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贫困根源的理论

第三节　关于贫困根源的理论

关于贫困的根源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争论焦点。持不同哲学观点、政治观点的学者对贫困的解释及其政策建议之间有时会存在冲突，比如，一些理论强调市场缺失和发育不完善对贫困形成的作用，从而提出要扩大市场的作用；而另一些理论则强调市场力量本身对贫困形成的影响，从而提出要对市场进行一定的管制。这些理论各有其侧重的因素，与其说它们是相互矛盾的，不如说是互补的，不同的理论在解释不同类型的贫困上有其优势。即使对同一贫困现象，可能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希望通过某个单一理论来解释所有的贫困现象是不现实的，因此，在理解贫困成因时，一个综合性的视角和框架是必要的。

穷人致贫的原因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大类。主观因素强调由于穷人自身原因和因素而导致了贫困，如懒惰、缺乏远见、不良生活习惯及爱好等。客观因素更强调穷人享有的资源禀赋上的劣势以及由外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带来的不利处境，认为贫困是贫穷社会强加给人们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在对大部分贫困现象的解释中，客观因素视角似乎更有说服力。关于贫困成因的西方社会学观点主要有：马克思的贫困结构论、甘斯的贫困功能论、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论、瓦伦丁的贫困处境论、约瑟夫的剥夺循环论、弗里德曼个体主义贫困观等；关于贫困成因的西方经济学观点，比较重要的有马尔萨斯贫困论、纳克斯贫困的恶性循环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论、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论等。

一、古典贫困理论

（一）马尔萨斯的贫困理论

英国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鼻祖T.R.马尔萨斯（Reverand Thomas Robert Malthus）是最早对贫困问题进行探讨的，他的基本命题是：人口繁衍力和土地生产力自然是不平衡的，而大自然的法则却必须继续使其结果平衡。结论是：一是人口增长是自然而然的，贫困可以起到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二是贫困不是人口增长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也是一种自然抑制；三是人口运行过程中要求均衡的制约原理和打破均衡的增殖原理是两条平行主线，两者内部联系中产生的交替作用形成了人口的增长运动和衰退运动的连续反复^[15]。他在其代表作《人口论》中阐述的观点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和罪恶并不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仅不是贫困和罪恶的根源，相反它是保持人口增殖与生活资料之间平衡的最有效和最好的制度。贫民自身是贫困的原因，社会制度没有任何责任，他们除了承受由自身人口增加太快而带来的贫穷和罪恶的惩罚之外，别无出路^[16]。虽然马尔萨斯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辩护劳动阶级贫困的原因，但他毕竟在理论上最早提出了贫困问题。

（二）马克思的贫困理论

马克思是最早从制度层次上揭示贫困根源的，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不断地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扩大资本主义再生产。随着资本集中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家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相对增大，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从而出现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产生相对过剩人口。“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17]因此，失业和贫困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认为，在现代工业的整个运动形势下，由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作用，一部分工人不断地转化为失业或半失业人口，其中最不幸的成为需要救济的赤贫人口。这就是伴随资本积累的贫困的积累^[18]。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人类社会的贫困问题，从来都是与财产问题即所有制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与“财产”、“财富”、“生存”、“需要”、“发展”、“享受”等概念相互关联。只要存在着私有财产，就会存在“异化”现象，人们就会在财富的生产、占有、分配和消费方面存在差距，从而会出现贫困和贫困人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中的贫困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的本质的绝对贫困”，消除这种贫困，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此，我们说，贫困是与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史相伴随的社会现象，它具有长期性，同时就决定了反贫困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二、当代贫困理论

（一）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

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是195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拉格纳·纳克斯（Ragnar Narkse）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提到的。该理论认为，资本匮乏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在供给方面，一国由于经济不发达，人均收入低，低收入意味着人们将要把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很少用于储蓄，从而导致了储蓄水平低、储蓄能力低，低储蓄能力会造成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又会导致生产规模难以扩大，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造成低产出，低产出又造成低收入，形成了一个“低收入—低资本形成—低收入”恶性循环；在需求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下意味着低购买力和低消费能力，低购买力导致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又会造成资本形成不足，低资本形成使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生产率低下，低生产率带来低产出和低收入，这样，也形成了一个“低收入—低资本形成—低收入”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在不发达国家中，贫困既是这些国家资本形成率低下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因此，纳克斯得出的一个著名命题：“一国穷是因为它穷”。

这是从经济的或“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贫困成因的。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贫困是由于一连串的、较低的“投入—产出”行为造成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低、储蓄少，从而造成社会再生产的投资不足。投资不足使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生产效率难以提高，因而其产出处于低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低下。所以，贫困导致投资不足，投资不足导致低产出，低产出导致低收入，如此循环，这就是发展中国家贫困再生产的过程和机制。

（二）低水平收入均衡陷阱理论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R.R.Nelson）在《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文中，提出了与“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相类似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他把贫困看作是一种自我维系的循环过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为人均收入处于维持生命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只要人均收入低于人均收入的理论值，国民收入的增长就会被更快的人口增长所抵消，从而被逼回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并且固定不变。在最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与人口增长率相齐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在这个陷阱中，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都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这种均衡也是稳定的。要想冲出“低水平均衡陷阱”，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19]。

从纳克斯和纳尔逊的理论中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贫困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是一种高度稳定的均衡现象，而经济发展则是经济从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的过渡；一旦经济从低水平均衡中挣脱出来，贫困地区就走上了持续稳定的增长道路。他们把持续性贫困归咎于经济的欠发展，强调贫困的存在只因为资本投资的缺乏，这就过分强调了储蓄作用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把发展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政府或外部力量的支持和冲击。具有片面性。

（三）贫困文化理论

从文化角度探讨贫困问题的最著名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通过对墨西哥和波多黎各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地研究，1959年他在《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例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并从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层面进行了系统分析。他认为，社会上一些人之所以处于十分贫困的地位，是因为有一种“贫困文化”。贫困者通常居住在贫民区，这种独特的居住方式促进了贫困者之间的集体互动，并与其他社会群体相对隔离开来，天长日久便形成了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这种亚文化形成之后，将一代代传递下去。贫困者子女在生活中长期接受它的熏陶，会自然而然地习得贫困文化，因而他们很难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遇到摆脱贫困的机会也很难利用这种机会走出贫困。他指出，等到贫民窟的儿童长到六七岁时，他们往往已吸收了他们的亚文化群的价值观和态度，并在心理上不适合于充分利用变化着的外部条件。

贫困文化论对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伟大的社会”和“向贫穷宣战”的社会计划有重大影响。然而，贫困文化论者试图从穷人自身的因素中寻找原因，把贫困归咎于穷人在智力上和文化上的缺陷；将贫困的主要责任推给穷人，认为穷人应该对自己的贫困负责，从而完全忽视了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为一些社会强势集团谴责穷人提供了借口。

（四）森的贫困理论

1998年因以独特视角研究贫困问题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籍学者阿马蒂亚·森深刻分析了隐藏在贫困背后的生产方式的作用以及贫困的实质。他认为：“要理解普遍存在的贫困，频繁出现的饥饿或饥荒，我们不仅要关注所有权模式和交换权利，还要关注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思考生产方式、经济等级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20]他认为，贫困的实质是能力的缺乏。

森贫困理论的一大突破是打破了传统流行的将贫困等同于低收入的狭隘界限，提出用能力和收入来衡量贫困的新思维，拓宽了对贫困理解的视野。森认为：首先，贫困是基本能力的剥夺和机会的丧失，而不仅仅是低收入；其次，收入是获得能力的重要手段，能力的提高会使个人获得更多的收入；再次，低收入是导致贫困人口获取收入能力丧失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全部因素，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系统的软弱无力、社会歧视等都是造成人们收入能力丧失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身体不仅能直接地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还能提高个人获得更多收入及摆脱贫困的能力；最后，提出用人们能够获得的生活和人们能够得到的自由来理解贫困和剥夺。其理论的落脚点在于：通过重建个人能力来避免和消除贫困。

森指出，尽管从概念上将贫困定义为能力不足而不是收入低下，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因为收入是能力非常重要的因素。森将收入与能力之间的关系总结为以下四点：1.收入与能力之间的关系受个人的年龄、性别、社会角色、所处社区、地理环境以及其他相关条件的影响；2.有些能力的丧失不仅意味着一个人失去获取收入的能力，而且意味着他将收入转化为功能的能力的丧失。如一个残疾人不仅失去了其部分获取收入的能力，而且失去了享受收入的部分能力；3.家庭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均、尤其是对女性的歧视使得人均收入这一指标更加失去意义；4.收入的相对剥夺可能意味着能力的绝对剥夺。对于一个生活在富裕国家的穷人而言，他可能因为无法进入主流社会而失去参与社会的能力。^[21]

不可否认，较强的能力有助于一个人提高生产力，并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提高能力来提高收入从而消除贫困。森指出，更好的基础教育和卫生保健可以直接提高生活质量，从而提高一个人获得收入的能力，使其免于收入贫困，即越好的基础教育和卫生保健条件，潜在的穷人就越可能有较好的机会脱离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