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

北大本指出：“‘四人帮’用虚构的所谓儒法斗争史是来代替各门历史科学的研究，对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所造成的破坏是严重的，对此必须正本清源。”^[546]孙叔平也指出，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并不是“儒法斗争”，“儒家不能作为唯心主义、复古主义的代名词”，“法家不能作为唯物主义、革新进步的代名词，‘以儒法斗争为纲’的哲学史，我是无法下笔的”。^[547]关于“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哲学发展的关系问题”，孙叔平认为农民阶级不存在“成系统的哲学”，“农民革命斗争在封建时代对哲学发展所起的作用，大概不表现在他们独立地提供了更高级的哲学”；^[548]农民并不占有文化，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创造者，所以，历史上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表现在地主阶级内部。孙叔平的哲学史具有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精神，不过，在他的著作中，唯物、唯心与进步、反动相连接的痕迹也还是十分明显的。^[549]

关于哲学史的对象，北大本指出：“哲学史是研究人类认识发展的科学。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通过中国历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思想发生、发展和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的历史，总结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克服、战胜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人类认识不断向正确方向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教训。”^[550]这里的说明包含了对斗争史的反思，但没有承认57年得到反复讨论的唯物唯心的“相互转化”，且仍有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发展史的目的史观痕迹。相比之下，稍后的武大中山本、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都强调了这一点。武大中山本引述列宁的话指出：“可以把哲学史简略地定义为‘就是一般认识的历史’，即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共同本质、普遍规律）的历史”，由此与其他具体学科知识相区别。哲学通过对其他学科的“概括、总结和反思，抽象出‘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等属于哲学的‘一般认识’。……哲学史所研究的则仅是既区别于宗教、艺术，又区别于各门科学而专属于哲学的‘一般认识’的历史，按照列宁的提示，即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历史。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无疑应当以列宁这些科学的规定为指针，认真厘定哲学史研究的对象、论述的重点和思想资料的筛选原则”。^[551]在此，唯物唯心问题是从“认识”的概念中引申出来的。《中国哲学史·导言》指出，认识充满了矛盾，而最能表现其本质的特殊矛盾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是哲学认识中最普遍、最根本的矛盾”，这个矛盾蕴涵着两种世界观，由此又可引申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不同。但是，与过去强调唯物唯心的绝对对立不同，本书强调“历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相互斗争和在斗争中的相互联结、渗透、转化，正是通过对一些基本范畴的继承、扬弃或赋予不同的解释表现出来的”。^[552]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渗透和转化，显然是吸收了1957年前后冯友兰、贺麟等人的观点。

冯契也认为：“哲学史可以定义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553]这个定义包含着对此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反思。把唯物唯心问题还原为思维和存在问题，首先避开了用唯物唯心斗争贯穿哲学史，其次，也是对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反思。所以在谈到哲学的发展根据的时候，冯契特别指出，哲学是离阶级斗争最远的意识形态，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并不能归结为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中国历史上哲学斗争发生在地主阶级内部。用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反对顽固派、中小地主阶级反对大地主阶级的斗争来解释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的斗争，同样也缺乏说服力，裴頠主张唯物主义，却是门阀地主的代表；慧能代表了庶族地主的利益。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动力首先是科学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554]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是社会内部的矛盾。

任继愈直接参加了1957年的反思，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也是从对日丹诺夫的反思开始的。他指出，解放后我们根据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研究中国哲学史，只注意了“两军对垒”，没有“研究人类认识螺旋上升的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不去总结这种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和经验教训，也不去注意分析每个哲学体系的内部逻辑结构和它在认识史上的地位”，^[555]是不正确的。任继愈认为，列宁的定义是全面的，日丹诺夫和亚历山大洛夫都各为一偏。“哲学史讲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对于自然界发生、发展的认识，即自然观；对社会历史发生、发展的认识，即社会历史观；对思维规律的认识，即逻辑学和认识论。把这些概括起来，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就是整个人类认识的历史。”^[556]“认识史”和“斗争史”这两个定义并不相互矛盾。唯物主义能够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比较正确，唯心主义也是人类认识前进运动的一个必然环节，是不结果实的花朵。唯心主义提出的问题淬砺、锻炼了唯物主义，所以，“哲学史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离开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来讲认识的发展”，就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557]“代表人类正确思维的是唯物主义思想，它可以称为哲学的主流。但是，人类认识不是沿着直线前进的，走过不少弯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也存在互相转化和互相促进的复杂情况。”^[558]对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相互转化和促进，说得最为明确的是刘宏章、傅云龙的《中国哲学史教程·导言》。刘宏章指出：“为把握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既要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予以充分肯定的评价，又要给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一定的地位。孤立、片面的做法，主观随意地拔高或者贬低任何一方面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也是违背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事实的。应该指出，过去那种过分强调中国哲学史上各种思想间的对立和斗争，而不承认其间相互继承关系的存在或者对此注意不够，也是不科学的。”^[559]这里的说明都有较强的针对性。相比之下，人大本哲学史认为，“哲学史是主要围绕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而展开的矛盾认识史”，^[560]其内容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对立统一中的斗争史，认识史和斗争史是不可分割的。“作为认识史的哲学史本身就内在地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反过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也就是以哲学形态表现出来的认识史。”^[561]人大本哲学史仍然保留着“目的史观”的说法，强调“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562]且没有提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相互转化。

在具体内容方面，除了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发展史》提到的自然观、社会观、认识论之外，孙叔平提出，古人在进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考时，凡是涉及宇宙观、历史观、人性论、知行论的，就可以把他们视为哲学家，把他们的思想资料加以剪裁，“写出我们所理解的哲学史”，由此确定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北大本、武大中山本都进一步提到了概念、范畴的演变等问题。北大本指出：“要着重分析各时期各代表人物的理论思维及其特点，注意总结各种哲学思想之间的批判和继承关系。同时，也要注意阐明中国哲学史上一些基本概念或范畴的演变和发展。”^[563]武大中山本提出了认识发展的逻辑进程问题等，这些都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