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解读

第二节　认识论解读

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认识人的认识能力、正确认识现代科学技术，也是思考和建设生态文明、实践消费生态化的必要前提。从认识论上看，就是要立足于人是“自然—人—社会”这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的一部分，从人的认识的非至上性、社会存在必然具有某种程度的非属人性、现代高科技的高风险性出发，解读人类为什么要在物质生产上充分尊重自然界的自主运作，大力发展生态生产力，为什么要在消费上优化消费结构，尽量少消费物质产品，讲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互补。

一、充分考虑人的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

人的一切生活资料都来源于自然界。自然界不仅直接为人提供生活资料，也直接为人提供生产资料，从而间接为人提供生活资料。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包括认识的、审美的和实践的等多个方面。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否成功、能否持续，主要取决于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深刻。同时也要看到，一旦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在改造中起作用的，就不仅是人的主观意志和已经掌握的客观规律，人还没有认识到的客观规律，同样也在发挥作用。受“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一认识论规律的制约，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不可能在认识了某一领域的全部规律后，再去改造自然，都只能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认识自然。这样，改造自然的近期或远期效果偏离人的主观愿望甚至南辕北辙的事，就会经常发生。因为无论人是否已经认识自然规律，自然规律都在起作用，并且与社会制度无关。要想减少和避免此类的结局，除了努力提高人的认识能力，最好的途径和方法，就是充分尊重自然界的自主运作，尽量让各种自然力相互作用，人则去享用它们相互作用的成果。要自觉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人的认识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辩证关系有正确理解。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认识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是一对永远无法彻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但是，这个矛盾不仅存在于世界和人这两个因素的本性中，而且还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它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一天天不断得到解决。”^[19]

至于如何把握认识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对实践活动的影响，恩格斯特别强调要关注认识的非至上性。这主要是因为，认识的至上性只是一种可能;认识的非至上性却是一种现实，每时每刻都在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所以恩格斯说:“如果我现在说，这种概括于我的观念中的所有这些人(包括未来的人)的思维是至上的，是能够认识现存世界的，只要人类足够长久地延续下去，只要在认识器官和认识对象中没有给这种认识规定界限，那么，我只是说了些相当陈腐而又相当无聊的空话。因为最可贵的结果就是使得我们对我们现在的认识极不信任，因为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20]

从恩格斯上述话中不难看出，人类认识的至上性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或者说“人类足够长久地延续下去”。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以纺织机的改革为起点、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以来，工业文明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尽管工业文明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并没有认识到“人类足够长久地延续下去”会因工业文明的发展而成为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1962年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为起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引起深刻反思。反思的结论是，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若不认真加以改变，“人类足够长久地延续下去”就会成为问题。从认识论上看，这一结论带给人们的启示是:人类能靠实践生存，是因为我们具有认识世界、适应环境和局部改造环境的能力。但是，不论人类的智力如何增长，科技如何发展，改造自然取得的成就如何辉煌，人类所驾驭的自然规律都只能是自然界所具有的客观规律中的一小部分。妄图凭借已经掌握的这部分规律所向披靡、征服自然，只能在实践中一再碰壁，并最终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还要看到，尽管人类已可以走出地球，登上月球，也可能造访火星，但却不可能改变自身生存的物质基础。宇航员要飞往地外星球，飞船和航天服必须能营造出类地环境，否则必死无疑。我们的躯体连同我们的头脑都产生和生存于自然界，我们已经彻底适应了地球及其相应的自然环境。自然界不能超越，也不能毁坏，只能在顺应的前提下加以改造，否则，就必然使人类走向衰败和灭绝。这说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是永远无法改变的。这就是认识的非至上性的深层含义，也是任何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都有界限的最终依据。

总之，人类在认识上只能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只能依赖自己的认识能力，如果这也叫人类中心主义，那确实是摆脱不掉的。人类在认识能力上的非至上性正好警示人类，妄图凭借自己所具有的有限知识来捍卫自己的中心地位，往往会事与愿违。既然这样，为何不改弦更张，把自己看成是“自然—人—社会”这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充分尊重自然界的自主运作，以求既少化费力气又能实现和自然界的“双赢”呢?

二、充分考虑社会存在中的非属人成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社会存在的客观性，就是要告诉我们，尽管社会存在是人有目的活动的产物，但它发展变化所遵循的规律，却不是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把握社会规律并不是一件轻易而举的事，社会存在也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非属人性。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才说:“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21]他们强调，要驾驭这种客观性，就必须深入探究发展物质生产力应遵循的规律。

为了解释社会规律的客观性，恩格斯提出了“合力说”。他指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22]

恩格斯在上述解释中要说明的，不仅包括社会运行同自然界一样具有客观规律，还包括这些规律是由不同个人“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决定的。也就是说，社会存在作为人活动的产物，既承载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承载着人与人的关系。如果人们还没有彻底认识这两方面的关系，社会存在和它们形成的过程就具有某种程度的非属人性，即自发性。即使人们认识了社会存在所承载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并不意味着同时掌握了社会存在所承载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反之亦然。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已经给出了提示。恩格斯先是指出，作为社会科学家，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人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的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紧接着，恩格斯话锋一转，又强调指出:“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23]恩格斯之所以这样评价马克思，首先是因为根据唯物史观，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在力量，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条件”，科学技术就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力量;其次也是因为在恩格斯的心目中，认识社会不等于认识自然，马克思的发现与自然科学家的发现是两种不同的发现，社会革命不等于科技革命，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不等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反之亦然。尽管它们之间也密切相关。

社会存在中所具有的非属人性，反映的也是人类认识的非至上性。在当今，人类认识的非至上性和社会存在中的非属人性都在警示我们:人类生产和消费物质产品，都要充分尊重自然界的自主运作，能不改造自然就尽量不要去干扰它，能少消费物质产品就要尽量节俭，人类要改造自然，必须按生态规律办事，着眼于发展生态生产力。

三、充分考虑现代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

现代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今天，科学技术已经赋予人类无比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本身又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它在给我们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在思考和建设生态文明、实践消费生态化的过程中，要正确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从认识论上看，就必须充分了解、足够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

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风险性源于它们的高创新性。这主要是因为，“科学技术活动的本质特征是创造或者说创新。创新是一个探索性过程，总要冒很大风险。它意味着我们离开熟悉的情景而进入新奇的、陌生的世界;不断打破现有的稳定和平衡，把事物(状态)驱向不稳定、不确定中。我们甚至可以把科学技术活动本身看成是推动我们进入‘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力量”。^[24]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理论上的不确定性。科学理论是现代技术的基础。从本质上讲，科学理论都是有待检验的知识。所以，现代技术绝不意味着是对绝对正确的真理的无误应用，技术人员与其说是知识的应用者，不如说是处在人类已有知识限度边缘的抉择者。其次，是设计中的不确定性。任何设计都要受目的、时间、资源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完全周密的设计是不存在的。在设计中，一些因素被认为无足轻重而被忽略，一些风险被认为可以接受。但恰恰是这两点，往往会导致重大风险。此外，技术设计的日益复杂化，也使设计中的各种细小疏漏在所难免，但是，即使小差错，有时也能造成难以估量的不良后果。最后，是操作中的风险。再完美的操作规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各种系统偏差和偶然偏差。操作失误，机器失灵，各种环境意外，都可能使操作中的风险与技术发挥作用的过程相伴随。

另一方面，风险来自专家系统。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使得每个人至多可能对某一领域的知识有部分了解，人们在衣食住行中遇到的许多问题，都必须由那些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加以指导。专家和专门化的技术构成的专家系统，是人们不得不信赖的生存要素。依赖专家系统是有风险的。除了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之外，最大的问题还有两点。一是专家能否对公众负责。包括专家有没有能力解决公众所求助的问题;如果有能力，他会有多大责任心。二是专家是否会谋取不当利益。专家谋取某些私利的现象无法完全避免，问题是专家会不会利用公众的信赖，一味地谋取私立而完全不顾公众利益。^[25]

可以说，技术越复杂，技术所依据的理论越高深，物质产品中科技的含量越高，科学技术本身和专家系统带来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

风险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从建设生态文明实践消费生态化的角度看，风险主要是指对环境、生态和人的生存所造成的破坏。要想有效规避这些风险，就必须在消费中大力提倡回归自然，尽量使用绿色产品;在生产上尽量使用绿色技术，尽可能地少消耗自然资源。也就是说，要用物质产品消费的生态化来拉动物质产品生产的生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