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西欧近代重新觉醒的哲学归根结底是和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相适应的。但是，哲学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经济的发展对这一领域虽具有最终的支配作用，这一作用却是通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得到实现的。这些中间环节便是政治、法律、道德、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地影响着哲学领域。就我们所涉及的时代来说，这些中间环节可划分为两个方面即以力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方面和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方面。而西欧近代重新觉醒的哲学，其根本问题和内容，就是对这两个方面的最高理论概括和升华。
首先，这一时期复兴的自然科学，以牛顿力学为其最高成就，提供了一幅力学—数学的世界图景，对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如牛顿力学，作为知识转化为技术，成为人类发展生产、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使当时许多思想家在宗教上转向自然神论；在政治上则推动人们转向自由主义，等等。而在哲学上，它却自觉地为其提供了新的前提、基础。简要地说，它在这一时期，在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占统治的情况下，肯定和颂扬了自然，使自然界日益恢复了它的感性的权威，不再是宗教神学所诅咒的罪恶对象。如雅·布克哈特所说，在人们的心目中，“大自然这时已洗刷掉罪恶的污染，摆脱了一切恶魔势力的羁绊”(1)，而成了人们独立研究的对象；它在广度和深度上逐渐地开始为人们所认识、所征服。这就是说，和人处于关系之中的自然在这时就被突出起来了。
其次，这一时期新掀起的社会文化思潮，涉及政治、法律、伦理、文学艺术等等领域，彼此之间虽有显著的区别，却有共同的地方。这一文化思潮其共同点就在于以人为中心，它从另一方面为哲学提供了新的前提、基础。简要地说，它在这一时期，在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占统治的情况下，使人也恢复了自己的感性的权威，不再是宗教神学所诅咒的罪恶根源，而成了人们所重视和研究的对象。许多诗人和思想家这时都把目光转向人，从各个方面肯定和颂扬人和人的自然本性，其中当然会导致和包括对人的感觉和理性思维能力的肯定和颂扬。这就是说，和自然处于关系之中的人本身在这时也被突出起来了。
正是上述对自然和人的突出，即对在人之外的感性自然和在自身以内基于本性而具有的人的感觉和理性思维能力的肯定和颂扬，才使近代重新觉醒的哲学有了自己探究的对象和主题。那时的哲学家们从更高的角度对上述自然科学和社会文化思潮的成果进行概括，在哲学自身发展所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企图从理论上把现实的自然和现实的人统一起来，就明确地提出人和自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把哲学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认识论问题上来。
恩格斯在科学地总结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时曾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他并认为，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也就是“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另一个方面是“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恩格斯在这里完全是从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来阐述问题的。人们知道，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是哲学上两个“广泛已极的概念”，是最一般、最普遍的两个哲学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应从最概括的角度来理解，也只能是两个方面即对立和同一的方面。而上述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即是表达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的方面。恩格斯把这个问题叫做“哲学的最高问题”，并视之为划分哲学阵营的惟一标准。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上述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亦即表达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两者之间的“同一”关系的方面。
在这里，我们不应当把“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仅仅归结和理解为“世界的本原问题”。这样的理解是狭隘的。实际上，这个问题又合逻辑地包含着两个方面：本体论的方面和认识论的方面。或者说，它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从本体论的角度看，表现为物质和精神何者是根源的问题，即何者是本来就有的问题；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表现为物质和精神何者是认识源泉的问题，即精神适合、反映物质还是相反的问题。前者说明世界是什么，即为世界的本原、本质的问题；后者说明认识是什么，即为认识的源泉、本性的问题，这虽与前者有联系，却是不能为前者所替代或取消的问题。而上述“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把两者(本体论的方面和认识论的方面)统一成为整体，乃是一种更高的概括和综合。而只有对它作这样的理解，它才能说得上是哲学的“最高”问题，才能作为划分哲学阵营的“惟一”标准。自然，我们也不应当把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笼统地等同于“认识论”。否则，若我们作这样的等同，那就意味着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包含有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对立方面(认识源泉的问题)在内，而不只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方面；那就会搅混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涵义，把划分哲学阵营的标准扩大化，认为不仅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是划分唯物和唯心的标准，而且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含这样的标准了，如此等等。因为实际上“认识论”的涵义是广泛的，它既包括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也还包括认识的源泉问题等在内。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客观地存在于哲学的历史发展之中，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我们看到，在古代希腊，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的智力极不发达，哲学和自然科学没有明显的分化，哲学家们注重探讨的是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古代希腊哲学家从一开始就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是不言而喻的；但它们统一于什么呢?万物是由什么构成的呢?这就是万物的“始基”问题。如亚里士多德说的：“一个东西，如果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最初都从其中产生，最后又都复归为它(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在他们看来，那就是存在物的原素和始基。”(3)而围绕着这个问题就有种种论说，形成种种学派。如最早的米利都学派把“水”或“气”看作万物的始基，认为世界是由水或气构成的。接着，爱非斯学派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按规律燃烧着和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用“火”来解释万物的构成。但是，个别的、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又怎能作为万物的始基呢?后来的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戈拉以扩大个别的方式用“四根”(水、火、气、土)或“种子”来解释万物的构成，也没有摆脱这个矛盾。于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便出现了。他把不可分割的按必然性在虚空中运动的物质微粒——“原子”看作万物的始基，这在古代哲学中是一大进展。显然原子更富有一般的性质，更能说明世界的无限多样性。当然，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不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也没有完全超出用有形的实物的范畴来看待和说明世界，因此远不能说是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上述这些哲学家虽然具体的主张不同，属于不同的学派，但他们都用物质来作为万物的始基，说明世界的多样性，这个立场是共同的、明确的。在这里这已经完全是一种“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了。在古代希腊，另有一些哲学家也企图来解决这个问题。如在德谟克利特之前有毕达哥拉斯，他认为“数是万物的始基，万物都由数产生”，数构成了万物“和谐”的“秩序”。不过，最突出的要算稍后的柏拉图。柏拉图主张用“理念”来说明万物的构成，认为真实存在的是独立存在的“理念世界”，可感觉的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只是理念的摹本或影子。这些哲学家虽然具体的主张也不同，属于不同的学派，但都尝试着把一般当作万物的始基。不过，他们由于颠倒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实际上是在用精神来说明万物的构成，是一种“原始的唯心主义”，仍然没有解决世界的本原问题。而后来的亚里士多德正是鉴于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各有优劣，才著述自己的《形而上学》，把他的“第一哲学”定义为专门研究“有”本身，亦即研究作为“有”的“有”之科学，并提出著名的“四因说”，以综合的方式来解决世界的本原问题。
总之，在古代希腊，在人们面对客观世界进行哲学认识的早期，哲学家们重视探讨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突出地表现在本体论方面。那时的哲学家们之被划分为唯物的或唯心的，主要是根据他们对世界本原问题的回答而定的。当然，在那时，如前所述，哲学家们并非没有关于认识论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如德谟克利特的“影像说”和柏拉图的“回忆说”之间的分歧。但这通常是作为论证本体论的方式而隶属于本体论的。其实，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中世纪也突出地表现为世界的本原问题。这个问题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起过巨大的作用，并“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4)
可是，自16世纪末起，情况就很有不同。如前所述，在这一时期，在西欧，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热衷于发展生产、复兴自然科学和反对神学对社会文化包括哲学的垄断，哲学家们便日益注重科学知识如何形成，我们如何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即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了，哲学研究和斗争的重点开始转移。我们看到，在那时，不论在英国、法国、荷兰或德国，哲学家们的著作主要是关于认识论方面的。弗·培根把自己的主要哲学著作称作《新工具》，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为人类认识自然、解释自然提供可靠的方法和工具。笛卡尔发表的第一部重要哲学著作叫《方法论》，他也把确立科学的方法论原则看作是哲学的首要问题，甚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比他们稍后的洛克其哲学著作《人类理解论》则更是明确地把哲学宣布为认识论，以研究人类的理智能力，研究观念和语词的本性，研究人类知识的起源、确实性和范围为中心内容。此外，如斯宾诺莎有《知性改进论》，莱布尼茨有《人类理智新论》，以及贝克莱有《人类知识原理》和休谟有《人类理解研究》等等，他们无一不是把认识论当作重大的哲学课题来进行认真的探讨，广泛地涉及认识的对象、认识的主体、认识的起源和途径、认识的方法、认识的可能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等诸认识论问题。在那时，判定哲学家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也还要看他们对认识对象或源泉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一问题的回答；哲学最高问题的认识论方面的涵义显著地突出。自然，这一切决非仅仅出于当时哲学家们的个人兴趣和爱好。在他们看来，惟有在哲学上注重认识论问题的研究，自然科学才可能有强有力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复兴和独立的发展，为有效地促进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服务。同时，这种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从其本性上说，又是和以神为中心、宣扬信仰至上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相对立的。黑格尔曾说，“中世纪的观点认为思想中的东西与实在的宇宙有差异，近代哲学则把这个差异发展为对立，并且以消除这一对立作为自己的任务”(5)。在这一时期，哲学家们正是以对认识论问题的研究来摆脱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对社会文化和哲学的垄断，使社会文化尤其是哲学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当然，这也并不等于说，在那时，哲学家们没有本体论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如他们在实体问题和身心关系问题上的详细研究及其演变。但这通常是为了说明其认识论的理论基础而进行的，是隶属于认识论的。
总之，在那个时候，在西欧，哲学研究重点开始转移，从整个来说认识论问题的研究被提到首位，这是显然的。换句话说，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本体论方面和认识论方面的涵义到这时才获得了充分的展开，并在后来通过德国古典哲学获得了综合和统一。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所以恩格斯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6)。
自16世纪末起，在西欧，哲学研究重点转移，认识论问题被提到首位。然而，那时问题尚不在于能否认识世界、获得知识，因为从伽利略到牛顿已给人们提供了一幅崭新的力学—数学的世界图景，这个事实就使人们相信世界是可以用定量的方法和机械的规律来加以把握的；而主要在于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科学知识是如何形成的，即突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关系问题的探讨。(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反映了自然科学形成中所必然蕴涵的深刻矛盾，而且也反映了哲学认识形成中所必然蕴涵的深刻矛盾。纯粹的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无疑是超越感觉经验的结果，尽管这种超越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但从本质上说，它之被提出和被理解，终究离不开感觉经验，是立足于感觉经验之上的。)与此相应，便出现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学派。实际上，在近代西欧，哲学上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学派的存在是客观的明显的事实，它们的形成有种种复杂的原因，但首先和主要是与这个时期自然科学的状况密切地和直接地相联系的。
综观近代自然科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我们了解到，它以立足于科学实验和数学方法的实验科学的崛起为重要特征。如所周知，在古代和中世纪，人们从事科学活动主要凭靠肉眼的定性的观察，尚无严格意义的科学实验，其间那种企图把普通的物质变为黄金、白银和灵丹妙药的炼金术和炼丹术的神秘活动曾盛极一时。这在形式上已有类似于科学实验的因素，并积累了一定的关于物质化合分解的知识，发现了一些化合物和元素的性质。后来，13世纪的罗·培根积极提倡物理、化学实验活动，反对一切思辨的知识和方法；15世纪末达·芬奇指出，“我们必须从实验出发，并通过实验去探索原因”。他们是近代实验自然科学的先驱。在欧洲，人们立足于科学实验去认识自然界则是在16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之后。那时，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要求自然科学从根本上去认识自然过程的本质和规律，获得力学、物理学、化学等各门科学的实证知识，并提出了许多必须由科学实验来解决的问题；实验工具和实验的其他物质手段日益完善和多样化也使科学实验得到了系统的发展，逐步实现了它与生产实践的分化。应当说，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候才第一次成为可能。这时候，如伽利略在力学领域里通过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和斜面实验，考察了物体运动和力的关系，认识了自由落体定律、惯性定律和抛体定律；并认为获得和检验科学知识的基础就是实验，曾说“我深深懂得，只要一次单独的实验或与此相反的确证，都足以推翻这些理由以及许多其他可能的证据”(7)。在近代，从自然科学本身来看，虽说是哥白尼第一次向神学提出了挑战，但真正用科学实验来论证科学的首先还是伽利略。弗·培根也被认为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在他的眼中，真正的科学是实验的科学，“自然的奥秘也只是在技术的挑衅下，而不是在任其自行游荡下，才会暴露出来”(8)。此外，我们看到，在天文学领域里，水星凌日、金星凌日、土星的卫星和光环、火星和木星的自转等都是这一时期科学家们在用天文望远镜来观测天象时所发现的(9)。在化学领域里，17世纪科学家波义耳以实验考察气体体积同压力的关系，发现了著名的波义耳定律；另一科学家巴斯噶的大气压力实验也很有代表性。在光学领域里，斯涅耳、格里马第和牛顿则通过实验把握了光的反射、折射、干涉、衍射、色散的规律，等等。这一切都表明，近代自然科学是以系统的实验研究为基础，由实验工具装备起来的科学。
然而近代实验科学，从方法论上说，所自发运用的一方面固然是对各种自然现象加以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另方面则是对各种观察的材料和实验的结果加以数学的处理和理性的分析、推理的方法。马克思曾说，在近代，“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10)。确实，在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中，科学实验在实际上总是与假说、演绎相联系在一起的，与数学演算和逻辑推理相联系在一起的。伽利略和牛顿等近代科学家所藉以描绘和提供力学—数学世界图景的正是观察、实验和数学证明、逻辑推理这两个不同的，但一刻也不能相脱离的方面。他们的贡献也就在于把观察、实验和归纳、演绎、假说综合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完整的科学方法。而在那个时代的人类思维的状况下，这种科学方法即成为近代哲学在认识论上发生经验论和唯理论分野的前提。
在那个时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广泛地支配着哲学家们的头脑，他们片面地对待这些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本来是相结合地被运用的方法。有一些哲学家片面地固执于其中的观察和实验的方法，从中制定出经验论的理论。这种理论在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问题上强调，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感觉经验比理性认识更可靠、更实在，并在方法上主张经验归纳法。另一些哲学家片面地固执于其中的数学的方法，从中制定出唯理论的理论。这种理论在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问题上强调，知识起源于理性，理性认识比感觉经验更可靠、更重要，并在方法上主张理性演绎法。属于前一类哲学家的如弗·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等；属于后一类哲学家的如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近代哲学家们就是这样主要在总结自然科学成果的过程中，从对机械论本身固有的两个因素即力学原理和数学原理的偏重开始，而正式形成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学派的。这两大学派的形成，不仅表明了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需要而复兴的近代自然科学对那时哲学影响的深刻和巨大，也反映了当时哲学研究的重点从本体论方面转移到认识论方面来的历史特点，是人类哲学认识深入发展的显著标志。这也便是我们之所以要把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作整体考察的主要理由。
我们还看到，近代欧洲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学派的形成带有明显的地域性质。一般地说，经验论学派的主要代表集中在英国，唯理论学派的主要代表集中在西欧大陆各国。这当然并非纯属偶然；这与英国和西欧大陆各国各自不同的历史状况，如经济的、政治的、自然科学的和思想文化传统的有关，也与它们各自的民族性有关。在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比较发达，自然科学实验风气盛行而悠久，如13世纪已掀起以罗·培根为代表的实验自然科学思潮；也素有崇尚工匠学问的传统，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威廉·吉尔伯特即是与学术知识相结合的工匠学问的范例。恩格斯曾指出，13、14世纪的“唯名论，唯物主义的最初形式，主要是存在于英国经院哲学家中间”(11)，这也就是说，英国还曾是唯名论思潮的主要阵地。这一切都使得在当时的英国科学家中观察、实验的方法被公认为自然科学的主要方法，使得经验论有了滋生的肥沃土壤。此外，英国人的民族性的特点就在于无法解决的矛盾，完全相反的东西的合一。如他们一方面最虔信宗教，关心彼岸世界；另方面又最不信宗教，只注重“私人利益”。面对这种情况，他们提倡“个体主义”(12)，并不相信能用理性解决，于是就完全听从经验，走向怀疑论。正是这些复杂的因素，英国成了近代经验论的发祥地。在西欧大陆各国，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不如英国发达；自然科学家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在天文学、力学的研究中均甚注重数学的应用和对事物的定量分析，开普勒就是以其严格、精确的数学计算证实和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并因此而著名；唯名论的传统也远不如英国深厚。这一切就使得在当时大陆各国的科学家中数学的方法被公认为自然科学的主要方法，使得唯理论有了滋生的肥沃土壤。此外，大陆各国的民族性与英国人也不同。如德国人尊崇基督教“唯灵论”的准则，“在哲学方面发展人类的普遍利益”，醉心于抽象的思辨。这些也就是大陆各国产生和发展近代唯理论的重要原因。近代西欧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地域性质，本质上属该地域的经济、科学和文化传统对哲学的影响，就如在古代希腊早期，米利都学派和爱非斯学派的“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出现于伊奥尼亚一带，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埃里亚学派的“原始的唯心主义”出现于南意大利一带一样。所谓民族性乃是指一定的民族在它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总和和活动中形成的与其他民族的差别性，也是不能离开社会经济来理解它对哲学的影响的。如马克思所说，德国人的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性和低下并列。正是基于这种地域的性质，所以后人通常把前者称作英国经验论，把后者称作大陆唯理论。当然，这是就一般而言，并非是绝对的。在当时，在西欧，各国的经济、科学和文化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相互影响，彼此交流的。与此相联系，各国的哲学也并不是只受本国土壤滋养的结果。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经常游历欧洲各国，更是推进了这种过程。因此，在西欧大陆曾出现属于经验论学派的哲学家，如法国的伽桑狄；在英国也不乏重视理性和数学方法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如牛顿。只不过在这方面他们不具代表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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