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步入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也就在这一年，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启动了苏联“非斯大林化”的进程，其对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的政治冲击是可想见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繁重课题，使毛泽东和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更注重从哲学思考和制度实践的互相作用来吸收、融会苏联哲学的有益成果，以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提出新的见解、作出新的发挥。由此形成的对苏联哲学的再审视，虽然延续着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立场，自然不能不带有这一时期赋予的个性特征和思想内容。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多重要理论问题的研讨引人注目，蔚为大观，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这反映出中国广大理论工作者力图通过对马列原著的独立解读，通过学术上的争鸣和讨论，摆脱主要由苏联教科书“本本”形成的各种固有的教条看法。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又说斯大林的错误“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7]本着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在1958、1959、1960年向全党提出的读书建议中，都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看作是必读之书，郑重向全党同志推荐，以便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一系列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取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此同时，毛泽东对“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曾作过尖锐批评。认为斯大林只讲对立面的斗争而不讲对立面的统一和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他还批评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主编的《简明哲学词典》（第4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犯错误。”[8]针对李达在其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一书中阐述的辩证法特征，毛泽东批注说：“不必抄斯大林。”提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9]。艾思奇更是提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多少要带一点批判的眼光来读”。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很难说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涉及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的言论都是原则性的，不很具体，也不可能具体。这就可以做种种解释。而过去有的问题被人们不正确地做了解释，所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也要根据毛泽东思想，根据当前实践作新解释”[10]。
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多概念和学理的探讨中，中国的理论工作者确实十分注重联系中国的实践对它们作出诠释，或提出新的概念，作出新的发挥。在对真理的阶级性、客观性，检验真理的标准及相对真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划分阶级的标准，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二者的辩证运动规律，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问题的讨论中，学者们并不限于为了理解原意皓首穷经，而力求以实践为基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具有现实性的品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为丰富其已有的范畴和理论内涵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实践基础和经验。在有关“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讨论中，研讨者们还提出了承续发扬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以创造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在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的讨论中，有学者对斯大林的定义，即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定义提出异议，其中涉及的问题（如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对“社会存在”范畴的理解，对哲学和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诸部门关系的理解，对两种“再生产”理论的辨析等）及引发的争论意味深远，从中似也能看到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对苏联哲学界新的理论动向表露出的关注[1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理论工作者一直重视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败得失进行哲学思考，吸纳、借鉴包括中国、苏联哲学在内的积极的思想成果。但也要看到，由于受到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加上“左”倾指导思想的日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政治经济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往往被夸大到了失去原则的地步，有关理论学术问题的正常探讨，经常要绝对服从现实政治路线的需要，结果理论沦为现行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论证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对一些重大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潜伏着失常以致失误的隐患。
另外要着重提到的是，除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辩证唯物论的经典著作外，列宁的有关思想也常被许多学者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研讨的对象和主题而受到高度重视，这种现象尤可见于对认识发展的规律[12]、辩证法的核心和若干概念[13]、事物发展的动力[14]等问题的探讨中，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诸论题，如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何谓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问题的讨论中，也可看到这种现象。列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著作作过深湛的研究，留下了大量著述文字。他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制度实践和现实需要出发，充实、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自然辩证法、思维辩证法的创造性研究方面贡献甚多。这些都为中国理论工作者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更为全面、系统的理解提供了丰富养料。此外，对苏联哲学这种关注点的转移，似乎也曲折反映着现实社会政治氛围的变化。自斯大林去世后，苏共提出了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讲授中如何“更加充分地表现出哲学上的列宁阶段”的问题。毛泽东也正尝试从许多方面对斯大林述及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理论建设模式作出独立研判。受到这种形势的启发和鼓舞，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力图打破教条主义造成的思想桎梏，以更具创造力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作出新的阐释和发挥，这种心态从他们对列宁思想所作的许多研讨中是不难感受到的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方法及基本范畴、概念的探讨涉及的问题之广、参与的学人之多，表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解释已超越了单方面的输入史、注释史或者借领袖之间的对话得以传达的阶段，而表现为广大学人通过学理论辩以求得结论的充满生机的过程。
事实上，正是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毛泽东提出“以苏联为鉴戒”，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来，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方面取得了许多值得肯定的成绩，产生了像《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大纲》、《怎样认识世界》等一些有价值的理论著述。对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思潮和论争的考察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理论探究者正不懈致力于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之表现出应当带有的中国性格。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于1961年出版，此书的出版标志着与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正式脱钩，它被许多大专院校的有关科系广泛采用，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教材。该书对对立统一规律和毛泽东的矛盾论思想所作的叙述切要得当，同时分章逐节考察了辩证法三大规律的内容。由于此书体现了从物质“本体论”向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兴奋点”的转移，并从理论上对此作出阐发，因而被认为“大大超出了原苏联一些哲学教科书的水平”。“从根本上说，这个体系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15]对艾思奇这本著作一度也有人批评说，它在体系结构上沿用了苏联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结构。如何看待类似这种不无反差的评价，说到底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一系列基本理论的理解。应当说，苏联哲学的影响表明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资源，同时，中国的哲学理论研究者又总是努力从他们亲历的革命实践，从应对、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出发来学习和吸取包括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内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资源，用以创造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研究者提出，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尤其要注重一种历史、辩证的认识态度。艾思奇著作的出现有其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统的脉胳可察[16]，它是包括艾思奇本人在内的中国一代学人日益自觉地响应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号召，通过长期、卓绝的自身努力获得的理论素养产生的成果。认识到这一点，无疑就能对艾思奇著作的历史地位及理论贡献作出准确的判定。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个人知识背景的差异，对马克思主义著作文本存在理解上的差别，甚或理解上的偏差和误解在所难免，所有这些对于严谨扎实地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其实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可惜这类探讨及著述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干扰。有些学者的言论在数次政治运动中还被无端上纲上线，成了批判打击的对象。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产生的分歧，中苏两党关系实际上已变得每况愈下。1960年4月中共以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名义接连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系统阐述了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看法，点名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实际上对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国际路线及其理论提出了批评。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由《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发表的针对苏共中央的系列论战文章，即所谓“九评”，对中苏论战的国际影响和国内意义进行了全面总结，毛泽东对“九评”作了反复修改，实际上已得出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这个分量很重的判断[17]。毛泽东所说的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不可调和，集中在是否坚持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其结果造成了中国和正在形成“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苏联两党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在国内则愈益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虽以“反修”、“防修”为目的，然而正如薄一波所说，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常用的“修正主义”概念，“在党内并没有做过认真的深入的研究，也没有提出过科学的解释，因此运用起来，就很随心所欲，弄得十分混乱。‘文化大革命’中，又在‘修正主义’之前，加‘反革命的’定语。总之，这些用法，由于没有统一的客观依据和客观标准，都是不科学不确定的，主观随意性很大”。[18]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打断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正常发展，中国理论界对于苏联哲学的现状及发展的了解和研究随之陷入了停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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