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动物权利的连续性思考

一个基于连续性性思考而非绝对性思考的道德体系，给了我们一个生物学的和以进化论的基础来把道德范围扩展到包括非人类的动物。这个道德体系以下述各项要素构成的客观标准为基础：遗传亲缘、认知能力、情感能力、道德发展，以及尤其重要的感受痛苦和承受苦难的能力。实际上，这是成为一个有感觉的存在者的意义所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将基于科学的道德体系的第一原理表述为有感觉的存在者的生存和繁荣。但哪些是有感觉的存在者？又有哪些权利？

不是用“我们”和“它们”这样的绝对性术语来思考动物，相反，我们能够用连续性的术语思考：从简单到复杂，从较低智能到较高智能，从较少意识和自我意识到较多意识和自我意识，格外重要的是，从较少感觉到较多感觉。因此，例如，如果我们把人定位为1.0的承载完全权利的有感觉的存在者，那么我们能够把大猩猩和黑猩猩定位在0.9；鲸、海豚和鼠海豚定位在0.85；猴子和其他海洋哺乳动物定位在0.8；大象、狗和猪定位在0.75；沿着进化阶段向下以此类推。是连续性，而不是绝对范畴。[6]以大脑为例：通过测量不同物种的平均大脑尺寸（brain size），我们能够比较大猩猩（500立方厘米或者CC）、黑猩猩（400CC）、倭黑猩猩（340CC）和红毛猩猩（335CC）与人类大脑（平均1200——1400CC）。海豚大脑尤其值得关注，平均达到1500——1700CC，并且海豚脑皮质——较高级的学习、记忆和认知中心都在这里——的表面面积达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3700CC[1]，相比之下我们只有2300CC[1]。尽管海豚脑皮质的厚度差不多是人类的一半，但绝对的皮质物质（cortical material）可以比较，海豚仍然平均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560CC，人类则是660CC。[7]

这些有关海豚的值得注意的事实引导科学家约翰C.利利在1961年建立了半秘密的“海豚规则”组织，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名人库，包括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和进化生物学家J.B.S.霍尔丹，他们都对与地外智慧生物沟通感兴趣。因为找不到地外智慧生物，关于如何与迥然不同于我们的生物交流，海豚可以作为地球上的替身。这个研究计划没有成功，而且莉莉的实验缺乏精确性，使得萨根和其他人没有信心引申出有关海豚语言和智能的可靠结论。（利利把他的水下点亮的大屏幕放在其他东西之中，以便观察这能否为他们打开认识之门。）不过，自那以后半个世纪以来更多的有关海豚的科学研究具有启发作用。心理学家戴安娜·瑞思在她的《镜中海豚》一书中展示了海豚如何通过改进的检验自我意识的镜子测试。[8]例如，在一个YouTube视频中，海豚在放置于水池中的一面大镜子前洋洋自得，拍这样的视频可不仅仅是为了看起来有趣；它们明显知道在镜子中看到的是自己，并且伴随着不同的动作如盯着嘴巴里面、翻腾跳跃、吹气泡等，它们看起来对看到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享受。这段不寻常的视频还展示海豚和大象都通过了一个等价于红点自我识别镜子测试的实验——海豚有一个墨迹在侧面，他会通过镜子盯着墨迹（相比没有标志也不盯着镜子的对照组）；而大象有一个标志在太阳穴的位置，看着镜子，她反复用鼻尖触摸那个位置，明显对它的存在感到好奇（也许还有烦躁）。[9]然而，关于海豚语，比起利利对文献的评估，心理学家贾斯汀·格雷格在他的《海豚真的聪明吗？》一书中则较少有热情：

海豚语言——海豚语——的证据几乎不存在。海豚确实有签名哨音，功能有点像名字。他们可能自我标签自己，甚至可能偶尔用来称呼彼此。这是独一无二且令人印象深刻的，但这是我们发现的海豚交流中唯一像标签的方面。海豚发出的所有其他的吸气音和哨音可能都是用来传递有关他们的情绪状态和意图的信息——不是在人类语言中发现的具有复杂的或者丰富语义信息的那种。[10]

格雷格指出了更大的大脑等于更高的智能的明显矛盾：“如果巨大的大脑是智能的关键，为什么短嘴鸦和渡鸦——名副其实的鸟脑袋——展示的认知模式比得上大脑袋的海豚和人类的灵长目表亲。小脑袋的物种表现出惊人复杂和智能的行为，这在动物王国触目皆是。”[11]

至于认知连续性，心理学家们测试了一个名叫科科的大猩猩，结果是她通过了检验自我意识的精子识别测试。（作为比较，到18个月时，超过一半的人类婴儿通过了镜子自我识别测试，到两岁时超过65%。[12]）科科同样通过了“物体恒存性”测试，测试中她能够记得运动物体的位置。她也能理解当液体倒进一个不同容积的容器时，液体的量不改变，这被看作“液体守恒”中的另一个认知栏杆。[13]大象很明显也通过了红点测试，并且走得更远，它们被观察到为家庭成员或者群落伙伴的损失而哀痛。2014年，在泰国自然保护区进行的对26头亚洲象的研究发现，当个体因为蛇、吠犬、盘旋的直升机或者其他有敌意的大象感到紧张时（耳朵竖起，尾巴直立，发出低频率的隆隆声），同伴会发出似乎是同情的声音，用鼻子触碰它们的肩膀、嘴巴和生殖器，以此来安慰它们。[14]

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认知神经科学家安娜·斯梅特和理查德·伯恩在一些列饥饿大象参与的聪明实验中，把食物藏在一个不透明的容器底下，边上放着另一个空容器，然后指向放有少量食物的那个容器。让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发现非洲象是第一个表现出如此高级的社会性认知,如读懂人类的非语言交流的非驯化物种。正如他们在2013年的一篇论文中所写：“在实验者与藏匿位置的距离发生变化、例示的指向动作视觉上很细微的情况下，大象成功的理解了这一指向动作，这说明它们理解实验者传达的意图。”[15]

这很惊人，因为之前的研究发现相比自由生活的（野生）动物如黑猩猩，驯化的动物如狗能更好的来理解人类关于藏匿食物的非语言线索（实验者只是指向藏食物的地方），尽管前者和我们关系更近。一个流行的假设是读懂人类线索的能力在驯化的物种中作为一种为了生存的适应性策略得到了进化。如斯梅特和伯恩所言，“绝大多数其他动物不会指这一动作，其他动物这么做时，它们也不理解。甚至人类最近的亲戚类人猿，当人类看护者为它们做指向动作时，它们通常也不能理解；相反，数千年来适应了与人类一起工作的家犬，有时为了遵循指示的目的会被选择性饲养，因此能够遵循人类的指向动作——狗可能通过在与主人的一对一的重复互动学习这一技能。”[16]

但大象从未被完全驯化，尽管过去数千年中人类反复尝试（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千到八千年前），并且还没有考虑关在动物园和马戏团的可观时间。解释必须另辟蹊径。“非洲象复杂的社会网络使它成为使用他者知识的很好的候选者：它精巧的裂变-聚变社会是所有哺乳动物中规模最大者之一，而众所周知认知复杂性与一个物种的社会群体复杂性相关” ，作者解释称，“我们的大象有能力把甚至很细微的人类指向姿势理解为交流，对此我们建议最好的解释是人类的指向的动作，当我们把它呈现出来时，融入了大象的自然交流系统。如果这样，那么把其他大象的运动理解为直证的（记忆依赖的）交流必然是野生群体社会性互动的一个自然部分；具体而言，我们认为指的动作在功能上可能等价于用象鼻做出有指称意义的指示。”[17]

当然，狗对人类的线索高度敏感，并且理应如此，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所有的现代狗都是从大概18800年到32100年前的同一个狼类种群进化而来，它们生活在狩猎-采集群落的边缘地带，通过学习理解彼此的语言和非语言的线索与对应的人类共同进化。[18]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进化生物学家罗伯特·韦恩是这项研究的领导者，他推测，“他们最初的互动可能保持一定距离，因为这些是大型的攻击性的食肉动物。不过，最终狼进入了人类的生态龛。可能它们甚至会帮助人类搜寻猎物或者震慑其他食肉动物，以防止它们妨碍人类的捕猎行动。”[19]狗除了头骨、下颌和牙齿随着驯化而变小之外，进化出了一组社会认知工具，这使得它们能够理解人类指示藏匿食物位置的交流信号。实验条件下，只要实验者看着、轻叩或者指向藏有食物的容器，驯化的狗就能够选对，而狼、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类都做不到。[20]

与人类互动时，狗在想什么？各个地方的狗主人已经好奇这个问题很多年了——我一生都在养狗，能证明你会忍不住推测这些好奇的眼睛背后发生了什么。为了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认知心理学家格雷戈里·伯恩斯和他的同事安德鲁·布鲁克斯和马克·斯皮瓦克对狗做了训练，当他们向这些犬科受试对象展现暗示食物奖励存在或者不存在的人类手势时，它们能完全安静地躺在核磁共振成像大脑扫描仪里。[21]伯恩斯和他的同事看到预期存在食物奖励时尾状核亮了起来，这很重要，因为尾状核在多巴胺神经元——或者制造多巴胺的神经细胞中很丰富，多巴胺与学习、强化甚至快乐有关。当一个动物（包括人）被动强化某件事（一只鼠压着一个棒子或者一个人拉着老虎机的控制杆）时，这些神经元就会释放多巴胺制造快乐的感觉，这是告诉动物“再做一次” 的信号（所以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才会取得惊人成功）。

在伯恩斯的实验中，科学家不仅看到回应指示食物的手势信号时犬类尾状核活动增加了，而且“尾状核也能被熟悉的人的气味的激活。在初步测试中，它被暂时离开视线的主人返回激活了。这些发现证明狗爱我们吗？不完全是。但很多激活人类尾状核的同样事情也激活了狗的尾状核，这些事情都和积极情感有关。神经科学家称之为功能性同源，这可能是犬类情感的一个象征。”[22]

在对自己研究的长篇讨论《狗如何爱我们》中，伯恩斯问“狗在想什么”？并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它们在想我们之所想。”这被称为“读心术”或者“心灵理论”，而这通常被认为是人类和少数灵长目才有的特征，正如伯恩斯展示的，“在种间社会性认知方面，狗比类人猿擅长得多。狗很容易与人类、猫、家畜以及几乎任何动物共处。猴子、黑猩猩和类人猿如果没有小时候开始的大量训练做不到这一点。”[23]伯恩斯清楚地说明了这种类型的感觉现象对伦理性地对待动物意味着什么：

体验积极情感比如爱和依恋的能力或许意味着狗具有一定水平的感觉能力，大致与人类的儿童相当。而这个能力启发人类重新思考如何对待狗。狗长期以来被看作财产。尽管1966年的《动物福利法案》和州法提高了对待动物的门槛，但它们固化了动物是事物的观点：只要采取合理的照料最小化它们的痛苦就可以处理的物体。但现在，通过使用核磁共振成像打破行为主义的限制，我们不能够再回避证据。狗，可能还有很多其他动物（尤其是与我们最近的灵长目亲戚），似乎如同我们一样也有情感。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它们被当作财产的待遇。[24]

伯恩斯认为人类应该在一个狭窄的法律定义下把狗看作“人”，而不是财产。“如果前进一步，并且赋予狗人格权利，它们将会被给予额外保护以免于被利用。幼犬滥育场、实验用狗和赛狗将会被禁止，因为侵犯了一个人自我决定的基本权利。”[25]

自我决定和人格是两个伦理标准，它们随着过去几个世纪的意在打破“他者”和“我们”之间樊篱的其他权利革命而发展，也应该可以应用于科学研究中的动物使用。尽管我长期坚持研究中的动物使用适用的道德标准不同于比如说幼犬滥育场、赛狗跑道、动物园和类似场所——因为它是在某种我认为高贵的事物即科学的名义下进行的——但一部名为《尼姆计划》的纪录片促使我重新思考动物道德的这一维度。[26]尼姆计划由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赫伯特·特勒斯发起并监督，他的目的是检验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后来）充满争议的理论——即存在一种基本的和人类独有的遗传性的普遍语法，方法则是教我们最近的灵长目表亲学习美国手势语言。然而，特勒斯反戈一击，总结认为宁姆·齐姆斯基（向诺姆·乔姆斯基的无礼致意）从人类同伴和训练者那里学来的手势实际上和动物乞求差不多，可能比斯金纳的老鼠压棒子复杂，但原则上与狗和猫为了乞求食物或者放出去之类做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同。[27]

几周大时宁姆就被从母亲的怀抱带走。因为他是她的第七个被夺走的孩子，所以必须使母亲镇定并且乘她倒在地上时快速抱走幼崽，这样她就不至于意外地将她的孩子闷死，出于母性的爱和保护，她会紧紧把孩子抱在胸前。宁姆在纽约上西区的褐砂石高级公寓开始了他的童年，围绕着他的是功能有点异常的拉法基家庭的兄弟姐妹，这个家庭由斯蒂芬妮负责，她以自己的母乳喂养宁姆；随着他长大，甚至在这样一个弗洛伊德式的恋母场景中——当他钻到他的养母和她的诗人丈夫之间时，允许他摸索她的裸体。[28]正当宁姆习惯于他的新家庭、被热爱娱乐的人类兄弟姐妹围绕、每天充满了游戏和拥抱时，特勒斯意识到科学家不会认真对待他，因为这个自由性爱的家庭和科学没什么关系。（据一位训练者说，没有实验手册，没有日志，没有数据表，没有进展记录，更有甚者这个家庭中没人知道如何展示美国手势语言！）因此，在他年轻的生命中，宁姆第二次被从母亲那里夺走，放到一个更加受控的新环境中，这是隶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不规则的家。有一系列的训练者仔细观测宁姆在学习美国手势语言上的进展，每天都要去一次位于大学里面的实验室，特勒斯在那里能够控制所有的中介变量，方法上与观察老鼠的斯金纳箱没什么不同。

终于宁姆进入了青春期，正如大多数睾丸激素刺激的雄性灵长目动物习惯性的那样，他变得更加独断，然后是更具侵略性，再然后，在一个社会等级中为了等级地位试探他的灵长目同伴的进化倾向使他具有潜在的危险性。问题是，成年黑猩猩比人强壮五到十倍。换言之，宁姆变成了威胁。其中一位训练者一边指着她胳膊上缝了37针的伤疤一边说，“你不能像培育人类那样培育会杀死你的动物。”发生了几次把训练者和训导者咬伤送医院的事件——包括一位女性的脸颊被撕开——之后，特勒斯终止了实验，随即用船把他运回了原来所在的俄克拉荷马州的实验室。在纽约的不规则的房子里，在细心的人类照料者的环绕下，宁姆被镇定到无意识状态，他睡着了，当他醒来时，他身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灰色栅栏的冰冷钢笼里。

宁姆从来没见过同类，可以理解他的焦虑不安和见到雄性黑猩猩时的害怕，它们咕咕噜噜，大喊大叫，迫切想让这个年轻的后来者知道自己在等级秩序中的位置。宁姆陷入深度抑郁，体重下降，绝食。一年后，特勒斯去看望宁姆，宁姆热烈的欢迎他，并且以特别的方式表达自己，特勒斯自己形容这种方式是示意带他离开这个地狱。实际情况是，特勒斯第二天就出发回家了，宁姆重新陷入抑郁。过了一段时间，他被卖给纽约大学管理的制药的动物测试实验室，在那里，乙型肝炎疫苗被强加在我们最近的灵长目亲戚身上。麻醉了的黑猩猩被拖出来塞进一个仅容转身的钢栅栏的笼子，这样的镜头让人反胃。

作为交互视角原理的运用，想象一下对于这样的待遇，宁姆发出了什么信号。[29]悲伤的是，宁姆没有肖申克的救赎。不过感谢这一类电影——它们的目的在于引导我们与电影中的角色交换视角——我们至少可以在他的隐喻性的墓碑上放上鲜花。为宁姆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