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认为，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中国哲学史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是封建社会的哲学历史最长，中国哲学发生于奴隶社会，主要在封建社会发展。第二是神化了的儒学占重要地位。儒家成为宗教，具有宗教的一切本质属性。儒学“既是宗教，又是哲学，既是政治原则，又是道德规范”，四者合为一体，“理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儒教的完成”。[580]第三，中国哲学史有光辉的唯物论和无神论传统。第四，中国哲学史上的唯心论建立了比较系统和周密的体系，诱发了唯物主义的发展。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不过，比起资产阶级唯物论和辩证法而言，毕竟是朴素的、自发的。冯契认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名实”之辨是人能不能认识宇宙法则的问题，“天人”之辨是如何培养理想人格问题，也即人的自由问题，中国哲学史的特点贯穿于这两个问题。关于前者，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辩证逻辑的传统，形成了有机论宇宙哲学、辩证的自然观。这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不过，这种辩证逻辑还处于朴素的水平。关于人的自由，冯契认为首先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复性”即获得自由。但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不在这里，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王夫之的任天、相天、造命之说，把人的自由看作人在与自然的交互作用中获得的，这种理论包含了真理的因素。其次，人的自由也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儒家的特点在于不离开人与人的伦理关系来讲“天人之际”。道德行为必须是合乎道德理想的、自觉的、自愿的行为。自觉出于理性，自愿出于意志。儒家哲学考察了道德的自觉原则，却忽略了自愿原则，而且把宿命精致化。[581]相比之下，西方哲学则较多地考察了自愿原则和意志自由的问题。再次，人的自由也是个美学问题。庄子的逍遥的自由观，主张人应回到自然中，与自然为一。“庖丁解牛”体现了人与自然合一的自由，劳动成为审美对象，接触到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问题。这里的自由是审美活动的自由。[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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