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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欧发展连续性的解读

时间:2022-05-1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需要指出的是,将不同文明的融合与冲突作为东欧地区社会发展的主线,强调整体性和延续性,并不否认其他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国际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同时也起作用。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和国家来说,在它们身上发生融合和冲突的不同文明是外来的而非内生的。

对东欧发展连续性的解读

(二)对东欧发展连续性的解读

国内外学者的上述研究既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文献和可供借鉴的学术观点,也增大了本书的写作难度,要求本书必须在某些方面有新意。除了尽可能搜集和利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之外,本书还试图沿着一条不间断的主线来论述东欧的社会发展。

从上面简要介绍的情况看,国内外有关东欧研究文献的断代性特点比较鲜明。虽然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在二战之后才出现,可东欧地区的国家却是很早就出现了,而构成这些国家的民族出现得更早。但是,有关东欧地区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冷战时期,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东欧地区的文献相对少些。当然,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角度看,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角度看,二战之后的东欧在程度与影响、地位和作用方面确实强于二战之前,研究文献重点的这种分布也有其道理。可是,除了外力的作用,东欧的产生是否与这一地区国家、民族的早期发展也有内在联系呢?换句话说,东欧地区是否也有一条不间断的社会发展主线呢?本书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试图将主要内容都围绕着这条主线展开。

东欧地区的社会发展主线就是不同文明的融合与冲突,而这种融合与冲突的外部环境就是大国及大国制订的国际体系。

在欧洲的四个大半岛上,亚平宁半岛、比利牛斯半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先后崛起过主导欧洲甚至世界发展的大国。这些国家的往日风采甚至在今天还在不同程度上有所留存,但在巴尔干半岛上却没有这样的国家。与其他三个半岛上的国家相比,这里的国家直到今天无论是自身的发展还是对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仍远远地落在欧洲其他国家后边。在中欧,“西中欧”曾崛起过世界性的大国,如奥地利、德国,这些国家在今天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而“东中欧”在中世纪一度有过大国,但不是世界性的,而且到了近代便衰败了,如保加利亚、大摩拉维亚和波兰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欧洲的仍然是“西中欧”和西欧国家,而中欧的东部和巴尔干半岛(即本书所谓的东欧地区),无论是自身发展还是对世界的影响都无法与它们相比。造成东欧和西欧这两个地区如此大反差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东欧受不同文明融合与冲突的影响,这一点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尤其明显。

与其他三个半岛受单一文明影响不同,东欧多数国家受到三种文明辐射,如此便造成它们不仅缺乏对某一种文明的认同感,而且承载着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加深了自身的分化和对抗。事实上,东欧地区的许多民族的产生,它们早期国家的建立,这些民族和国家的曲折发展,几乎都与它们所承载的不同文明的融合和冲突有关,甚至可以说就是这种融合和冲突的产物。两位国外学者形象地指出:“今天的东欧舞台上是三种不同文明的互动:西欧的天主教/新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为了简化理解,我们可以借用地质学中的大陆板块构造来类比。每一个文明都是由其地理上的核心区向外扩散,其世界观与其涵盖的社群一起经历了某些自然的、有机的发展。因此,每个核心区都可以看做是构成世界的板块,而且我们会发现东欧东正教板块就夹在西北方的西欧天主教板块和东南方的穆斯林板块之间。它们之间分界线处的碰撞就像板块断层处那样常常引起地震。”[51]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之后,东欧地区的民族和国家虽然也被卷入到大国争斗的旋涡当中,但从深层次上看,它们所承载的不同文明的融合与冲突仍然决定着它们的社会发展。亲近的依旧亲近,排斥的依旧排斥,生存在东西方大国势力之间的东欧民族和国家,仍在矛盾里挣扎,在痛苦中选择。大国势力的强行拉郎配,它们之间暂时的和谐只是不同文明融合的一面,而其冲突的一面并没有消失,还在潜在地起作用。“数世纪的人类交往时的每一社群的微观文化多少都有彼此渗透。人类文化就像深浅不一的地形图一样,其范围是由历史和地理决定的。这些深浅不一的分界线也会发生不可思议的摩擦,这是由板块碰撞引起的,也是未来冲突爆发的根源。”[52]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东欧国家在冷战时期针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事件不断,而在剧变之后几乎全部要求回归欧洲。

总之,构成东欧社会发展的具体要素有很多,但是,归根到底还是东西方不同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东欧政治发展历经了几千年,其载体也和西欧各国一样由民族而成为国家。东欧国家在20世纪集体经历了一次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而后又重新回归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不同文明的融合与冲突一直穿越着时间隧道,跨过了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成为东欧社会发展中的一条主线,其他方面的发展要素几乎都是附着在这条主线上起作用的。

需要指出的是,将不同文明的融合与冲突作为东欧地区社会发展的主线,强调整体性和延续性,并不否认其他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国际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同时也起作用。事实上,这些因素甚至在特定的时期里对特定的国家来说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外,这条主线与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也有所不同,一是在内容上既讲冲突也强调融合,二是在时间上并非仅限于冷战结束之后而是贯穿于东欧地区民族和国家的产生、发展的始终。本书以东欧地区主要民族的形成和早期国家的建立为起点,经由在东西方帝国阴影下的中世纪和近现代,直到东欧全面“返回欧洲”的今天,跨度长达几千年。重点地研究某一时段的东欧地区固然重要,但无论如何不能忘记,这里的民族和国家同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和国家一样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完整历史。

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和国家来说,在它们身上发生融合和冲突的不同文明是外来的而非内生的。它们没有自己的文明。东欧地区的民族是古老的,它们多半也都曾有过自己的文明渊源或根基,但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外来的文明所吞没。在千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中,对它们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外来文明,而它们自己的文明虽然没有消亡但也不得不依附于某种强势文明,所起的有限作用还取决于客观环境。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东欧地区的发展始终受制于大国关系或现实的国际体系。

东欧地区的民族和早期国家是在古代和中世纪形成、建立的。在这两个时期的欧洲,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影响涉及全球的国际关系体系还不存在,但有不同帝国构成的大国关系。或者为了扩张领土,或者为了宗教权利,或者为了经济利益,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奥地利、俄国都先后角逐于中欧和巴尔干半岛。这样一来,中欧和巴尔干地区就成了传统国际关系最典型的地区。东欧地区的主要民族差不多都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建立起最早的国家,在与帝国的抗争中求生存,在大国争斗的夹缝中谋发展,但最终几乎又都是在大国扩张中被灭亡。

以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为标志的近代国际关系形成的时候,东欧地区的早期国家均已灭亡,各个民族寄人篱下,受异族的统治。此后的两个多世纪中,欧洲的战争频仍,但都以签订和约为结局。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的那样:“和约本是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建立法定国际新秩序的手段,但因参加制定和约的欧洲列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政策,和约则变成了列强瓜分势力范围,宰割弱小国家、弱小民族和掠夺殖民地人民的协议。”[53]这段话虽然是泛指欧洲,但对东欧地区尤其适用。在中欧,波兰王国被俄普奥三次瓜分后不复存在。在巴尔干半岛,失去独立主权的各国,其领土疆界随着奥土战争和俄土战争的结局变来变去。1878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黑山获得了独立,塞尔维亚获得了自治公国的地位。这些虽然与它们反抗异族统治的解放斗争分不开,但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俄土战争中土耳其的失败和欧洲大国在柏林会议上的分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大国构建的凡尔赛体系(the Versailles System),波兰恢复了独立,捷克和斯洛伐克联合成立了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组建了王国,匈牙利也建立了共和国,黑山并入了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早在1912年就宣布独立。至此,现代民族国家在东欧地区也普遍建立了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在东欧地区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东欧地区的国家仍然摆脱不了大国操纵的命运。比如,这些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变更都是在凡尔赛体系之内由《圣日耳曼条约》(the Treaty of Saint‐Germain)、《纳伊和约》(the Treaty of Neuilly)、《特里亚农和约》规定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也是凡尔赛体系被打破的过程。在这期间,东欧地区的国家只有两条出路:要么与日益崛起的德意站在一起,要么做大国之间讨价还价的牺牲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东欧国家的命运正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出现了。这些国家走了社会主义道路,其原因除了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抵抗或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英勇斗争之外,还与法西斯国家的失败和美苏对欧洲的重新划分紧密地联在一起。在整个“冷战”期间,东欧国家更是生存在两极格局的框架内。它们所面对的一方面是西方的“软性”争夺(如和平演变政策),另一方面是苏联的“硬性”控制(如军事干预),仍然无法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除了走上自治、不结盟道路的南斯拉夫之外,其他东欧国家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与困惑的时代里,面临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建立一种什么样关系的难题。“冷战”结束后,东欧国家都中断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断了与苏联的依附关系,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全方位地倒向西欧。为了实现返回欧洲的目标,除了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化、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思想上实行多元化之外,它们还想方设法密切与西欧、美国的关系。虽然主动性更强了,但是,东欧国家的“返回欧洲”的进程同样还受制于美国、西欧和俄罗斯的关系。

这就是本书的基本线索和写作框架。

【注释】

[1]其余四个部分分别为:西欧,指的是欧洲西部濒临大西洋地区及附近岛屿,包括英国、爱尔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和摩纳哥;南欧,指的是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伊比利亚半岛及其附近岛屿,包括前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意大利、梵蒂冈、圣马利诺、马耳他、西班牙、葡萄牙和安道尔;中欧,指的是波罗的海以南、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欧洲中部地区,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国、奥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北欧,指的是欧洲北部的日德兰半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带,包括冰岛、丹麦及其所属的法罗群岛、挪威、瑞典和芬兰。

[2]严格地从地理划分上说,南斯拉夫西北的一小部分和罗马尼亚北部的一小部分属于中欧,本书这样划分,主要是为了行文方便。

[3]Peter F.Sugar,Southeastern Europe under Ottoman Rule,1354—1804,Washingt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3,p.ix.

[4]表格里的数字在不同的著作中也不完全一致,人口数字更是动态的。这里引用的大体上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统计数字。

[5]参见[英]本·福凯斯著:《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波]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著:《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刘晓勇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

[6]舒笙:《斯洛文尼亚:巴尔干半岛的“北欧国家”》,载《国际瞭望》1999年第11期,第22页。

[7][英]本·福凯斯著:《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第1页;Robert Bideleux and Ian Jeffries,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Crisisand Change,New York:Routledeg 1999,p.10。

[8]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等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博士研究生600余人。会议召开期间,作者刚好在波兰访问,参加了两个分论坛。

[9]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

[10]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New York and Geneva: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5,p.288.

[11]例如,林勋建主编:《政党与欧洲一体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陶涛著:《西欧社会党与欧洲一体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法]法布里斯·拉哈著:《欧洲一体化史:1945—2004》,彭姝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田德文著:《欧盟社会政策与欧洲一体化》,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韩慧莉著:《欧洲一体化思想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2]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7页。

[13]巴尔干半岛上除了这些国家之外,在东南端还有希腊(南端)和土耳其的少部分领土,这些不属于本书的研究范围。

[14]参见[俄]拉祖瓦耶夫:《论地缘政治学概念》,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10期,第17页。

[15][英]戴维·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0—291页。

[16]参见[俄]齐甘科夫:《地缘政治学:理性的最后避难所?》(上),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5年第4期,第2页。

[17]参见卓杰等:《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载《前沿》2005年第6期,第172—175页;冀伯祥:《简析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与军国主义》,载《重庆师院学报》1998年第4期,第101—104页。

[18]参见[俄]齐甘科夫:《地缘政治学:理性的最后避难所?》,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5年第4—5期;沈伟烈:《关于地缘政治学研究内容的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7期,第57—58页;孙相东:《地缘政治学的性质:人—境关系的视角》,载《东方论坛》2002年第4期,第88页。

[19][英]麦金德著:《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23页。

[20]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普遍奉行的一整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观等基本取向,是由该民族的地理环境、民族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和经济的历史发展等因素构成的。

[21]参见[英]艾伦·帕尔默著:《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于亚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2][英]P.奥沙利文著:《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李亦鸣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89页。

[23][美]约翰·多恩伯格著:《东欧——共产主义的万花筒》,楼小燕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24][英]杰弗里·帕克著:《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25][英]艾伦·帕尔默著:《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第3页。

[26]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7]参见:王缉思:《民族与民族主义》,载《欧洲》1993年第5期,第14—15页;李少军:《论民族与民族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学报》1994年第5期,第38—39页;黄鹏:《对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问题的再认识》,载《世界民族》2004年第6期,第1—3页。

[28]张龙林:《再探“民族”定义》,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4年第5期,第12页。

[29]《斯大林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

[30]关于“民族”和“族群”的辨析,参见郝时远:《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载《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0页。

[31]谌华玉:《关于族群、民族、国籍等概念的翻译与思考》,载《读书》2005年第11期,第153页。

[32]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33]徐世璇著:《濒危语言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

[34]樊化江:《宗教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载《中州统战》1998年第9期,第32页。

[35]何光沪:《试论宗教与民族的关系》,载《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1期,第13页。

[36]时光:《宗教与民族的关系》,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第12页。

[37]Tron Gilberg,Nationalismand communism in Romania:the rise and fall of Ceausescu’s personal dictatorship,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0,p.2.

[38]乐峰著:《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39]Stephen R.Bowers,“Ethnic 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London: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 and Terrorism,February 1992,p.9.

[40]Stephen R.Bowers,“Ethnic 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London: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 and Terrorism,February 1992,pp.9—12.

[41]阮炜著:《地缘文明》,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13页。

[42][英]本·福凯斯著:《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第2页。

[43]有关苏联模式在东欧确立的相关内容在许多书中都有所涉及,如姜琦等著:《东欧三十五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董启程等编:《改革春秋: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阚思静、刘邦义主编:《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李兴著:《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冷战时期的苏联与东欧关系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还有学者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如,王瑜著的《东欧共产党 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对二战后东欧被迫放弃人民民主道路,实行苏联模式的背景、过程和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考察(红旗出版社2005年版)。

[44]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导言第3页。

[45]参见郭莲:《文化的定义与综述》,《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年第1期,第115页。

[46]丛日云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47]孔寒冰等著:《叶利钦执政年代》,河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48]Robert Bideleux and Ian Jeffries,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Crisis and Change,p.1.

[49]Peter F.Sugar,Southeastern Europe under Ottoman Rule,1354—1804,p.ix.

[50]比较重要的有:沈志华总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9、22—27卷;李锐选编:《关于匈牙利事件的档案文献》,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研究中心:《冷战国际史研究》(Ⅱ),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44—391页;Jaromir Navratil,The Prague Spring 1968: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ocuments reader,Budapest: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1998;BoстoчнаяЕBрoпаBдoкументахрoссийскихархиBoB.1944—1953.Т.1.1944—1948.М.НoBoсибирск,1997;BoстoчнаяЕBрoпаBдoкументахрoссийскихархиBoB.1944—1953.Т.2.1949—1953.М.НoBoсибирск,2002。

[51]Dennis P.Hupchick and Harold E.Cox,The Palgrave Concise Historical Atlas of Eastern Europe,Basingstoke:Palgrave,2001,Map 4.

[52]Dennis P.Hupchick and Harold E.Cox,The Palgrave Concise Historical Atlas of Eastern Europe,Map 4.

[53]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总序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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