央电视台“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龙头老大地位，使其拥有了比别家媒体更大的对传播话语生产和控制的权力，也因此能够在文化命名权上呼风唤雨，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电视屏幕上的文化热点。南帆先生认为：“电子传播媒介已经代表了世界。世界按照电子传播媒介分配的比例呈现在人们面前。这时，电子传播媒介突然得到了难以言喻的权力。它接管或者代替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文化感官。人们几乎可以说，未曾进入电子传播媒介的现实就会被判定为不存在——这些现实将是匿名的、没有确定身份的、喑哑无声的。”^[34]电视以镜头摄录的方式关注世界，它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感官，代理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也因此掌握了命名事物的权力。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记者们——应该说是新闻场中人——在社会生活中之所以举足轻重，是因为他们事实上垄断着信息生产和大规模传播的工具，且凭藉这些工具，他们不仅控制着普通公民，还控制着学者、作家、艺术家等文艺生产者进入人们常说的‘公共空间’，也就是说大规模传播的空间。……他们控制着人们公开表达自己的观念，公开存在，为公众所认识，赢得‘知名度’的手段。”^[35]因此，电视媒介关注什么，不关注什么，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对事物的兴趣和判断。这种命名实际上是通过带有强烈议程设置色彩的报道来实现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媒介通过日复一日的新闻选择和发布，影响着公众对什么是当前最重要问题或事件的感觉；在媒介的议程与公众的议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即经过一段时间，媒介的优先议题将成为公众的优先议题。^[36]在电视的关注中，事物会发生某种奇妙的变形，它“放大”或“缩小”了事物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所以，电视媒介和电视人可以使一个人在电视中一夜成名，也可以让一件事在人们的视野中销声匿迹。他们既可以使事物“有名”，也可以使事物“无名”。他们是名气制造者，也是命名专家。

作为命名者，电视媒介人和文化精英分别代理了这种文化命名的权力，双方建立了一种难分难解的共谋与双赢的关系。其具体的运作方式可以简单概括为：电视媒介邀请文化精英加入节目制作，利用他们的文化知名度提高媒介的文化权威和文化档次；反过来，文化精英以他们原本就拥有的话语权借助电视传媒加以放大和扩展，在传媒固有的经济属性影响下，将自己的象征资本转化为金钱，名利双收。文化精英参与电视媒介的命名权力，主要是通过介入节目制作、学术批评和专业评奖的途径来完成的。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揭示了媒介从业者和专家学者以及名人之间“互搭梯子”的奥秘。他以畅销书的生产为例，指出期刊和媒体热衷于搞各种“排行榜”，搞“总结”。他指出，“传媒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充当仲裁、下达判决的角色。所有的周刊都乐于此道，热衷于搞十年的总结，评选十年来、半个月来或一周来的所谓‘十大知识分子’，哪些‘知识分子’入选了，哪些上了，哪些又下了……这种东西为何有那么大的市场?原因是这些期刊是些工具，可以作用于知识股市，而知识分子，也就是说股东们(往往是些小股东，但在新闻或出版界能量很大)可利用这些工具设法让自己的股票升值。”“如今，传媒都倾向于赞颂能进入畅销书排行榜的商业化的作品，让作家记者与记者作家之间玩起了互搭梯子的手法，这样一来，那些作品只能发行300册的青年作者，无论是诗人、小说家、社会学家还是史学家，出版都将越来越困难。”^[37]

具体来说，以专家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介入电视，开始是以电视人的“外脑”身份出现的。他们帮助一些电视栏目的主创人员，对有关的节目或者栏目提建议、想办法、出思路。相当一部分栏目的设立也邀请专家参与策划。成功的方案得以保留，失败的则被淘汰。在这种对专家的借重中，欣欣然得意者有之，怅怅然愤懑者也有之。这主要取决于栏目的成功与否以及电视栏目主管的个人品位。经过初期的不规范的合作阶段，专家渐渐从相对弱势的角色变得比较重要。电视媒介和专家双方之间确立了相对固定和规范的合作关系。尤其是一些名牌栏目，比如《实话实说》与杨东平先生的合作，被业界传为佳话。一部分专家从抱着提升电视品格、改造电视内容、参与话语制造的心态，过渡到与电视共舞，沉迷其中而不能自拔，甚至于围绕电视媒介调整了自己的学术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权力和电视媒介权力经过专家和媒介从业者之手牵在一起，相互借重，联袂主持了文化资本和电视媒介资本双赢的命名典礼。

中央电视台“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龙头老大地位，使其拥有了比别家媒体更大的对传播话语生产和控制的权力，也因此能够在文化命名权上呼风唤雨，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电视屏幕上的文化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