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礼银
跟陶德麟先生相识不过三年，但是已然深深地折服于他对哲学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教哲学说中国话”。
最开始接触陶先生是缘于2004年为我的博士生导师韩震教授收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资料，当时只是在感性上将先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在一起，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也是字面上的、肤浅的。当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过是党中央确定指导思想的事情，与哲学理论的研究相隔甚远。
2007年9月，我来到有着深厚哲学底蕴的武汉大学，有幸投在了先生的高足汪信砚教授门下做博士后研究。有一次，因请先生担任我申请博士后科学基金的推荐人，我登门拜访了他，幸而得以与先生交谈。我问先生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先生坚定而有力地说:“教哲学说中国话！特别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那时的我，第一次明确意识到哲学研究的历史使命。还没等我说什么，先生又语重心长地接着说:“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你们年轻人来参与和完成。”对于当时整天缠绕在抽象概念中的我来说，这样的工作是陌生的，对于为生存而研究的我来说，这样的使命是外在的。因而，当时心里油然而生的是对先生的敬佩，当然里面还混杂着自己的羞愧。这次交谈使我深入地理解了先生，也改变了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看法。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先生的殷切期望，体悟到了来自哲学研究工作的责任，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教哲学说中国话”，这难道不是我们中国人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以来一直试图做到的事情吗?马克思主义最开始是说欧美的话，讲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故事，后来传入苏联，又开始说苏联话，讲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故事；再后来来到我们国家，当时我们这个国家刚刚放弃了代表封建专制的文言文，白话文还没有完全确立，于是我们长时间借用了苏联的话语体系。虽然我们也试图寻求其他的语言，但结果是，用中国人的口说出的是外国话或者我们自己都不明白的话，所以我们所说的不过是空洞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而不是我们自身所过的活生生的生活。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更不可能指引我们正确地行动。这导致的后果就是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离，在现实生活中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灾难，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先生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见证人，深感自身和国家都遭受其害，深感“教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巨性，他苦心孤诣地终生从事的研究工作，就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黑格尔曾说他是在教哲学说德语，而先生则是在教原说德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汉语，说我们中国现时代的大众化的语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华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先生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韩震老师曾说过的哲学研究的历史感。
在先生近前两年多，也耳濡目染了先生“教哲学说中国话”的三种方式:一是准确把握时代的问题，从具体的中国社会实践出发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二是用简单明了而又无懈可击的语言论证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三是培养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人才。
先生并不仅仅是用他的大脑在思考哲学，而且用他的心灵在体悟哲学；不仅是用他的双手在书写哲学，还用他的双脚在行走哲学。这样的哲学研究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既是逻辑的，也是历史的；既是一般的，也是特殊的；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
我们这些后辈，应该牢记先生的教导，不辜负先生的殷切希望，坚持不懈地继续先生的伟大事业，勇敢而自觉地担负起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历史使命:“教哲学说中国话！”
(作者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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