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是资本论的萌芽

哲学的贫困是资本论的萌芽

（一）为科学社会主义扫清道路

1846年，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勃艮第地方农民出身的蒲鲁东，发表了他的第二部巨著《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同年12月底，马克思读过这本书之后，写信给巴·瓦·安年柯夫说，他认为这是“一本坏书，一本很坏的书”，一本杂乱无章而妄自尊大的著作(48)。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暴露出完全不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不了解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及其相互联系，因此，他不是对真正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行科学分析，而是提出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全世界的历史被他描绘成永无错误的理性的思想顺序，描绘成“社会天才”的假设。

马克思无论是在准备以《哲学的贫困》来公开回答蒲鲁东以前，还是在这以后，都曾不止一次地回到对《贫困的哲学》进行总的或各个部分的评价，但这里特别重要的是指出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因为这些思想是在阅读蒲鲁东的书以后紧接着产生出来的，而且是《哲学的贫困》中所阐述的思想的集中表现和最初形式。

蒲鲁东观点的世界观基础，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虽然蒲鲁东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蒲鲁东完全抽象掉具体的历史条件，实际上并不了解过去的历史，也不知道现代生活的规律，他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糊涂头脑中产生出来的经济范畴的随意排列的顺序，来代替对现实事件和事实的实际发展的研究。

蒲鲁东唯心主义观点表现为：他歪曲地解释客观的经济过程，以及反映这些过程的经济规律性和经济范畴。按照蒲鲁东的观点，社会分工、机器、货币、信贷等等，不过是人们为了平等而“想出来的”，但是，事实上他们又转而反对平等的思想，因此，实际结果是善良思想被人为地加以歪曲，好的意图和坏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看来，他甚至不怀疑经济现象的客观局限性，并且在一切方面都想要寻求神意或自由行动的人的意志的结果。蒲鲁东神秘地歪曲了实际的关系，他把这些关系看成永恒的抽象思想的体现，他把生活的现实发展过程归结为思想的逻辑运动。马克思指出，对于蒲鲁东来说，原始的原因是抽象，范畴(49)。如果抽象是永恒的，那么它们的结果也是永恒的，不朽的，特别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必然属于永恒真理之列。

关于蒲鲁东，很少能说他是黑格尔唯心哲学的宣传者，甚至根本不能这样说。他把这一哲学的合理内核即黑格尔的辩证法歪曲了，庸俗化了。黑格尔承认对立的统一和矛盾的斗争是思想发展的基础和源泉，而思想又外化而存在于可感觉的生活形式中。蒲鲁东借用了黑格尔的语言，把矛盾的解决归结为：通过综合不同的思想或范畴的方法人为地消除每一现存的思想中“坏的”方面，这样一来，好的方面就留下来，坏的方面则消除了。“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50)所谓“坏的方面”通常推动社会进步，形成带有新的内部矛盾的新的社会关系。和这些新的关系相适应的，则是新的思想和范畴。在蒲鲁东那里，辩证法的位置被小资产阶级关于完善资本主义的道德化的号召所占据，被小资产阶级的一些期望所占据，例如期望从竞争和垄断身上清除掉对小资产阶级所有权起破坏作用的性质。

认为抽象思想仿佛拥有创造生活的奇妙性质，这种对抽象思想的崇拜必然会得出如下结论，即否定群众的任何实践和革命活动。对蒲鲁东来说，现存社会的改变完全能够通过思维范畴的改变来实现。他不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内容，曲解了唯一能够使资本主义制度覆灭的力量。

马克思在给安年柯夫的信中指出，“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51)。这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给予蒲鲁东的政治评价相比，作了重大的修正。把蒲鲁东评价为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和解释者，这是完全科学的和完备的说法。

这个结论的令人信服的证明，包含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这本书写于1847年上半年，是直接回答蒲鲁东的著作《贫困的哲学》的。当蒲鲁东把他的这本书告知马克思的时候，他在信中写道：“等待着您的严格的批评”。蒲鲁东完全得到了这种批评，并且是应得的批评。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书是既机智又严正的著作(52)。

当然，马克思的书首先是为了反对蒲鲁东的观点，这些观点之所以更危险，是因为蒲鲁东的名声很大，当时在法国社会主义者当中居显要地位。在德国，人们认为蒲鲁东虽是拙劣的哲学家，但却是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相反，在法国人们认为蒲鲁东是拙劣的经济学家，但却是卓越的德国哲学家。蒲鲁东享有“极端的革命者”的盛名，虽然他的所谓革命性从一开始就纯粹是徒有其表，而且是一种匹夫之勇。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观点的批判所以非常严厉，是因为蒲鲁东粗暴地谩骂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而这些人是深受马克思尊敬的。另一方面，批判所以非常严厉，是因为当时的任务要求为科学的共产主义扫除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实质上就是蒲鲁东所坚持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蒲鲁东是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的体现者(53)。他力求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提供经济学的根据。

马克思揭露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从而给了整个资产阶级哲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准确的毁灭性的打击。《哲学的贫困》从头到尾是批判和克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错误和弱点的著作。卡·考茨基把《哲学的贫困》称之为研究《资本论》的引言，说它对《资本论》著者的论点作了注释(54)。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看法是正确的。确实，《哲学的贫困》为读者理解《资本论》作了准备。这一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也为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中所达到的分析的顶峰作了准备，在那里给了资本主义以致命的无情的批判，同时也给了体现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哲学以及资产阶级史学中的资本主义的“科学良心”以致命的无情的批判。到了1880年，马克思本人关于《哲学的贫困》说了如下的话：“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55)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的序言中写道，他在反对人们认为蒲鲁东是卓越的哲学家和卓越的经济学家这一双重错误时，在做这件不讨好的工作时，常常不得不放下对蒲鲁东的批判，而去批判德国的哲学，同时“还要对政治经济学作某些评论”(56)。

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第一次把自己称为德国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已经牢固地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马克思已经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57)但是不能不看到，到1847年的时候，马克思较为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才仅仅有三年多一点时间。恩格斯回忆说，“那时候，马克思还从来没有到过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除了巴黎和布鲁塞尔图书馆的书籍，除了我的书籍和札记以外，他只是在我们于1845年夏天一起到英国作六星期的旅行的时候，浏览了曼彻斯特可以找到的书籍。”(58)经济学观点的完整体系还没有形成。某些观点暂时还处于胎儿时期。马克思还不完全是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并且在某些问题上赞同他们的错误教条。

因此，不能完全同意奥依则尔曼的意见，他认为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这一著作包含着“科学共产主义的经典的论述，它的经济学和哲学上的依据”(59)。在这以前，卢森贝也说过这样的意见，他说：“《哲学的贫困》是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经典著作，也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典著作。”(60)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哲学的贫困》无论如何还不是经典著作。其中也没有足够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经济学依据。马克思在自己更进一步的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充实了新的历史经验，不得不重新考虑《哲学的贫困》中的一系列原理。如果说到经济理论，那些通常与方法论和具体经济分析有关的原理还是有效的。

同时，在我们看来，卢森贝对待梅林的态度是不正确的，他说梅林“对于《哲学的贫困》作了片面的，因而是错误的评论……忽视了它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发展中的重大作用”(61)。只要仔细阅读梅林所写的马克思传，就根本得不出这样的印象。梅林着重指出了《哲学的贫困》中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结论，一般说来成功地描述了这一著作的全部科学意义。

当然，梅林认为马克思在写作《哲学的贫困》时是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这是毫无根据的。虽然马克思也从李嘉图那里借用了一系列原理，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到了1847年，马克思已经远远超过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古典学派。

在哲学方面，《哲学的贫困》完全是成熟的著作。在这一著作中，构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以前的著作，首先是《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容的那些奠基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列宁认为《哲学的贫困》的巨大意义在于，“那里对蒲鲁东社会学的解剖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对蒲鲁东所提出的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批评是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的”，“这本书的作者本人关于应在哪里寻找材料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一切指示者都是援引生产关系的”(62)。可见，《哲学的贫困》的特点是经过严格考验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哲学部分来说，这一著作叙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科学世界观的基础，并且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正经典著作的水平。

（二）经济范畴的唯物主义解释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非常赞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流派的代表。李嘉图是“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魁奈医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己的名著《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魁奈是“预言法国资产阶级必然要取得胜利的先知”。(63)这些应有的评价，变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财富。但是，除了这些光荣的名字以外，还提到了罗德戴尔，他被说成是相当著名的经济学家。就是这位罗德戴尔伯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他的庸俗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特别是他企图用“资本生产力”作为替利润辩护的理由，马克思把这叫做最肤浅的东西。(64)

在《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以巨大的说服力详细地叙述了关于经济范畴实质的新理解。马克思在许多篇幅中和同蒲鲁东辩论的各个方面都证明，科学的范畴只是现有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是现有或原有社会生产关系的抽象。

上面已经指出，蒲鲁东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认为经济范畴不是表现社会关系，而是创造社会关系。他代表政治经济学中的极端唯心主义。

蒲鲁东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断言在社会生产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由意志。他把商品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偷换成稀少和众多、效用和意见的抽象概念的作用。

马克思反驳这种对社会关系最重要领域的曲解，指出生产者通常在选择生产对象、生产手段、生产方法等等时，已经不是自由的了。人们遇见的某种生产力及其组织形式——生产关系都是现成的。顺便说一下，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广泛地使用了这些专门术语，而旧的术语如“交往形式”使用得就比较少了。生产者每次并不是他的“自由意志”要他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而是他的实际可能性和他的意志以外的现实情况要求他生产什么才生产什么——需求、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等等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了。关于消费者的“自由意志”的表现，也同样是谈不上的。消费是由生产决定的。消费者并不是需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而是要看在市场上能够弄到什么，看他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如何，看他拥有什么手段等等，从而决定他实际上能够得到什么。人们在选择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时是没有自由的。马克思指出，“消费者并不比生产者自由。他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65)

提倡平均主义地应用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人如霍吉斯金、汤普逊、布雷，主张把所谓不可分割的劳动产品给予价值的唯一生产者——工人。按照他们的意见，这就意味着“公正”的胜利。为此目的，他们在商品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产品直接交换的方式。他们不懂得一个简单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只有马克思才看清楚了，这就是在私人商品生产的制度下，根本没有也绝不可能有单纯的产品交换，只可能有体现在各种商品中的，按其用途、质量、性质各不相同的，参加生产的各种劳动之间的交换。分成对立阶级的社会只能有并且必然有个体的私人生产者活动的交换，这些个人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彼此发生关系，而在市场上，表现为特种商品的就是货币。

蒲鲁东为了按照小资产阶级的爱好和要求幻想通过无货币的交换以改良资产阶级社会，盲目地照抄了那些从李嘉图的学说中得出社会主义结论的空想家们的站不住脚的方案。

马克思还看到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毫无例外地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的弱点和错误。他们都是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下研究生产的特点。一些人研究得比较彻底，比较深入。他们的成果丰富了科学。另一些人则迷恋于教条，这些教条一点也没有揭示出现象的本质。但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研究生产关系本身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其中也没有弄清楚资本主义制度是怎样产生和为什么产生的，它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在他们这些人的著作中，把各种经济范畴说成好像是停在原地不动的，不变的和永恒的。对历史运动，例如导致形成分工、信贷、货币等等的历史运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是看不到的。更何况他们没有写出展望未来的著作，因为他们认为现时就体现着理性、永恒真理，而且永远如此。只有对待过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才认为有变化和发展的可能。但是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任何发展都到顶了。这已经是理想的极限，已经是关于社会制度的各种各样意见中最好的了。马克思写道，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看来，“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66)可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自己钻进了死胡同。他们顶多是在反复咀嚼那些旧的真理，把一切新的东西都塞到旧的范畴和原理的框框中去。但这已经与科学毫无共同之处了。

马克思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指出资本主义同一切社会关系一样，具有历史的暂时的性质。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也可以说，资本主义不是“天然的”制度，而是“人为的”制度，就像给它让出历史道路的封建主义是“人为的”制度一样。生产方式的发展，或者说，社会经济形态（当然，在《哲学的贫困》中还没有使用这个术语）的发展，它们的顺次交替，是由经济生活的内在规律决定了的，是由生产力在同生产关系直接联系和相互作用中的发展的辩证法决定了的。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论断和思想，得出了著名的公式：“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67)

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相比，马克思前进了一步，这时在“生产力”的概念中已经包括了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68)

生产力的任何改变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相应改变。不能想象生产力会长期停滞不动，同样也不可能允许现有的生产关系永远保持不变。然而，从这一原理必然会得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不能得出的另一结论：人们所产生的思想和范畴，既然都只是这种或那种关系的理论表现，那也必定是处在发展和更新的过程中。马克思证明了这点，他也就大大超过了先前的一切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