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一

党中央十七大六中全会发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使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深受鼓舞。如何使社会主义文化得到大发展大繁荣，当然需要从多方面来使它实现。我想，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大力推进文化的传承创新”无疑是一重要的指导方针。这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最重要的是要使文化自身在传承创新中来实现。有传承才有创新，传承更重要的是为了创新。我们传承什么？我们如何创新？我想这应是我们中国国学中心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的国家要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我认为，影响着我国社会可以说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几千年来的国学，即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老传统；另一个是影响着中国社会、改变着中国社会面貌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新传统。我们必须传承这两个传统，并且要逐步使两个传统在结合中创新，使之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顺利发展，以适应当前世界已经形成的全球化势态的需要。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

我们知道，在中国前现代社会中，一向有儒释道三家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三家中对中国社会影响最深的是儒家思想文化，这是由于中国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中华夏、商、周三代文明，实际上它成为支撑着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支柱。当前，我们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过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要由民族文化的复兴来支撑，也就是说，任何社会文化的建设都不可能离开它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历史上长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生长、发育的儒学，曾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子，我们作为中华民族后代子孙是不能也不应该人为地把这个根子斩断的。如果把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学抛弃掉，无疑是宣告我们这个民族曾赖以生存的民族精神不复存在或者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有自身生命力的中华民族不复存在，而成为其他国家的附庸或殖民地。还特别要说明的是儒学中包含着某些社会主义思想的因素，它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有着无可代替的价值（这个问题我将会在后面讨论到）。因此，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发展其有益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宝贵思想资源，创造新时代的新儒学。

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在欧洲（或者说西方），它是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母胎中发展出来的革命学说，它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重重深层矛盾。自17世纪英国的光荣革命实现了君主立宪制到18世纪发生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此后在欧洲各国相继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其结果最终落实到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欧美各国从前现代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然而中国，自17、18世纪以来日益没落，一直停留在前现代社会的阶段，受着现代化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压，使我国越加贫困与衰落。此时，我们国家的有识之士努力学习西方，但并未能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因而，自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使中国找到了一条摆脱积贫积弱的道路。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使中国争得了走上自立自强的道路，实现了反帝反封的胜利到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艰难历程，尽管中国共产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十分严重的错误，而且现在仍然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决不能忘记，正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进入中国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要传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百年来为适应中国社会的要求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如何在中国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认为既要全面地实现现代化，又要极力避免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弊病，这无疑对中国人民说既是极大的考验，又给了中国人民难以得到的创造新世界的机会。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得到重大发展？从一方面说，我们不能离开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轨，特别是与儒学的有机结合。

面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们对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有着传承和创新的巨大任务，这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得以全面实现，这样中华民族将对人类社会作出史无前例的重大贡献。因此，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如何传承创新儒学，也需要考虑如何传承创新马克思主义，这就涉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事关重要的大事。

二

我想，创建中国国学中心是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因此，它应该处理好国学主要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关于处理好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使之能共存共新，互利互补，是一个需要长期认真研究的大课题，认真地说我是不具备研究这一课题的知识和智慧的。但是，这个问题却是在我心中常常想到而没有深入研究的问题。回忆起来，在1983年，我就考虑过这个问题，这年的夏天，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第17届世界大会，我在会上有一个发言，题为《关于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在我发言后的讨论中，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刘述先教授撰写的《蒙特利尔世界哲学会记行》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汤一介讲完后，在讨论时间，（台湾）冯沪祥就开门见山单刀直入，问汤一介讲的这一套究竟与马克思主义有怎样的关联。汤一介的回答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之间至少可以看出三个契合之处：1.二者都重实践；2.二者都取理想主义态度；3.马克思主义有矛盾统一律，过去毛泽东强调斗争，以至产生偏向，如今应该强调和谐，乃和儒家有契合处。”^[1]

到21世纪初我主持编纂《儒藏》时，由于对中国先秦的礼有所涉及，在接触到先秦儒学如何处理人的问题时，注意到儒学是在社会关系中定义人。因此，可以说，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至少可能有四个契合点。对这个问题，我稍稍作点解释：

（一）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取理想主义的态度

《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有，幼有所养，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秘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义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是为小康。”在这里把小康与大同对举，从以上所述可见，所谓小康是以大道丧失、天下为家为特征的社会，它是一种农耕社会中的私有制，有上下等级的关系，所以要用外在的制度来规范的社会。所谓有大同是以大道通行、天下为公为特征的社会，它是一种在农耕社会中的公有制、无上下等级的、都能自觉地遵守着理想的道德要求的社会。大同社会虽然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但只是一种空想，不过这种空想是建立在公平与正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因此，它包含着某种合理的因素。在人类社会实现了现代化之后，经过改造和发展，可以为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提供可利用的宝贵资源。儒家的大同对中国来说则更有利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因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毕竟要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许多地方都有关于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共产党宣言》中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种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说：“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生产……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手里，那也就不难按照需求来调节生产了。”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也许可以是马克思的如下一段话：“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迫使人们奴隶般的社会分工的现象已经消失，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长，一切社会财富的资源都充分地涌现出来……只有在那时候，才能彻底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社会才能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马克思的这段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上引《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是有某种契合处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和人的利益日益尖锐矛盾之时，所以它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问题而发的，自然比大同思想更切合现代的实际。不过，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有远见的思想家都会考虑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不仅中国历代思想家考虑过这个问题，西方的思想家也在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等，当然都是空想，但分析起来，就其所包含的内容说往往具有对共产主义社会颇有意义的思想因素。所以我们对这些包含有社会主义思想因素的学说必须十分重视，不能简单地否定。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家的大同理想无疑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能提供极有价值的理念的。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在生前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但在1870年法国的工人阶级在巴黎宣告成立巴黎公社，这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一次尝试，马克思还亲自参与了巴黎公社的事务。公社虽然失败，但其中有两条经验为马克思、恩格斯所重视。恩格斯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说：“为了不让国家及其各个机关都由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这种现象在迄今所有一切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用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能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两条从原则上说都是合乎公平与正义的，虽说它包含着某种空想成分，但面对现实它也许对建设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的新世界仍然有着极有价值的参考。我想，它和中国的大同理想一样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重要意义。

（二）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实践的哲学

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有其比较完整的一套哲学体系，在他们的哲学中都十分重视社会实践。儒学从《尚书·说命》起就讨论到知、行关系，认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左传·召公十年》中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一直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都重在知必须行。《大学》中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意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又和儒学的理想主义相结合），这就是说不能只停留在修身上，必须在实践中使家齐、国治、天下太平。但《大学》中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皆以修身为本”，这虽是儒学的一种为人处世的道德伦理，但有可能走向人治。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产生就在于他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而创造了改变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但是，革命的理论如果要实现改变世界，那就一定要见之于实践，就需要摧毁人剥削人的旧世界，而最终实现没有人剥削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理想。

（三）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从社会关系定义人

这个问题，是我在考虑儒学在先秦是否讨论到礼法合治的问题时想到的，这也可能是儒家的一种社会理想。为此，我写了一篇《论儒家的礼法合治》。儒家认为，人与人的关系虽然是从“亲亲”开始，但人一出生实际上就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这种关系是由礼来体现，《礼记·礼运》中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这就是说，礼的意义是规定人在社会生活中应有之权利和相应的应尽之义务，有“父慈”，“子孝”才有意义；同样有“子孝”，“父慈”才有意义，他们之间有着相对应的关系。人一出生就是生活在这种对应关系之中。因此，先秦儒家不是从抽象的个人来定义人，而是从社会关系来定义人。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此强调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故人的本质也是具体的、历史的。就理论上说，马克思当然对人的本质的看法较之儒家思想更深刻，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但从思路上说，儒学关于礼的理念和马克思的思路是有一致之处的。

（四）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对斗争与和谐的看法

《周易》是中国最古老讲事物发展变化的书，《系辞》中的“太极生两仪”包含着“一分二”的因素。因此，儒学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斗争，一味只讲和谐，这里我想引张载的一段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意思是说，例如阴阳、刚柔、寒热、生杀等等是一对相对的矛盾，有这种相对矛盾，在他们运行中就会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这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就一定会有斗争，但是矛盾斗争到最后终究要和解，以达到和谐。马克思主义是要改变世界的革命理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存在着对立的阶级，在对立的阶级之间必然会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最后的结果以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但消灭资产阶级之后应该如何呢？我想，应该是进入和谐的社会。在中国的汉朝，刘邦夺取天下之后，贾谊曾对汉文帝说：“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意思是说，在汉王朝取得政权之后，应该行仁义之道，否则政权是保不住的。

以上四点，当然不能说是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可有之契合处的深刻、全面的概括，但无论如何，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不能说是没有可以契合之处的，这也说明儒学中确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因素。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虑，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是否有可以互补之处呢？对这个问题我也有一点思考。但因时间关系不可能作过多的论证，我想，也许马克思主义对儒学可以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纠正：一是，儒学必须特别重视经济基础的问题，在这方面儒学是十分欠缺的。二是，必须克服儒学过于重视人治，而急视法治；也就是说要克服道德至上主义。道德对人生十分重要，但一个健全的社会是要由多方面来维系的，如政治、经济、法律、科学、文学艺术等等。社会的健康发展是要由多方面共同协调发展的，不能认为道德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那么，儒学对马克思主义是否有可补充和纠正之处呢？我认为，至少也有两点：一是，要重视传统。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是彻底的决裂。”这句话，在马、恩当时的情景下，我们也许可以给以同情的理解，但是作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来说是片面的。我想，这方面可以从儒学十分重视传统方面得到一些补充和纠正。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具体讨论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不多，但在儒学中这方面的论述特别丰富，也许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中吸取某些有益的理念。

三

为什么“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应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我认为，这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关联，或者说研究“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目标所要求的。为了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使儒学现代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学中虽然包含着某些对人类社会有着普遍价值意义的因素，但它毕竟是为解决中国前现代问题条件下产生的，它需要在传承中发展，以解决我国从前现代走向现代化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对我国的社会发生实际的作用。马克思主义19世纪后半期产生在欧洲，当然它同样包含着某些对人类社会有着普遍价值意义的因素，但它主要是为解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毕竟没有特别考虑到20世纪中国的现实问题，因此为解决中国当今社会的问题，它必须中国化。

当前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对这一目标的实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对之有什么特殊意义呢？从儒学方面说，一它可以充分体现着“有中国特色”，二它有着特殊的“社会主义”因素，这可以由其“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体现出来，就此我们可以说儒学是一种有着“人文道德理想的社会主义”，它无疑可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有意义的资源 。马克思主义近百年来改变着中国社会的面貌，它本身也在改变中国面貌的过程中有着重大发展，这已经体现着“有中国特色”；至于马克思主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所起的作用，它可以被称之为革命的批判精神的“社会主义”，它无疑也是可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提供有意义的资源。我认为，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也许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可以创造出新型的“有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范例。

对于“社会主义”有着种种理论，而且在一些国家也在做着试验，甚至自称其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到现在对“社会主义”并没有达成共识。我认为，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也许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就当前的情况说，由于地理的、历史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差异，甚至存在着种种矛盾，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差异和矛盾先放下，求同存异，看看是否能找到为各民族、各国家都可以接受的较为理想形态的“社会主义”。我设想，如果我们把公平、正义、平等、和谐、尊重差异等作为当前“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理想形态，是不是一条可考虑的意见？也许以费孝通先生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前景的论述——在差异中求同，来认识社会主义的真谛也许对我们颇有教育意义。他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每个民族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总有其可取之处，把各个民族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中有价值的因素集中起来加以发挥，这样才能使全人类进入共同的“社会主义”。

对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能否结合，我没有作过系统深入研究，只是在日常偶有所感而作了一点零星的思考，对这样一个大课题，我是个小学生，我愿在参与中学习，我真心诚意地愿意接受批评和指正。

附言：此文是在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馆召开的一次中国国学中心战略规划及内容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稿。

【注释】

[1]刘述先：《文化与哲学的探索》，台湾学生书局印行，第90页，198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