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在苏联的传播

《哲学的贫困》在苏联的传播

十月革命前后，《哲学的贫困》在俄国的普及率极高，从1886年第一个俄译本出现到苏联时期多次重译与再版，无不体现着这部著作对苏联民众的巨大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到我国。因此，厘清《哲学的贫困》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出版历史，对我们在当今时代审视《哲学的贫困》的重要思想，具有不可或缺的启示意义。

1883年8月，第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成立，它在成立之初随即发出了“关于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通告”，从这时起，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俄译本就在这套丛书内作为该社的正式出版物发行。一方面，由于该社的译本都在国外出版，且是全文，避开了书报检查制删减的威胁，另一方面，恩格斯给劳动解放社的出版活动提供了大量帮助。所以，劳动解放社的译本是十月革命前期的最优秀的译本。

在1884年3月2日，查苏里奇就致信恩格斯，请求他允许他们将《哲学的贫困》以俄文出版，并希望恩格斯把当时打算为准备付印的该书德文第1版所写的序言寄去，再看看校样提出意见。四天后，恩格斯致信查苏里奇：“《哲学的贫困》俄文译本出版的日子，不论对我或对马克思的女儿们来说，都将是一个节日。不言而喻，我是很愿意把对您也许有用的一切材料提供给您的。我的意见如下。除了德文译本，目前正在巴黎出版一个新的法文版本。我正在为这两个版本写一些注释，我将把注释的全文寄给您。马克思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1865年）上发表的一篇《论蒲鲁东》的文章，可以用来作为序言，这篇文章差不多完全包括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篇文章只保存下来一份……如果在马克思或我的文稿里找不出第二份（几星期之内我就可以知道），那么您能很容易地通过伯恩施坦弄到一个抄本。我一定要给德文版专门写一篇序言……在我看来，俄国读者对此恐怕是不会感兴趣的，因为我们的冒牌社会主义者还没有渗透到他们当中去。但是，您对这一点会有自己的看法；这篇序言如果您认为有用，您可以自行处理。”(46)据此，《哲学的贫困》俄文第1版于1886年在日内瓦出版时，查苏里奇加入了恩格斯为德文第1版写的序言。除此之外，还在附录中刊载了马克思在科隆陪审法庭上的辩护词的片段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片段。

19世纪后半期的沙皇俄国属于高压统治，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禁止一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在俄国社会中传播，许多劳动解放社的出版物都是用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突然出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在一个完全没有出版自由的专制制度国家里，在凶恶的政治反动势力对于任何一点政治不满情绪和反抗表示都肆意摧残的时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忽然打开了一条出现于受检查的刊物上的道路，而用来说明这个理论的语言虽然是伊索寓言式的，但终究是一切‘感觉兴趣的人’都可以理解的。政府只惯于把（革命的）民意主义的理论当做危险的理论，却照例没有发觉这一理论的内部演变过程，而欢迎一切对这个理论的批评。等到政府醒悟过来的时候，等到书报检察官和宪兵这支笨重的军队终于发觉了新的敌人而加以攻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不少的（照我们俄国的尺度来计算）时间了。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一本又一本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和报纸相继创办起来了，大家都纷纷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人们都来奉承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献殷勤，出版家因为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畅销而兴高采烈”(47)。正因为如此，1898年，俄国基辅的库什涅列夫协会印刷厂公开出版了《哲学的贫困》第1章的单行本。但为了迎合书报检察机关的意旨，书中没有指明作者是谁，并歪曲了马克思有关革命实质的主张。

1899年5月1日，波波夫翻译的《哲学的贫困》被书报检察机关禁止，并且禁止劳动解放社的《哲学的贫困》在俄国的宣传。1901年，贾布利茨基和皮亚京出版社公开出版了由皮亚京和别利亚夫斯基从法文版译过来的《哲学的贫困》完整译本。上面还带有恩格斯的序言，但很快被沙皇政府没收了。书报检察官认为，该书在其现在的形式中，包含了旨在摧毁现存经济制度、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论断，以及对预言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有害学说的宣传。由于国内局势紧张，不断的工人罢工，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加剧，沙皇政府加大了书报检查的力度，1900至1905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不能在俄国公开出版，只能在国外发行，主要在日内瓦。

1905年至1907年，随着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动，沙皇政府放松了书报检查，允许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至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大量出版发行，迎来了俄文版传播史上的一次高潮。1905年“启蒙”书籍出版社出版了由乌尔里希翻译的《哲学的贫困》，该书包括恩格斯为德文第1版所作的序言和马克思的《论蒲鲁东》，孟什维克在《知识就是利益》这个期刊的1908年第1、2期上，刊登了《哲学的贫困》、《格雷是蒲鲁东的先驱者》、《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这几篇文章。1908至1917年，由于1905年革命失败，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被大量销毁。因此，《哲学的贫困》没有再版。

十月革命胜利以前，人民渴望阅读马克思的政治文献，但当时的条件在客观上制约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出版，加上沙俄时期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毁灭性的删减。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文献出版的条件极其艰苦，“印刷设备损坏、纸张和油墨缺乏、有经验的出版印刷干部奔赴前线和阵亡”。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苏维埃俄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马克思学研究和出版中心。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不仅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中央出版社出版，而且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库尔斯克、基辅、哈尔科夫、雅罗斯拉夫尔、塔什干、伊尔库茨克、明斯克等许多城市出版。由于出版社分散且没有统一的监督，因此只能翻印革命前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版本，但好多都是被沙皇政府的书报检察机关删改得不成样子的版本。在当时，《哲学的贫困》就有查苏里奇、皮亚京及别利亚夫斯基、阿列克谢耶夫和乌尔里希四个译本。

191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一次启动。在版本的编排计划中，曾打算第2卷收录《哲学的贫困》。但众所周知，从1918年到1922年的四年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的第一次启动仅出版了4卷：第3、4、5、6卷。第3卷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至1849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经验基础上所写的最重要的历史学著作；后三卷则是《资本论》的内容。

为了能集中出版事业，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5月19日颁布了关于创立国家出版社的法令。沃洛夫斯基被任命为国家出版社的负责人。检查整个共和国范围内的出版活动就属于国家出版社的重要职责之一。为此，国家出版社下设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即马克思委员会，检查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和再版，梁赞诺夫、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沃尔夫松、梅谢里亚科夫是委员会的成员。这时出版了一些按原文校订过的重要著作的译本，其中就包括《哲学的贫困》。

1920年12月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作出决定，建立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博物馆；1921年1月11日，根据梁赞诺夫的倡议，俄共（布）组织局决定，这个新的机构改组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使之成为收集、研究和科学发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科学中心。从1923年起，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展开了出版活动，他们不仅着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还要重新刊印马克思恩格斯某些最重要的著作。1928年，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梁赞诺夫的主持下，下设在研究院内的国家出版社出版了由维·查苏里奇翻译、普列汉诺夫校订的《哲学的贫困》单行本。梁赞诺夫亲自为其作序。在这个单行本中，不仅收入了恩格斯为德文版第1、2版作的序言，卡尔·马克思的《论蒲鲁东》，还将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作为附录收入。在单行本的末尾还附有详细的注释和人名索引。1929年，该单行本的正文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的第5卷中。梁赞诺夫在这卷的“编者序”中指出：“确实，这个译本不是从原文，而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但我们认真地核对了1847年法文版的原本。……恩格斯为德文版写的序言连同恩格斯在1883至1895年写的其他文章都将收录在第13卷中。”1930年，该单行本再版。

1938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的宣传工作的决议》中揭露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出版中的严重错误。中央委员会要求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从根本上改革全部工作体系，并指出“清理意识形态部门的疏忽，特别要在马恩列研究院不合格的工作中寻找容许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翻译成俄语时歪曲和不准确的言辞出现的疏忽”的必要性。决议责成研究院在短期内修正被歪曲的内容，尽快重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因此，从1939年起，开始了苏联出版和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新时期。1939至1940年，苏联马恩列研究院重新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包括两卷本的马克思著作选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德国农民战争》、《法兰西阶级斗争》、《费尔巴哈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和《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等。1941年，新版《哲学的贫困》俄文单行本问世。

1955年，译自法文第1版，并参考了1885年、1892年德文版、1896年法文第2版所作修正的俄文版《哲学的贫困》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4卷。恩格斯为德文版第1、2版所作的序言分别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的第21、22卷。1956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的版本出版了《哲学的贫困》单行本，共184页。除正文之外，还包括马恩列研究院所作的说明，恩格斯为德文版第1、2版所作的序言及附录。附录包括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摘录）》以及《论蒲鲁东》四篇文章。从那时起到1973年，《哲学的贫困》单行本在苏联曾以14种语言出版了33次，总印数达到683000份。此后，苏联再没有出版过该书的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