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邓小平理论在哲学认识论方面的研究

第五节　对邓小平理论在哲学认识论方面的研究

龚育之是中国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权威学者，也是作为邓小平理论哲学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理论研究的权威学者。他认为，邓小平虽然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但邓小平著作中却包含有十分深邃的哲学思想。在探讨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特征时，龚育之着重地研究了新时期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整个邓小平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认定这条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变化的根本出发点。龚育之指出：“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十年的历史，二十年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要分门别类做专题的研究，还要综合起来做总体的研究。这种总体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就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何贯穿于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研究。”^[56]

龚育之的论著在推进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在所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研究中，龚育之展示了一个中共党史专家独特的宏大历史视野——他不是像大多数学者那样直接探讨思想路线问题，而是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纳入到20世纪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予以审视。他认为，“二十世纪中国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运动，第三次就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的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57]。中共党史的三大篇章是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大理论成果与20世纪中国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密不可分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确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的确立。邓小平理论引导中国走上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引起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在龚育之看来，所谓精髓，“是从理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这个角度来说的”，“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包括其哲学认识论基础在内的一个整体来理解，那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这个理论的逻辑起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58]。他指出，回顾中国共产党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历来是很重视思想路线问题的。毛泽东思想是正确思想路线的产物，也是正确思想路线的标志。“毛泽东同志在回顾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的时候说过，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认识问题的方法论’，用它去独立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状况，而不是从马克思的书本上去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具体答案。”毛泽东的第一篇哲学著作，题目就是《反对本本主义》，其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的哲学名篇《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都是论述思想路线问题的经典之作。

龚育之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突出地提出“思想路线”概念的，是邓小平。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既坚决反对乱提“路线”，又明确地强调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仅澄清了思想路线问题上的各种混乱，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往在思想路线方面实际所做的大量事情和成果作了科学概括，而且把“思想路线”这一概念深深地刻入全体共产党员思想之中。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著名的讲话，是标志新时期开端的一篇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在这篇著名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59]后来一切拨乱反正和整个改革开放的前提和先声就是这个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只有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转变，才有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转变，才有后来历史功过的评价和历史是非的清理，才有中国共产党工作中心的转移，才能迈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能产生后来的邓小平理论。这样的逻辑主线是十分清晰的。

所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灵魂，更是新阶段思想解放的“总的主题”和“根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