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的贫困〉（)

《关于〈哲学的贫困〉（)

（一种科学的分析辩证法问题的出现）

《哲学的贫困》是1846年12月至1847年6月间用法文写成的，出版时用的书名是《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由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编辑的该书的德译本188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2年又出版了第二版。马克思所要“答复”的蒲鲁东的著作是《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正如恩格斯在为《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在写作《哲学的贫困》一书的时候，“马克思已经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恩格斯接着说，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使他有机会发挥这些基本点，以同这个从那时起就要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居于最重要地位的人的见解对立。自从他们两人在巴黎常常终夜争论经济问题以来，他们的道路是越离越远了；蒲鲁东的著作证明，两人之间现在已经横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置之不理在当时已经不可能了，所以，马克思在他的这一个答复里也就确认了这个不可弥合的裂口”(26)。

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位奠基人对这个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所作的这个著名的答复是如何表达的呢？《哲学的贫困》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是批判蒲鲁东的经济思想，第二部分主要批判蒲鲁东的哲学思想。这同马克思在该书的《前言》中以下述辛辣的措辞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法国，人家认为他［蒲鲁东］理应是一个拙劣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卓越的德国［亦即黑格尔传统的］哲学家著称。在德国，人家却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最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著称。我们是德国人［即哲学家］同时又是经济学家，我们要反对这一双重错误。

读者将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做这件不讨好的工作时常常不得不放下对蒲鲁东先生的批判，而去批判德国的哲学，同时还要对政治经济学作某些评论。(27)

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自然是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即马克思对拙劣的蒲鲁东的方法以及一般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将此简称为传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所作的哲学批判。但是，我们必须从下述摘自第一部分的具体而明确的陈述和评论出发。这些陈述和评论，通过激发第一部分构思的确切理由——即蒲鲁东的经济理论的荒谬之处以及他的经济学的乌托邦——将引导我们进一步探讨第二部分。

［马克思问道：］蒲鲁东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全部发现——“构成价值”是什么呢？

只要承认某种产品的效用，劳动就是它的价值源泉。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来确定。价格是产品的相对价值的货币表观。最后，产品的构成价值不过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28)

然而，马克思对此概念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个关于产品的构成价值的概念产生于一个严重的混淆。他指出，亚当·斯密有时把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当做是价值尺度，有时却又把劳动价值当做价值尺度(29)。李嘉图揭露了这个错误，清楚地表明了这两种衡量方法的差别，并且得出结论说：“任何商品的相对价值都是由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30)（“商品的相对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现在，“蒲鲁东先生加深了亚当·斯密的错误。亚当·斯密只是把这两个东西并列，而蒲鲁东先生却把两者混而为一”(31)。因此，蒲鲁东先生从李嘉图学说中引申出的一切“平等的结论，是建立在一个根本谬误的基础上”(32)。从根本上说，这些结论就是：通过人民银行向工人提供“无息”贷款实现“交换的相互性”（相互交换）以保证工人不再让那些不劳动者即资本家分享其劳动产品，因此工人自己也能够成为一个小业主，从而消除任何形式的“不劳而获”。简而言之，这个主张就是：在不危及或损害资产阶级财产所有权本身的前提下摧毁资产阶级财产所有权的基本特征、不劳而获和利润。

其荒谬之处在于：

他把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商品价值和用“劳动价值"来衡量的商品价值混为一谈。如果把这两种衡量商品价值的方法搅在一起，那么也就同样可以说，任何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都是由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或者说，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它可以购买的劳动量来衡量；或者还可以说，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可以得到它的那种劳动量来衡量的。但是情况远不是这样。像任何其它的商品价值一样，劳动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

如果一个缪伊［约合1800公升］的谷物在以前值一个劳动日，而现在值两个劳动日，这就是说它的价值要比原来增加一倍；但是这一个缪伊的谷物并不能起一倍劳动量的作用，［不能作为两倍的谷物吃］因为它包含的养料和以前一样多。因此，由生产谷物使用的劳动量来衡量的谷物价值将增加一倍，但是用谷物能购买的劳动量或者可以用来购买谷物的劳动量来衡量的谷物价值，决不会增加一倍。［……］

因此，用劳动价值来确定商品的相对价值是和经济事实相抵触的。这是在循环论证中打转，这是用本身还需要确定的相对价值来确定相对价值。(33)

当蒲鲁东试图“找出工人们应分得的产品的正确比例［而且仍然进入上面所说的“相互交换”的领域］，或者换句话说，通过寻找商品相对价值的尺度，以确定劳动的相对价值”(34)的时候，他就完成了这个循环论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继续说，］有一种糊涂观以为，商品的成本价格构成商品的现实价值，而剩余价值是由于商品高于价值出售产生的，因而，只要商品的出售价格等于它的成本价格，也就是等于在它上面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加上工资，商品就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这种糊涂，被那个惯于用科学招牌来招摇撞骗的蒲鲁东吹嘘为新发现的社会主义秘密。把商品价值归结为商品成本价格，实际上就是他的人民银行的基础。(35)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一部分将要结束的时候得出结论说：］在原则上，没有产品的交换，只有参加生产的各种劳动的交换。产品的交换方式取决于生产力的交换方式。总的说来，产品的交换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形式也就随之变化。因此在社会的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因此，没有阶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交换。

但是，［所谓］可敬的资产者的良心却不承认这个明显的事实。只要是资产者，他就不能不把这种对抗关系当做不允许任何人损人利己的、以和谐与永恒的公平为基础的关系。(36)

《资本论》的最一般的标准，即生产决定分配以及分配的社会历史特点的标准，在我们上面刚刚提到的《哲学的贫困》的那一段话中已作论述。我们在《资本论》中还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

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的关系［私有者的关系，等等］中提取他们公平的理想，永恒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说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如果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物质变换的现实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离合性”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变换，那么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种种“永恒真理”，那么这个人对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37)

这些关于永恒的抽象概念和一般的公平理想的提示自然把我们引上《哲学的贫困》的第二部分，即对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及其逻辑的方法的基础的先验的抽象的性质的批判，蒲鲁东使这些概念和理想实在化或实体化其最终结果是在认识上是毫无内容的——马克思在提出“……我们的了解又高明多少”这个问题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些提示回响着我们在前面一章探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那一部分已经知道的变音。

在第二部分的开头，马克思引证了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中一段非常明确的话：“这里我们论述的不是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而是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各经济阶段或范畴有时候是同时出现，有时候又是颠倒的……不过，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一定系列，经济理论的这种次序，如所预期的那样，已被我们发现了。”马克思同时指出，“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扔向法国人，毫无问题是想吓唬他们一下。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同两个人打交道：首先是蒲鲁东先生，其次是黑格尔。”(38)

当触及问题的核心时，马克思继续说：

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式的范畴，他想给我们说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

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由于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编一下次序就行了。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但是，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理论”］的历史发展，既然我们只希望在这些范畴中看到观念、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因此是先验的］思想，那末，我们就只得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怎样产生这些思想呢？［……］假如在格尔主义方面我们具有蒲鲁东先生那种大无畏精神，我们就会说，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就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没有可与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与之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己跟自己结合……正题、反题、合题。对于不读黑格尔语言的读者，我们将告诉他们一个神圣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同上面所说的一样，这是一个典型的辩证的——三位一体的公式，表达了“合乎理性的肯定”，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作为无差别的统一体的理性的第一次“肯定”或直接的“安置”；第二阶段是它的“否定”或纯粹理智的“分析”，或者说是理性与自己的“对置”；第三阶段是“否定之否定”或在“综合”中对分析的“超越”。因此这是理性的“自我意识”，是理性作为无差别的“具体的”统一“回到自身”，或有言之，理性与它自己的“结合”——注意，通过一种单一的、内在的、先验的、绝对的品格］［……］

在抽象的最后阶段（因为这里谈的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抽象，而不是分析），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吗？［……］正如我们通过［不确定的、先验的］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或特定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以得到［最］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既然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末也就不难设想，我们在运动的逻辑公式中已找到了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赋予概念和理念以实体的现实性，即本质和实在］。

关于这种绝对方法，黑格尔这样说过：“方法是任何对象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逻辑学》第3卷）

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末，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对象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的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39)［着重号主要是德拉－沃尔佩加的］

因此，“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纯粹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得到并不是按其“逻辑顺序”（见上）排列起来的经济学范畴，正如“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事实是，“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准确的’］抽象”。然而“其中的［思辨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正如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的）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也就是说，他赋予这些范畴或观念以真正的实体的力量，使之本质化或实体化。在希腊语言之中来说，实在确切说就是ousia （本质、元素）、具体的物质或个别存在物的同义语］。“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带、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而且他也更不了解，“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他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因为“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40)。

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包括蒲鲁东在内，

……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合乎理性的］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以，以前是有历史，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产阶级的生产是地租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他仍然把他的地租概念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做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41)

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致巴·安年柯夫（P.Annenkov) 和1865年1月24日致约·施韦泽（J.Schweitzer）的信是《哲学的贫困》一书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附录。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早就说过：

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做抽象的概念，是生活的唯一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得大加改善。……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也正像封建形式的情况一样。……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42)

马克思在致施韦泽的信中对这一结论作了如下阐述：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空想］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错觉（而不是在贫困中看到将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也就是说，他只看到了道德的、否定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经济的和科学的原因〕。［……］［所以，蒲鲁东的著作只是］“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43)

在同一封信中，马克思又非常好地重新陈述了《哲学的贫困》中的那段话。马克思认为：

他［蒲鲁东］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就表明他对科学辩证法［此处着重号是德拉－沃尔佩加的］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而且，他是多么拐弯抹角地又回到［此处着重号为德拉－沃尔佩所加］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44)

马克思所作的最终的认识论的阐述是：蒲鲁东最终发现自己处在直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这个起点上，这是他崇尚黑格尔主义的循环论证或形而上学的、先验的、因而是一般的（goneric类的）关心的结果。这个阐述使我们又回到了以下观点，同时非常重要地阐明了这些观点：（1）上面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及的“循环论证”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表现在：劳动的价值决定商品的价值，一种相对价值以另一种相对价值为基础，而这另一种相对价值本身又是需要确定的。（2）由认识上的贫乏所具有的一般重要性（例如，由此我们对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等的教父们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可以推论出：改造与现实的商品生产相适应的现实的法律以达到与一种抽象的公平理想的一致。简言之，这是任何╋实╋体╋化过程——在这里是同那些典型的先验的论证即神学的论证（在这里说的是唯心主义的世俗神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必然结果。这个具有普遍重要性的观点是在《资本论》上述引文中提出来的。（3）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45)(1984）中得出的如下批判性结论：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们的（先验的）论点至多不过是“当时”社会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征象”，“丝毫没有推进人们对……真实的……社会关系的理解”(46)。

打开一般的“科学辩证法”之“奥秘”的钥匙已经作为一种逻辑的批判的形式的阐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一般的“科学辩证法”的革命需要赋予《哲学的贫困》的方法论部分和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整个论证以活力，而且后来亦为《资本论》提供了现实的结构。在这里我们应该思考一下我们上面所引证的那些段落——它们是作为经济学、公平或一般“伦理”问题的模式而陈述出来的——以及这位自然科学家、化学家的方法或方法的本质所具有的令人难忘的、反教条的意义。如果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物质变换的现实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亲合性”这些“永恒的”——因此是一般的——观念来改造物质变换，那么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这把钥匙就是对先验的、思辨的辩证法的“神秘化了的”、被扭曲了的结构及其最终结果——不仅仅是语词上的同义反复和逻辑的倒置（参见上面所回忆的“循环”）——进行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这些同义反复和逻辑颠倒在开始考察基本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已作过探讨。

于是，我们最后必须继续转向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在这篇《导言》中对上述被扭曲了的结构，对（事实上）被表述为经济规律的这个经过改正的逻辑结构的必然规范原则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推论进行了广泛的逻辑的唯物主义的分析。换言之，这意味着在经济学中从“思辨的”或形而上学的辩证法、“神秘化的”或神秘的辩证法向“科学的”，亦即分析的辩证法的革命转变，也就是从实在到假设、从先验的主张到经验的预测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