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哲学史研究的总体把握

对科学哲学史研究的总体把握

科学哲学史研究离不开对科学哲学的总体把握，需要对其蕴含、态势、发展的分界点及当下的新特点进行探讨，对相关文献作概要梳理，以便给科学哲学史研究提出一个可操作的框架。

（一）科学哲学的三部分和三阶段

在西方分类传统中，广义上的科学哲学包含三部分：自然哲学、一般性科学哲学、分支性科学哲学。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则可大致分为前科学哲学阶段、科学哲学发展阶段、后现代科学哲学兴起并发生影响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不是严格区分的，而且有许多交叉。其中，科学哲学发展阶段既包括所谓正统科学哲学，也常把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和建构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涵盖在内。尽管也有人主张把建构主义归入后现代，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对正统科学哲学的批判、解构或者说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可以认为，科学哲学发展阶段的总态势是从科学的哲学转向对科学的哲学探讨，后现代科学哲学阶段的重要特点是对科学的解构，当下的重要态势则是从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走向实践优位的科学实践哲学、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

从学派流变来看，科学哲学内容庞杂，公认的范围大致包括：孔德领衔的第一代实证主义（最早开始大规模使用“科学的哲学”术语）、马赫主义、预设主义（赫歇尔、惠威尔、彭加勒、迪昂）、逻辑原子主义（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石里克、卡尔纳普、赖辛巴哈、亨普尔）、证伪主义（波普尔）、操作主义（布里奇曼）、逻辑实用主义（蒯因、罗蒂）、历史主义（库恩、拉卡托斯）、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夏皮尔、普特南、范·弗拉森）、建构主义（SSK、卡特赖特、劳斯）等。其实，若说对科学的哲学反思，科学哲学早在实证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但是，成熟的现代科学哲学要从维也纳学派开始。

（二）科学哲学发展的几个分界点

讨论科学哲学的历史，有几个比较明显的分界点是不能忽略的。首先是19世纪的实证哲学，它们自觉地试图把科学以至科学的哲学与形而上学区分开来。实证哲学之前是漫长的前科学哲学阶段，在前科学哲学时期，科学哲学思想主要是以自然哲学的形态存在的。之后通过哲人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工作，才进入了正统科学哲学阶段。逻辑实证主义是另一个分界点，它形成了完整的科学哲学理论体系，成为当代知识论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对20世纪哲学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逻辑实证主义在科学哲学界内部和外部都受到严重质疑。于是，正统科学哲学开始由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化，并成为现代科学哲学发展的主流。这时出现了许多新思想、新理论，可谓群星灿烂，不过最重要的人物当属波普尔和库恩。与此同时以及之后，另一种根本不同的倾向开始引人注目，即对正统科学哲学乃至科学本身进行全面质疑和批判的一种新潮流，它们已经不仅仅是某些观点和部分诉求与正统科学哲学相左，而是基本立场和目标完全相反了。由于它们与传统科学哲学的追求是如此格格不入，却也是对科学的某种哲学反思，故可称之为另类科学哲学。它们包括从科学哲学营垒里杀出去的费耶阿本德，也包括海德格尔、福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原先不被认为属于科学哲学的思想家，它们关于科学的思想资源日益受到关注，开始影响科学哲学的发展。另类的资源和人物非常庞杂，无法以某个人或某种理论作代表。例如，虽然费耶阿本德由于先后属于两个对立的营垒，绝对是其中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但在具体观点上，他与其他另类也并不能达成共识。在正统科学哲学之后，还有一些十分值得重视的进展，比如统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哲学，它们中有十分另类的，如后殖民主义观点，也有与传统科学哲学的诉求保有基本接续关系的，如爱丁堡学派。因而这个在正统科学哲学之后各种观点并存碰撞的“战国”时代，可称之为后现代科学哲学发展阶段。从对科学的基本立场来看，科学哲学史大致体现了一种从辩护、批判（解构）到审度的流变。

（三）当下科学哲学的新范式、新重心、新背景

纵观逻辑经验主义之后的科学哲学，最具影响力的范式是自然主义、历史主义、新实验哲学和新经验主义（包括建构论与后建构论的科学论）。有鉴于此，在分支科学哲学即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中，趋势是不再寻求一种从一般到特殊的总体性的研究框架，而转向以自然为界限、以历史为参照、以实践为导向等新的共识性纲领：既努力将包括形而上学在内的哲学反思聚焦于具体的科学内容和理论框架，立足于科学探究的现有结果厘清乃至筛选抽象的哲学概念，进而超越各种似是而非的哲学观点上的对立；又自觉将科学视为知识与行动的统一，将科学知识视为具有历史和实践维度的人工产物，进而对科学的基础和科学的实践展开一种更加开放和更具启发性的哲学反思。

从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与哲学背景的重组来看，当代分支科学哲学问题与一般科学哲学问题的关系日益密切，形成了相互论证和互相支撑之势。这使得相关研究越来越多地聚焦于真实的科学实践过程，将研究的重心从科学理论转向科学实践。在一般科学哲学中，为了克服表征主义对理论的偏好，新实验哲学和新经验主义更加重视从能动者的视角探讨科学对其研究对象的干预与操控，进而凸显科学的技术性和物质实践性，有关仪器及其度量的知识已经成为主流的科学哲学论题。在具体的分支科学哲学中，数学实践中的哲学问题、物理实验的形而上学、生物实验中的哲学问题等也都有专著出版。这种实践转向可看作是历史主义、自然主义和新经验主义等新的科学哲学范式发展的必然结果。以数学哲学为例，尽管对数学基础以及抽象的哲学问题的数学例证的探讨仍然是其主流，但由于受到拉卡托斯等人的影响，一些数学哲学家开始关注历史和实践等语境，致力于超越基础主义和逻辑主义，探讨“真的数学哲学”和“数学实践哲学”，将理论的触角伸向可视化、图表推理、计算机在数学中的作用、数学物理等应用层面。无疑，数学基础与数学实践哲学是可以相得益彰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不是树干与枝叶之类的隐喻可以概括，就问题的提出而言，实际上它们是互为源流的。

更为重要的是，对科学实践的重视从根本上明确了分支科学哲学中问题研究的前提是具有历史性的有条件的科学实践，而非无历史性的抽象的哲学概念、范畴和命题。正是鉴于既有的哲学资源不足以应对科学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研究者开始将新实用主义与现象学及后现象学等思想资源纳入到科学哲学的研究之中，使其哲学背景得到重组。在一些分支科学哲学（如数学哲学、认知科学哲学）中，现象学成为重要的理论资源：一方面，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等人的思想受到高度重视，认知与思想的过程不再被视为笛卡尔式二元表征，而被视为以人的经验为中心、与身体及作为身体延伸到相关仪器的包含具身性、分布性和延展性的过程；另一方面，后期维特根斯坦关于意义根植于语言和文化的观念也得到认可。研究者希望这些哲学背景的重组有助于克服人工智能领域停滞不前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