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哲学

认识论（Epistemology），亦称知识论，源于希腊文中“Episteme（知识）”与“Logos（学说）”两词，意即“关于知识的学说”或“关于认识的理论”。知识与认识有着极近的亲缘关系。简单来说，它是对知识的研究，它所研究的是知识的本质、来源和有效性，回答包括诸如“什么是知识？”、“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是怎样知道某种事物的？”“我们获取知识的手段能否经受住怀疑论的挑战？”以及“什么是真理？”等问题。这些问题几乎像哲学本身一样古老，也充满了各种哲学流派的纷争。

就人类知识的来源问题，有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区分。经验主义断言，感觉或经验是人类所有知识的源泉，唯有来自感觉或经验的知识才是真实可靠的。经验主义有温和的与激进的之别。温和经验主义在坚持感觉或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之同时，承认理智可以提升和改进认识；而激进经验主义则强调只有感觉能够发现真理，也只需感觉就可以把握真理，根本否认理智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唯理主义则推定，普遍必然的知识超越了感觉或经验，只能凭借理智先验地获致，先验知识比经验知识要确实可靠得多。唯理主义有先天主义（Congenitalism）与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之别。先天主义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拥有某些天赋观念；超验主义认为人拥有某些先于经验和超越经验的认识能力和认知图式。

就人类认识的能力与限度问题，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区分。可知论坚信，不仅事物的现象而且事物的本体都是可知的，人类的认识能力是值得信赖的，人类终究能够把握世界万物的本质和规律。人类的认识能力在不断发展，万物的本质和规律终究可以为人类所认识，世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而只有暂时未被认识的事物，实践（特别是实验）可以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不可知论则断定，事物的现象可能为人所知，但事物的本体不可能为人所知，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根本不可能把握世界万物的本质和规律。而怀疑论以为，人类的认识不能超出感觉或经验的范围，人类是否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不能确认的，人类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是不可判定的。怀疑论是一种特殊的不可知论。

就检验认识的标准问题，有符合论、融贯论、约定论及实用论的区分。符合论指出，真理的标准就是认识与对象相符合，凡是如实地把握对象的某个方面（属性、特征、本质、规律等）的认识即为真理。融贯论提出，一个命题的是非真假不取决于它是否与客观事物符合和一致，而取决于它是否与其所在命题系统中的其他命题兼容和一致，若兼容和一致则是真命题（真理），若不相容和不一致则是伪命题（谬误）。约定论（又称共识论）则提出，真理的标准就是特定社群内的约定，人们公认为正确的认识即为真理，不论它是否与对象一致。在避免自相矛盾这一点上，约定论与融贯论相通。实用论则扬言，真理的标准就是有益性或实利性，凡是能够达成某种实用目的的观念就是真理，而不论它是否切合实际。

在西方哲学史上，开始对上述认识论问题进行自觉反思与研究的是柏拉图。柏拉图在对话《美诺篇》中以一个童奴为例提出了“回忆说”。他说，这个童奴从来没有学过几何学和数学，但通过诘难和启发，却能解答几何学难题，由此证明这些知识本来就存在于人的心中，只不过是需要通过辩驳和诘难才能回忆起来。实际上，柏拉图是认为，人所能够认识的对象是先天固有的，外界并不是知识的来源。在柏拉图看来，“认识就是灵魂的回忆”。^[8]认识就是回忆人先天就具有的知识。亚里士多德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二者的观点有着许多不同。亚里士多德肯定认识起源于感觉，他把灵魂比作蜡块，认为感觉就是外在事物在蜡块上留下的痕迹。这就是“蜡块说”。与此相联系，他认为“每一事物之真理与各事物之实是必相符合”的，由此进一步肯定了认识的客观性。

中世纪在对上帝、自然事物的认识过程中，形成了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唯名论认为“一般”仅是一个名词，“个别”才是实在的。唯名论否认“一般”具有客观实在性，认为“一般”后于事物，只有个别的感性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以洛瑟琳、培根、司各特等为代表的唯名论者，认为一般只是个别事物的“名称”或人们语言中的“声息”。唯实论认为“一般”是独立存在的实在，它先于“个别”而存在。以安瑟尔馍为代表的极端的实在论者，断言“一般”具有客观实在性，“一般”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第一实体。“一般”是个别事物的本质或原始形式。个别事物只是“一般”这第一实体派生出来的个别情况和偶然现象，所以“一般”先于事物。

16世纪以来，认识论问题在西方哲学中占有中心的地位，甚至成为构造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在认识论中，自我和外部世界、外在经验和内在经验、感性和理性的关系是讨论的主要问题。认识论的研究还提出了寻找绝对可靠的知识的任务，人们试图把这种知识作为一切知识总和的出发点，并作为评价这些知识的真理性的绝对标准。哲学家们对于解决这个任务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从而产生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他们的根本分歧就在于认识的根本来源上。经验论也分为唯物主义经验论和唯心主义经验论。其中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著名代表为洛克，唯心主义经验论的著名代表为贝克莱。洛克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认为人的心灵本来如同一张纸，任何观念都来自经验。“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经验的。”^[9]贝克莱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感觉不仅构造知识，而且也构成物体。在唯理论方面，又存在着唯物主义唯理论和唯心主义唯理论。其中唯物主义唯理论的主要代表是斯宾诺莎，唯心主义唯理论的著名代表是笛卡尔。他认为知识的可靠来源是理性，包括理性直观和演绎推理；“所有其他途径都应该看作错误的和有危险的而加以拒绝”。只有清楚明了“天赋观念”以及以它为基础的演绎推理的知识才是可靠的。斯宾诺莎认为，“我们的心灵可以尽可能完全地反映自然。”^[10]知识有三种：意见，由传闻和泛泛经验而来；理性知识，由共同概念推理而来：直观知识，由理性直接认识事物本质得来。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看到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片面性，试图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他认为，“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目的……只有当它们联合起来时才能产生知识。”^[11]科学知识应该是既能增加新东西又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而一切知识又都必须表现为判断。能给人们新东西的判断是综合判断，能给人们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判断是分析判断。后天综合判断虽有新东西，但没有普遍必然性；先天分析判断虽有普遍必然性但没有新东西。只有把综合判断与先天判断联合起来，形成先天综合判断，才有科学知识。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们已经开始了对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可能性、主体的认识能力等问题的考察，并明显表现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认识理路。孔于并不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他强调“学而知之”，多闻多见，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感性与理性并重的合理思想。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主张感觉经验是认识来源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的感觉经验论。他说：“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人之耳目之实，知有与无为仪者也。”^[12]在知行关系上，荀子认为“行”比“知”更重要，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13]他把“行”看作是认识的最后归宿，认为只有行之有效的认识才是可靠的，把“辨合”、“符验”作为认识的真理标准。

秦汉之后中国哲学继续以“知”、“行”关系为核心的认识论辩。宋明时期、程朱学派从理学出发，认为知是人所固有的，但必格物以致之，即格物致知。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他们强调知是行的基础，宣扬知先行后。朱嘉认为，要“致知”，就必须“格物”，因为“理”是分殊的，“理”既是一，又是多，既是一个总体，又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因此，要认识“理”，还得“格”具体的事物。陆王学派从“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的观点出发，强调知识的来源不在外而在内；欲明理致知，不必求之于外，只需求之于吾心。因此，内省是重要的认识方法。总之，与以探索世界本体为己任的西方哲学不同，中国传统哲学的意趣却在于人和外部世界的渗透、和谐和统一。这种“天人合一”的传统精神贯穿于中国哲学史的认识论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