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美国对恐怖主义的认识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小布什政府对于这一事件的思考集中于两个问题上：第一，为什么会产生恐怖主义；第二，美国为什么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

对于第一个问题，小布什政府在2003年发布的《抗击恐怖主义的国家战略》给出了一个相对系统的回答。该文件提出，无论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恐怖主义的结构（structure of terror）都可以被划分为一个五层的金字塔，自上而下分别是领导（leadership）、组织（organization）、国家（state）、国际环境（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以及基本条件（underlying conditions）。（见图4.1）

图4．1　恐怖主义的结构

资料来源：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February 2003，p.6。

首先，处于最底层的“基本条件”包括贫穷、腐败、宗教冲突与种族斗争，这些都是被恐怖分子利用，以证明自身行动正当的理由，从而也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200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抗击恐怖主义的国家战略》则进一步地补充道，这些基本条件会造成当地群众的心理积郁、一种“因仇恨、恐惧与压迫而阴晦的世界观”。它缘起于其在国内政治上的挫败、归罪他人的积怨、对阴谋与谣言的接受以及嗜杀的意识形态。在美国看来，符合这些特点的群体将更容易被恐怖组织招募，成为恐怖活动的生力军。^[6]其次，国际环境则决定了恐怖分子采取行动的范围，边境越是开放，他们就越容易获得藏身之所和行动能力。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些组织已经得以在全球范围活动，一国范围内的恐怖分子能够从其他地区与国家吸纳资源，受美国打击的恐怖组织中的漏网之鱼能够迅速地混入逃逸之地的社群。不过，最终为恐怖势力提供活动场所的，仍然是某些愚昧、无能或故意为之的国家，它们的领土是恐怖团伙组织、训练并发起行动的天堂。至于恐怖主义的组织，在当代的条件下则表现为分散与隐蔽的跨国网络，往往依靠某种意识形态维系着，使得追踪和打击更为困难。最后，处在金字塔顶端的，则是像本·拉登这种提供指示与规划，将所有上述条件整合起来的邪恶领导，他们往往是恐怖组织的核心。^[7]

而对于第二个问题，美国从政府到媒体、学界乃至普通民众，在袭击发生后就开始了自问自答。虽然具体原因不一而同——有人认为导火索是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袒护以色列的态度，而以小布什政府为代表的“主流”意见则认为美国代表的“自由和民主”遭到了极权主义的攻击。^[8]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他们恨我们”。

2001年9月20日，小布什在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说：“美国人民在问，他们为什么恨我们？他们仇视在这个礼堂中所见到的，一个民选的政府。他们的领袖则是自封的。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选举自由以及集会抗议的自由。”^[9]副总统切尼在接受《会见新闻界》的采访时，对“9·11”事件的始作俑者本·拉登的描述则是，“很明显，他充满了对美国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的仇恨。”^[10]

由媒体和著名学者引领的舆论同样认为，恐怖袭击是出于对美国的憎恨才发生的。《纽约时报》9月14日刊发了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的文章，他写道，“本周袭击美国的恐怖分子是仇恨之神的信徒。他们的恐怖主义不以改变任何美国的特定政策为目的。毫无疑问，他们什么都不要。他们的恐怖主义是由纯粹的仇恨与虚无主义所驱使的，其目标是作为美国生活方式基础的机构，从我们的市场到我们的军队”。^[11]在学术界，包括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tzer）在内的六十位著名学者，联合签署了一封名为《我们为何而战》的公开信。这封信再度强调，“很明显，袭击者不仅蔑视我们的政府，而且蔑视我们的整个社会，我们全部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令他们愤恨的不仅是我们的领袖们做了什么，而且还包括我们是什么”。^[12]

显然，“9·11”恐怖袭击使得美国作出了一个判断，糟糕的国家形象是本国成为恐怖袭击靶心的原因之一。在这个跨国流动频繁、风险无处不在的世界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对于美国抱有“仇恨”、“蔑视”这样极度负面的观感。而且，持有这种看法的并不仅限于直接发动袭击的那十来个人，事实上，其规模相当可观。《9·11调查委员会报告》中这样写道，“由于在过去三个世纪中，穆斯林世界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落后于西方，由于鲜有宽容或政教分离的穆斯林民主国家能够为未来提供可供选择的模式，本·拉登的思想才会找到听众。这吸引了数以千计愤懑不平的穆斯林年轻人，并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尽管有些人并不积极地支持他采取的手段。（他们）对美国以及西方的积怨是很深的，即便在相对成功的穆斯林国家领袖中也是如此。”^[13]

出于上述理解，美国的反恐谋略可谓软硬兼施。一方面，对于美国认定的“恐怖行动的策划者与庇护者”，它绝不手软。如小布什在袭击发生后所说的那样，“我们和那些人没有道理可讲，也没有外交斡旋可言”，^[14]“要把他们彻底地从地球上铲除出去”。^[15]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与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先后发动了两场战争，在此无须赘言。另一方面，小布什政府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同时提出，要赢得胜利，必须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基本条件”，并确保助长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会在任何国家中寻找到市场。^[16]用赖斯的话说，就是“给他们理由，期待更加美好的生活与更加光明的未来，而拒绝残酷、冤屈与仇恨带来的虚假而富破坏性的慰藉”。^[17]针对美国国家形象糟糕的问题，负责公共外交的次国务卿詹姆斯·格拉斯曼（James Glassman）撰文指出，政府的长期目标是要从整体上提升外部对于美国的积极看法，短期目标至少需要做到“坚决防止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消极态度和具体的不满情绪以暴力形式得到表现”。^[18]

简要地说，美国对于反恐的理解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在世界范围铲除恐怖主义的基本结构；第二，改善美国形象，让本国不致再度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