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困境与追求

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不仅仅是存在的何题，并且也首先是真理的问题，真理的有限与无限都源于真理的域度。真理域度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它是指被视为真(符合、满足人的现实生存需要，并能解释自我生存和生活)的知识所指涉的范围、领域极限。其次，它是人们发现某一知识并验证它可能为真的全部追问行为所辐射、所审视、所洞察的范围、领域、极限。前者是对真知识的运用疆界，后者是真知识产生的疆界。哲学恰恰在二者之间躁动和运行。这就是说，真理的域度体现为人类生存需要的知识域度和人类生存追问的行为域度两个方面。需要的知识域度包括对知识的发现和运用的范围、界限，如生物进化论和广义综合进化论的发现体现两个不同的语义时空框架，从而构建起两种不同的语义能量场，即生物进化论思想产生于人类的生物意识时代，并只局限于生物圈领域；广义综合进化论思想则产生于人类的宇宙意识时代，它的领域极限恰恰是宇宙空间。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以来的人类时代，是一个对生物世界予以普遍关注的时代。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生物进化论思想作为一种真知识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广义综合进化论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产生了，但由于宇宙意识在当时并没有成为人类生活的一种普遍生存意识，因而，它作为一种更新的真知识的现有运用域度和将来的运用域度，则与生物进化论知识所敞开的实际运用域度各不相同。虽然如此，它们各自作为各不相同的和完全独立的知识形态，其发现和运用都是具有其自身域度性的。仍然以生物进化论和广义综合进化论为例：生物进化论知识的产生和运用，必以达尔文等人的出现作为标志，这是生物进化论知识运用的上限，而又必以广义综合进化论知识的普遍运用和确立为其下限。从终极意义讲，真理的探索始终是无止境的，但具体论之，人类对真理的探索始终是时代性、境遇化的，这种时代性和境遇化的具体发现却始终是有限的；并且，对所发现而来的真理的运用，同样是有限度的。如果无视真理的这种限度性，或者不承认真理自身的限度性，而主观地使之达于无限度状态，这种做法最终只能导致真理流于谬误。

更进一步讲，真理的有限性问题，是从两个方面得到界定的：首先，对真理的发现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受制于人类自身认知和探索真理的实际能力。换言之，人类无论怎样进化和提升自己的能力，但相对自然宇宙、生命世界和人自身来讲，人的这种能力始终是绝对有限的，这种绝对有限性决定了人类能够实际发现到的真理也是绝对有限性。其次，真理被运用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命运地接受两个方面的限制：第一个方面是真理本身的局限，因为真理永远是人发现的，而发现真理的人始终是时代的人，是历史化的此在生存进程的人，因而人对真理的发现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获得时代生存和历史惯性的局限。这种局限制造了真理本身的限度性。第二个方面是真理被运用始终时代化的运用，而每一个时代都是历史化的此在生存的，因而每一个时代都是境遇化的，都呈现境遇化的存在危机和生存困境，当运用一种历史化的真理来解决正在敞开的此在生存进程中的存在危机和生存困境时，必然显得捉襟见肘。

但是，从终极意义上讲，真理的探索又是无止境的。真理探索的无止境性，揭示了真理的无限性。真理的无限性恰恰是指人类在从对知识的发现到知识的运用再到知识的发现的域度这一样一个以至无穷的追问行为，即贯穿于真知识运用疆界和真知识发现之间的追问行为，则构成了真理的无限性。从这个角度看，真理的无限性即是哲学的困境与追问行为本身。

“哲学”这个高贵的概念，自毕达哥拉斯创造出它以来，一直被定格为“爱智慧”。按照后来苏格拉底的说法，智慧即美德，智慧也即是知识。因而，毕达哥拉斯所讲的哲学即是爱智慧，也可以理解为哲学即是爱知识。当然，这里的知识，不是弗兰西斯·培根所讲的知识，或者不是近代意义的知识，而是古代意义的知识，即知识乃真理。所以，毕达哥拉斯所讲的哲学即是爱智慧，也可以表述为哲学即是真理。这应该是古希腊对哲学的最深刻的理解。

哲学即是爱智慧，但哲学不是智慧。与此相对对应，哲学即是爱知识，但哲学不是知识，凡变成知识的东西都不是哲学。因为哲学是一种“热爱知识”（即智慧）的生命追求行为，它始终行进在知识运用和知识发现之间，即哲学始终处于对知识的已有时空框架的拆除和对未有时空框架的重建之间激荡。因而，哲学的真理(生命)就是哲学的困境和追问。哲学的困境是真知识所体现的语义时空框所不适应于现实人类生存处境的需要而产生的僵化状态和处境；哲学的追问敞开为两个递相贯通的环节，即对那种已有的真知识所体现出来的僵化的语义时空框架的求拆除，并在这一拆除过程中追求充满活力的能更大程度地满足当代人类生存需要的更新语义时空框架的探索性重建这样一个永无止境的求知生命过程。这一生命化的过程敞开为哲学家的真理。哲学家的真理恰恰敞开为哲学家观照、洞识、体验、感悟、把握和表达哲学自身的这种永恒性的困境与追问，并天才地赋予它以浓郁的时代情趣和价值诉求，以及赋予它以语义指涉的现实性和各种可能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