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与编辑

《哲学的贫困》与编辑

日本东北大学收藏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法文原版马克思“自用修改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Zwei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以下简称MEGA2）是“关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印刷物、手稿以及来往书信的完全的、历史的批判的全集”。MEGA2计划出版114卷，至今已出版58卷。这是一个无论在收录文献数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远远超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arx Engels Werke，简称MEW）的新版本。目前，我国依据MEGA2编译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只有22卷，人们对MEGA2研究还刚刚起步。但是，在国际上不仅学者们使用MEGA2已经成为惯例，而且一些国家通过对MEGA2的编辑工作在研究上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特别是在欧洲和日本，还形成了一股以MEGA2为核心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潮流。MEGA2在每一个具体的文献上，不但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终定稿，而且还以活字的方式将他们的草稿和草案、笔记、摘录以及他们对这些东西的修改、删除、插入、异文、对已出版物的栏外补充、下划线、旁线、记号等等统统再现了出来，也就是说它包含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对手稿的整个修改过程以及他们两人不同笔迹的完全记录。因此，新MEGA属于最接近马克思恩格斯手稿原始状态的版本，故被称做是一个“历史考证”（historisch－kritisch）的全集，它的这一特点对于要研究第一手资料的人来说，具有无法替代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哲学的贫困》预计收录于MEGA2第一部分第6卷，目前仍未出版。但是，在MEGA2的编辑工作中，日本还保存着一个不能回避的文献，即马克思在伦敦时期收藏的《哲学的贫困》1847年法文版的自用本。

1983年，即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际，收藏在日本东北大学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法文原版马克思“自用修改本”公开影印出版了。这部《哲学的贫困》是1847年的初版，曾经是马克思在伦敦时期自用的藏书，在他去世后，经过恩格斯再转存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中保存，1921年以后“不知下落”，田中菊次在1950年前后，在东北大学经济学部任助教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栉田民藏文库”中无意间发现这版《哲学的贫困》，后经过他的细致的研究发现这版《哲学的贫困》就是马克思的法文原版修改本。这本书上有很多处经马克思亲笔批注勾画，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宝贵文献。

目前保存下来的这本书具有以下特征：该书封面的书皮上，用德文记有“1921年7月27日，柏林，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栉田民藏”的字样。这部《哲学的贫困》的封面等处盖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藏书印章。

在文本部分，包括马克思在内共有5个人的笔迹，在其他部分，包括栉田民藏在内共有4个人的笔迹。在本文上所加的注中，其中有很多订正、删除和修改，更多的是划及全书的记号、旁线和横线，总共有300处之多，其中据说有200多处的旁线和横线是作为修订时需要探讨的问题而遗留下来的。这些几乎都是用蓝铅笔与黑铅笔写成，并且看得出用黑铅笔写的时期早一些，且大部分是马克思自己写的。在其他人加的注中，有6处是恩格斯用黑铅笔加的，这6处与1885年德文版本的恩格斯“序言”和“注释”的内容相一致，在封里贴着的标签上有用蓝黑墨水写的“Nr.3／1”。其他人加的注（如伯恩斯坦和考茨基、马克思的女儿劳拉）在本书中至少还有3个人的笔迹：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第3个人所作的2处修改（黑铅笔）、第4个人所作的2处订正（蓝铅笔）、第5个人所作的2处订正（黑铅笔）。

马克思在这本书上加的注，可以分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仅仅是关于初版本上的错排字和词汇的订正。这在涉及7页中共有9处。针对这种情况，即印刷和排版方面的错误，马克思本人在校阅的过程中已经标在这个自用本上，为此，马克思专门做了一个“勘误表”，并且在1847年法文版出版后随书发行，这9处在后来修订的法文版和其他文字的版本中都已经订正。严格说来，这些排版和印刷错误并未造成对思想的误解。

第二种情况：关于重要内容上的修订和改善。首先，将“劳动”的买卖改为“劳动力”的买卖这样一种更加严密的措辞。马克思1850年以后在伦敦研究经济学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作为商品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而在1844至1845年间，是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首先论证了劳动力的“自然价格”和工资的最低额相等，马克思当时还刚刚开始接触古典政治经济学，就采用了恩格斯的观点。他们的论点又被拉萨尔利用，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尤其是“劳动力的买和卖”一节时发现(53)，劳动力的报酬平均总低于劳动力的价值，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力的价格会越来越低于劳动力的价值，导致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工人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54)，因而，马克思修正了《哲学的贫困》中的观点，即将劳动的买卖、劳动的价值改为劳动力的买卖和价值，从而彻底摆脱了李嘉图和蒲鲁东关于“劳动价值”的观点，也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劳动视为人的类本质的说法合理地引申到政治经济学中。除此之外，还有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表现和措辞方面的订正，对交换社会中的价值的振动运动所作的修改和删除，以及对李嘉图的地租论所作的订正、删除和修改，关于利润率的修改和删除，等等。

马克思对《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四节所做的修改

第三种情况：关于在修订时应予以探讨之处划的记号、旁线和横线。划及全书的各式各样的记号、旁线和横线共200多处。后期的马克思企图怎样修订和改善他初期的这一出发点式著作，当时他所考虑的重点部分是以这些记号、旁线和横线来显示出来的。我们尚不能准确地断定马克思所划的所有标记的意图，但我经过对比其中的横线后发现，《哲学的贫困》中的这些论述都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过。如：

“他把劳动商品这个可怕的现实只看做是文法上的简略。这就是说，建立在劳动商品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今后仅仅是建立在某种破格的诗文和比喻性的用语上了。如果社会愿意‘排除’使它烦恼的‘一切麻烦’，好吧！那末只要去掉不好听的字句，改一改说法就可以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要请求科学院出版一部新辞典就够了。”(55)

“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56)

“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57)

“甚至下面一点也可以确立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工场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越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工场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58)

“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领域内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分化不能分离一样。”(59)

以上引文出自《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加以引用。对比这两部著作的写作语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马克思是对照《资本论》及其手稿修订《哲学的贫困》。可以设想，马克思着手修改时，手边放着《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第一卷以及相关手稿，他一边阅读《哲学的贫困》1847年法文版，一边对照《资本论》，他有意识地将《资本论》中引用过的段落标在自用本中，并划横线表示出来。第二、通过对照，马克思试图确定要重点修改的段落和内容。我推测，马克思所划的竖线表示这些内容可以不必修改或者暂时不修改，因为马克思修改较多的部分，横线和竖线均未出现。第三、出现横线和竖线之处，多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即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种作为马克思研究和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如马克思本人所说，“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工作的总的结果”，并一直延伸到《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

总体看来，在这每个记号、旁线和横线里，初期的马克思和撰写《资本论》时的后期的马克思，以重叠摄影的形式表现出来了，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和问题是非常深刻的，也是很微妙的。对这部书上马克思所加的注，可以断定是后期马克思为其初期的重要著作所作的修订。《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概言之，它正是《资本论》的出发点。马克思自己在晚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常常接触到《哲学的贫困》，多次引用过它。而且，他把《哲学的贫困》称为《资本论》的“萌芽”，曾考虑过要加以修订。这一出版修订版的计划，虽然在马克思生前未能实现，但是，它的准备工作以这部《哲学的贫困》上加注的形式被保留下来了。

对于MEGA2而言，所有的MEGA2卷次都是由正文（Text）和附属材料（Apparat）两卷组成的。正文卷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最终定稿的刊印，其内容与MEW基本上是相同的。而附属材料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不同笔迹、他们对手稿的修改过程以及他们对手稿结构、概念、表述上的差异的记述，也就是说，正是在附属材料卷中包含了MEW所没有的信息。譬如，在新MEGAI／5《德意志意识形态》卷中，记载上述笔迹差异和修改过程信息的是附属材料卷“异文一览”（Variantenve‐rzeichnis），而在新MEGAII／12“恩格斯编辑用稿”卷中，记载这些信息除了“异文一览”以外，还有“构成比较（Gliederungsvergleich）”、“出处一览（Provenienzverzeichnis）”和“出入一览（Abweichungs‐verzeichnis）”这样三个特殊的附录。按照“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的编辑大纲》，MEGA2的编者要对手稿的成立过程以及排列顺序等进行说明，这些说明主要集中在MEGA2的附属材料卷的“成立和传承”（Entstehungundberlieferung）部分和正文卷的“序言”（Einleitung）部分，这些部分由于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写作时间以及成立过程的记述，极具学术价值。这些内容也是MEGA2编辑《哲学的贫困》时不能回避的重要内容。

《哲学的贫困》于1847年出版以来，距今已有160多年，这个“自用本”由栉田民藏带到日本也已过了90年，从栉田民藏的手里转到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直至被发现，这一期间作为下落不明又度过了30年。这个版本，为研究后期马克思考虑如何修改其初期著作《哲学的贫困》提供了唯一的第一手资料。目前，日本学者已经将马克思的修改进行了判读，并译为日文、德文和英文，并在日本东北大学的网站上公开发表。

《哲学的贫困》的最大的谜，似乎是说该书是未完成的作品。这样，就出现了关于《哲学的贫困》的完成、未完成的问题。马克思至少有两次着手搞《哲学的贫困》的修订工作，但是在他生前未能出版修订版，这可以说和《资本论》的未完成有本质上的关联。例如，《资本论》第2卷、第3卷中的数十处句读旁线，几乎都是恩格斯在编辑时加上的，它意味着马克思原手稿中的空白、间断和异文的部分。修订《哲学的贫困》并使它成为完成品，这对埋头苦干于《资本论》完成工作的马克思来说，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马克思经常说，他自己的著作应该是一个艺术上的整体，同时他又说，伟大的作品都是未完成的。这些话无论是对《资本论》还是对《哲学的贫困》来讲，都是很合适的，又是有象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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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九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页。

(2)Vincent, K.Steven, Pierre－Joseph Proudhon and the rise of French republican so‐cialism, New York1984, p.14.

(3)另译为《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本书为叙述方便均使用《什么是财产？》。

(4)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下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57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页。

(8)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一卷），刘丕坤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19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3—484页。

(11)梅林：《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何清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9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14)如“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关系”、“私有财产和劳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私有财产和需要”等标题，都是中文编辑者根据内容后加入的。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

(16)同上书，第16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页。

(19)同上书，第25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页。

(21)同上书，第257页。

(22)同上书，第27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25)MEGA2第Ⅳ部门第3、4、5卷发表了《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目前国内尚没有译本。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页。

(27)同上书，第33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330页。

(29)同上书，第330页。

(30)同上书，第332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页。

(32)我认为，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回信中至少否认了恩格斯的三个看法：第一，施蒂纳是“转向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心主义者”；第二，施蒂纳利己主义本身的片面性“转向共产主义”；第三，施蒂纳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1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8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2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8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4页。

(41)比利时当时的货币单位。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

(44)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6, Prefacep. 7－8.

(45)这部分内容参照了姚颖的论文，《〈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前后及苏联时期出版史述要》，载《新东方》2009年第12期，特此致谢。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1—122页。

(47)《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

(48)参见1919年5月、11月《新青年》第6卷第5、6号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49)《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3页。

(50)《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59页。

(51)《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8页。

(53)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0页；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6页。

(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3页；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

(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4页；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4页。

(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4页；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3页。

(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6页；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