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联专家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初，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一环，我国还聘请了苏联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的专家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石峻、任继愈等都听过课。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关于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认识，在日丹诺夫的讲话之外，更加直接地影响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不过，苏联专家可能是出于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客观认识，或者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也可能出于“中苏友好”的大局，虽然也强调“斗争史观”的概念，但在对待中国哲学史方面，并不特别僵化，对人物的评价也不过于苛刻，而是十分温和，有所褒扬。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聘请苏联专家讲授马列主义基础及辩证唯物主义。教育部指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各派一名教授听课。清华大学是张岱年，北京大学是郑昕。[128]1953年，苏联专家格·萨波什尼科夫来到北京大学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他讲的课程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后来哲学系又要求他开设了世界哲学史。[129]金岳霖、冯友兰、石峻、任继愈等都听过课。张岱年和黄楠森担任辅导，讲马恩列斯著作选读。[130]据《金岳霖年谱》记载，1953年9月18日，金岳霖同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一道听苏联专家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哲学史”课程。1955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邀请苏联专家谢·斯·吉谢辽夫和瓦·依·科洛加什尼为该校部分教工和哲学专业班学员、师资部哲学班学员讲授古代哲学史。两位专家所讲的内容涉及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和中国古代哲学。[131]他们的《古代哲学史讲稿》（以下简称《讲稿》）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为科学的哲学史”，着重论述了苏联哲学界关于哲学史研究的一般看法；第二部分是“古代埃及、巴比伦哲学”；第三部分是“古代中国哲学”；第四部分是“古代希腊哲学”；第五部分是“封建社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关于哲学史方法论，《讲稿》认为：“哲学史的研究任务，在于阐明现代理论思想的经验，对于这些理论思想给以正确的估价，并批判地接受这些思想。”[132]《讲稿》批判了资产阶级哲学史家，认为他们所写的哲学史的根本错误首先在于唯心主义的哲学史观，把哲学史和社会发展史相脱离；其次是“欧洲中心论”；第三是“轻视和蔑视先代的唯物主义”，连篇累牍地宣扬唯心主义，仿佛哲学史就是唯心主义的历史，把唯物主义者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也说成是唯心主义者。他们还歪曲哲学史，把资产阶级思想加到古人头上。如“二战”后英国出版的罗素的哲学史和劳治的哲学史，都是拿古代思想家的哲学原理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反人民，反共产主义。可见，“哲学史同样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战场”。[133]
《讲稿》指出，资产阶级哲学史有两个特点：一是经验主义，一是怀疑主义。前者认为哲学学说都是偶然的东西，哲学史家的任务就在于描述不同的派别和事实，把哲学史变成书名和人名的历史；后者则认为哲学史不过是错误的历史，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东西。“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才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出现了真正的科学的哲学史。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不仅是一般人类思想和哲学中的革命，而且也是哲学史的革命。只有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以后，哲学史才有了自己的真正科学的方法论，而科学的方法论乃是关于科学的认识和原则的学说。”[134]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讲稿》认为，“只有当着人们能够用辩证唯物主义观察历史的时候，才能够产生科学的哲学史。”[135]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史的贡献首先在于，他们使人们认识到，“一部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136]他们的第二个贡献是“提供了哲学思想的一般图景”，划分出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阵营，对哲学史上的思想大师，作了估价和分析。他们的第四个贡献[137]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以往的旧哲学作了截然的划分。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是少数人的事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广大群众的哲学”。[138]《讲稿》特别提出，“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是哲学史当中一个新的贡献”。“列宁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两个相互斗争的党派，指出在哲学的两个阵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当中反映出对立的阶级斗争；指出哲学的两条路线是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的路线；哲学的两条路线是不可调和的；一切企图走中间路线，企图创造什么中间路线的人们归根结底是为反动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列宁在他的著作当中指出了两条路线的观点的对立，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优越性”。[139]关于斯大林，《讲稿》提到《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两部著作，指出前者批判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符号学、语义学的荒谬性，后者“阐明了现代哲学中的基本问题。……批判了主观主义、对规律的盲目崇拜思想和宿命论思想，直接击中了整个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要害”。[140]此处对“对规律的盲目崇拜思想”的批判，似与1958年前后所谓破除规律的提法有一定的联系。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讲稿》列了五个基本原则。第一，“要求把哲学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结合起来，把哲学的发展和经济条件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由此言之，“通史乃是哲学史的基础”。[141]只有根据它所产生的时代，才能“对一切哲学思想给予正确的估价，才能够根据某一个哲学所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给它以正确的估价；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些哲学派别、哲学思想给我们提供了什么东西以及我们向哲学思想能够学习到什么东西”。[142]第二，“要求我们在分析历史上某一个哲学思想、哲学派别的时候，要从阶级斗争出发，要考察这种哲学思想的阶级性，它的政治意义、政治作用，考察它的政治方向，考察这种哲学思想是为什么人服务的，为什么需要这样一种哲学思想”。“哲学从来都是阶级斗争的战场，它不是中立的科学。哲学史告诉我们，各种哲学派别从来都是在阶级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斗争往往是一种生死的斗争”。[143]第三，“要求我们在研究某一种哲学思想时，必须把这种哲学思想和其他的社会意识形态结合起来”，[144]避免孤立地研究哲学的发展。第四，“要求我们不贬低也不粉饰过去的哲学思想，这一原则反对把过去的哲学体系加以现代化，它要求如实地反映以前的哲学体系，严格遵守历史真实性的原则”。[145]第五，“要求把哲学发展的历史看成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这一原则反对把它看成偶然的现象，它要求我们把哲学发展的过程看成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146]
《讲稿》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乃是哲学发展的规律”。《讲稿》又根据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指出，“哲学的历史主要是唯物主义的历史”。[147]为什么如此？《讲稿》认为，“从历史上看，唯物主义基本上都是沿着进步的道路发展的，它代表着社会进步思想的发展；而唯心主义则是在基本上代表着反动势力，代表社会思想倒退的反动势力的”。[148]关于唯心主义，《讲稿》认为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只不过是作为唯物主义的斗争对象而存在。《讲稿》根据列宁关于唯心主义是“不结果实的花”的比喻指出：“唯心主义就是这种不能够结果实的花，是毫无意义的。唯心主义从来都是否认人们认识的正确性，否认人们的认识是可靠的。唯心主义不是武装人们的认识，而是完结人们的认识，瓦解科学思想。”[149]《讲稿》认为，之所以不能把唯心主义排除出哲学史，是因为哲学史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史，排除了它“就不可能理解唯物主义”了。[150]《讲稿》的这些极端片面的看法，把日丹诺夫讲话所包含的荒谬彻底展示出来了。这些看法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作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认识，支配着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吉谢辽夫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哲学史界是有影响的。1957年北京大学出版的《哲学史简编》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写的《中国哲学史讲授提纲》都提到了他的《哲学史》、《哲学史简编》。[151]
关于哲学史研究的任务，《讲稿》指出，简单地说，“就是吸收历史上的哲学思想的一切经验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是获得世界各国人民哲学思想发展的完整的、客观的、真实的图景。第二是用“人类理论思维的经验来武装先进的知识分子”。第三是“证明过去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从历史上准备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这是我们所说的目的论史观的典型表述，即哲学史的发展是为了产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观点是十分片面的，包含诸多问题。第四是证明唯物世界观的优越性。第五、第六是揭露资产阶级思想的“伪造”行为和“模仿”行为。第七是表明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过程”。[152]
《古代哲学讲稿》用较长的篇幅讲解古代中国哲学。《讲稿》认为中国从公元前6世纪就出现了比古埃及、巴比伦、印度更为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形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派别。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他把万物的本原看作气；他的道提出了关于客观规律的猜测；他也提出了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但他在政治上主张调和矛盾，取消斗争，幻想恢复原始的生活方式，“表现出在奴隶占有条件下代表小生产者的民主派，是没有力量改变社会制度的”。[153]“老子的学说遭到了唯心主义学派的歪曲”，应该把被唯心主义歪曲的道家学说与老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区别开来。[154]
把老子作为唯物主义，把庄子哲学作为对老子哲学的唯心主义歪曲，是1957年以前中国哲学史界较为普遍的看法，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底发展》中已经出现，苏联专家的观点无疑加强了中国哲学史界的这一看法。不同之处是冯友兰以孔子为中国哲学史的开端，吉谢辽夫则以老子为开端。冯友兰对于儒家一贯持赞赏的态度，以孔子为哲学史的开端是他过去见解的惯性延续；苏联专家以老子为开端，则是要给中国哲学史一个唯物主义的开端。他们这么做，除了对于哲学史的客观看法之外，可能也是为了表现出对中国的友好和对中国文化历史的敬意。这种敬意表现为尽量把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物往当时人们认为正确的、有价值的唯物主义方面靠。在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历史表示温情和敬意方面，冯友兰等人与苏联专家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苏联专家是要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冯友兰等中国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则更多地是要表现这门学科的意义和学者存在的价值。在唯心主义没有价值的前提下，如果中国哲学史全是唯心主义史，那它还有研究的必要吗？根据下文将要提及的郑昕的“开放唯心主义”可知，有相当长的时间，哲学系是不讲唯心主义哲学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张唯心主义自不待言，就是研究它，也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既然如此，研究者的存在，他们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冯友兰等学者以及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在此后常常面临这一困境。由于双方都保持着对于中国历史的温情和敬意，所以，在双方的笔下，在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哲学家就比唯心主义哲学家要多，他们都整理出了唯物唯心斗争史的线索，以免显得中国哲学史只是唯心主义的发展史，一无是处。在当时看来，肯定中国的唯物主义传统，既是与胡适进行斗争的一个方面，又是历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在现代的继续。
《讲稿》认为，孔子主张天命，是唯心主义者，其思想“反映那些还保持着贵族生活方式的残余的奴隶主阶层的利益的观点”。继承老子的是唯物主义，继承孔子的是唯心主义，老子和孔子是中国古代两个对立的阵营。孟子继承了孔子。《讲稿》没有把墨子和后期墨家分开，认为“墨子的思辨方法是对孔子学说的一个沉重打击”。这是“沉重打击”一词首次出现于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此后成为一个常用词汇。这也是哲学史研究成为“战线”的一个结果。《讲稿》认为，杨朱是继承老子学说的“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杨朱的观点反映了“社会上遭受贫寒、破产、丧失了生产资料的人们的利益”。荀子学习孔子而又转向唯物主义，他的学说“反映了那些要求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新兴封建主的利益”；韩非是另一位唯物主义者，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剥削阶级的利益”。韩非既是唯物主义者，又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这该如何解释？《讲稿》提出两点说明：一、韩非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二、“法家学说反映了统治阶级上层的利益。当时新兴的封建统治者是要把社会推向前进的。因此，在当时他的哲学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155]《讲稿》肯定，王充是“战斗的唯物主义者”。《讲稿》指出，“中国古代哲学史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是以老子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学派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学派斗争的历史。王充学说是老子唯物主义的发展的最高峰”；“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代表同一统治阶级当中的不同阶层的利益的哲学思想。唯心主义代表统治阶层中的反动阶层，而唯物主义则代表着统治阶层中的进步阶层。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并不是代表奴隶的利益的哲学”。[156]从把王充作为古代哲学的终点来看，《讲稿》是把魏晋作为封建社会的开端的。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讲稿》非常简略，许多重要人物都没有提到。不过，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欧一样，“主要是宗教唯心主义思想”，具体有儒教、道教和佛教。儒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宣扬劳动人民要安分守己，论证阶级划分和阶级压迫的永恒性。它把封建官僚派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它是封建反动势力的旗帜”。[157]“儒教，作为统治思想，在中国的精神生活中与唯物主义传统展开了斗争。在公元11～12世纪，为了与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势力作斗争，为了论证已经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封建社会制度，儒教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体系，这样就产生了新儒教。”[158]关于代表人物，《讲稿》列举出朱熹、王阳明及其对立面李贽、戴震。《讲稿》把中国封建社会放得很靠后，提出儒家为宗教学，都是以与西欧哲学史的对比为基础的，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哲学。不过，儒教说似乎也产生了影响。儒学是不是宗教，后来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讨论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还参与了苏联的《哲学史》著作的编写。《哲学史》是苏联学术界意在突破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著作。关于这部著作，苏联通讯院士M.T·约夫楚克在《关于〈哲学史〉一书中东方哲学史若干问题的说明》中说道：[159]
在《哲学史》中，我们想探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它们相互斗争中的历史发展，探究某些哲学学说的进化。……《哲学史》（包括东方哲学史部分在内）的作者们并不限于阐明哲学家哲学思想发展的这种极为重要的内部规律性，如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然而，这一点并不能概括净尽哲学发展过程的全部复杂性和内部矛盾性）。[160]他们也力图表明唯心主义内部历史地存在过的矛盾。特别是讲到中国哲学史的时候，作者们（中国学者侯外庐、冯友兰和胡绳）力图辨明孔子学说的矛盾和公元前4世纪就已开始的围绕孔子学说所进行的斗争；他们表明，孔子学说的一些后继者使他们的思想陷入神秘主义一个方面，为统治阶级反动势力的利益服务。……《哲学史》的作者和编者们坚持这样一种意见：假如把公元前几百年时的孔子学说看做是一种全盘反动的学说，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他们表明，孔子学说之变为反动的宗教伦理学说，乃是在后来发生的，那时已是封建主义时代了。
唯心主义的哲学历史观过去都把东方哲学看作是宗教直观的、停滞的、没有矛盾和发展的；仿佛只限于宗教和伦理学，不包括认识论、自然哲学等。《哲学史》的作者反对这一观点，他们指出：“这些国家思想家自己的哲学学说决不仅仅限于宗教和伦理的范围内，而是深刻地、独特地并且就当时来说非常正确地解决了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的问题，而且也在社会方面发表过有趣的思想。”作者说明了《哲学史》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一些结论，肯定了任继愈的一个重要论点，即17世纪中国哲学唯物主义达到了一个新的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反对宗教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阶段，这种唯物主义又不是17世纪左右在欧洲产生的以机械的自然科学为依据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哲学史》中国哲学部分是以侯外庐以及其他同志为《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1卷所写的文章为基础的。关于历史的分期问题，《哲学史》原则上同意任继愈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公元前2世纪的观点。关于孔子学说的评价问题，基本上是采用郭沫若的结论。
《哲学史》简略地谈到了中国古代各种学说的演进过程，指出反动的汉学家胡适和西方哲学家都把中国的唯物主义描述为有害的、没有给人类思想增加任何新东西的学说。经过中国同志们的努力，“唯物主义才被看作是最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和最富有成果的哲学思想派别。《哲学史》指出，在中国哲学史上起到最进步历史作用的，是一些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代表，如：早期的道家、荀子以及墨家学派中唯物主义路线的拥护者、封建主义初期哲学的王充和范缜、哲学上所谓正统派的周敦颐和张载、十七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启蒙家，特别是王夫之和戴震”。《哲学史》的作者表明，中国唯物主义是和自然科学知识紧密结合在一起，由于先进的社会力量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哲学史部分的中国作者和东方其他民族哲学史的苏联作者一道得出具有充分证据的结论。“东方思想从古代就研究认识论和逻辑的问题的，更不要说自然哲学对本体问题的解决了”；中国哲学史家证明，早在公元前5～前4世纪，墨子学派就研究了认识问题和逻辑问题。《哲学史》对《道德经》的评价，比从前做得更为正确了。《哲学史》反对把这部著述说成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著作，表明它包含了对于宗教的批判，提出了“道”的普遍规律的概念，道是不依赖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哲学史》作者指出，《道德经》一书充满了自发的辩证法观点。这些是吸收苏联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杨兴顺的观点。约夫楚克指出，中国同志是用非常谦虚的口吻为《哲学史》撰写中国哲学部分的，这与中国哲学在人类哲学思想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哲学史在《哲学史》中只占三个印张，关于中国逻辑史，都没有涉及，希望随着研究的进展以后能够补充进来。
（二）苏联汉学家的影响
《哲学研究》介绍了苏联的中国哲学研究，[161]云苏联《国际生活》杂志1955年第8期发表了格·叶菲莫夫的论文，论述了苏联关于汉学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老子和王充的研究。叶菲莫夫批评了资产阶级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本来意义的哲学的谬论，指出杨兴顺在《古代中国的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中已经证明，“中国还在久远的古代就已经产生了关于世界的唯物主义的概念”，《易经》、《阴符经》等都阐明了这一概念。唯物主义在大约公元前6世纪老子的《道德经》中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完整的哲学体系。“老子的学说是作为以后时期中国的唯物主义的发展的一个基础”，“中国的唯心主义者，特别是孔教徒，企图曲解古代关于道的学说，把它变成主观唯心论的原则”。中国的唯物主义者与之进行斗争，并把《道德经》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推向前进。因此，杨兴顺在其书中写道：中国的哲学史，一如其他各国的哲学史一样，首先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发生与发展和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阿·阿·彼得洛夫关于古代中国哲学唯物主义者王充的著作，说明“王充的学说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最高发展……王充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斗争为中国后代的唯物主义者开辟了道路”。
杨兴顺指出，中国具有悠久的唯物主义传统。老子是唯物主义的开创者，孔子是中国唯心主义传统的开创者。中国古代奴隶制到汉代结束，魏晋到鸦片战争时期为封建社会。“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是在反对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争取历史进步的斗争过程中产生和巩固的。它是从初级不断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公元前一千年的初期产生了不完整的、关于五种基本元素、气的物质实体、阴阳二气的自发唯物主义思想。后来，这些思想都被统一在关于一般规律的‘道’的概念中，并构成一套严整的哲学系统。最后，墨翟的继承者——后期墨家又从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了逻辑学和认识论，荀子和韩非子的学说用关于人在反对自然界和社会上自发势力的斗争中的积极作用的思想丰富了唯物主义。王充的学说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发展的高峰”。[162]魏晋时期的唯物主义者有裴、鲍敬言、范缜，唐朝时期有吕才。韩愈及其弟子在反对佛教的斗争中提出了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观点，反对佛教胜利以后，他们又放弃了这些观点，滚到了唯心主义一边。张载代表了新儒教中的唯物主义倾向，二程兄弟代表了唯心主义倾向。张载在对事物辩证发展的猜测中得出了形而上学的调和论结论。朱熹企图调和新儒教中的两种倾向，最后却站到了唯心主义立场上去了，他的正统哲学受到了来自叶适、陈亮的左的方面的进攻和来自陆九渊、王阳明的右的方面的进攻。王阳明建立了很大的学派，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几百年。王阳明的弟子中出现了不少反对王阳明的进步哲学家，其中最出色的是李贽。从16世纪起，中国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富商、土地集中，封建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由于满族和日本军阀的入侵，民族矛盾加深。从17世纪开始，“中国社会上进步活动家反对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学术斗争大规模地展开了”，站在前列的是王船山、黄宗羲、顾亭林。18世纪，当清朝的统治稳固以后，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戴震开始反对正统派的思想。“中国中世纪的唯物主义的发展基本上经过了三个斗争阶段。在3～9世纪这一时期，唯物主义的炮火主要是反对佛教的神秘论。10～16世纪的唯物主义为反对当时的封建反动派的主要思想武器的新儒教唯心主义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18世纪，唯物主义者思想斗争和社会上进步力量反对中国人民内外敌人的政治斗争汇合起来了。后来，1839年至1842年与英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这一新时期，即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国家时期，中国唯物主义传统继续得到了发展。19世纪末谭嗣同的唯物主义学说是当时维新运动的左翼的思想基础。后来，在唯物主义的旗帜下，出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唯物主义传统近百年来是中国为社会和民族解放而进行斗争的进步力量和强大的思想武器，并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思想前提。工人阶级和他的先锋部队——共产党是过去最优秀的唯物主义传统的合法继承者。这些传统至今还是正在顺利地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造自己生活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的泉源之一”。[163]
关于老子哲学，杨兴顺认为，道的学说是唯物主义的。“‘道’不仅意味着客观世界的自然法则，而且还意味着万物的物质实体。……法则（道）及其物质实体，乃是不可分离地存在着”；“关于法则与物质间的关系问题，老子认为：具有头等意义的是法则而不是物质。由此可见，老子关于‘道’的唯物主义学说带有不彻底性。在这学说中还含有许多唯心主义因素”。[164]冯友兰在《新建设》答读者问关于老子为唯物主义的问答中提到了杨兴顺，说自己没有看到杨兴顺的文章，但也主张老子是唯物主义者。[165]
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苏联阿·阿·彼得洛夫学者的《王充——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和启蒙思想家》。[166]该书分为三章，第一章为王充思想作了一个定位：“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第二章是关于《论衡》的研究。作者认为“《论衡》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前汉的唯心的儒家思想，奠定新世界观的基础，这个新世界观的主要原则便是承认世界的物质性。《论衡》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哲学——政论作品，其中作者彻底地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论衡》不仅是一部中国的，而且是一部世界的哲学、政论的卓越作品”。[167]该著认为，王充的思想是针对前汉的唯心主义思想，即“正统的儒家哲学和图谶”，尤其是董仲舒哲学的。[168]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两军对垒的斗争史观把王充与董仲舒作为一个对子，把王充说成是“战斗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可能来源于此。关于王充思想部分，该书论述了王充关于世界的唯物主义思想，关于自然、人的思想，以及生死问题、认识论、政治观和历史观等；后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模式大致与此相同。在结论部分，彼得洛夫特别强调王充的“自然”的意义。
杨兴顺的序言强调了彼得洛夫此书作为革命的一个环节的意义。宋代唯心主义者王伯厚、高孙似攻击王充，朱熹不提王充，国民党蒙昧派抹杀这位杰出的唯物主义自由思想家，如胡适把王充和后期道家唯心主义混为一谈。德国唯心主义汉学家福尔克在其《中国中世纪哲学史》中同样贬低这位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意义，把他定为怀疑论者，认为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德国另一位唯心主义汉学家威廉认为王充对于神秘主义和唯心论的批判没有通情达理的部分。“捍卫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保护新儒教、道教和佛教的蒙昧主义，使之不受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抨击，这便是一切反动资产阶级汉学家的真正目的”；“这本书，以科学论证所具有的全部说服力，证明了王充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在中国哲学史中所起的作用。这本书给予形形色色的中国哲学史的伪造者以迎头痛击”。[169]
关于苏联专家的影响，冯友兰晚年回忆指出：
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研究的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自己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东西摹画来的。[170]
任继愈也回忆和反思了当时向苏联专家学习的情况。他说：
苏联也派了不少专家来我国，学制也进行了改革。他们的教材、教学方法，学校组织机构介绍过来，我们一起接受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来过几位苏联专家。我们今天40岁以上的教师大都听过苏联专家讲课。苏联那时还没有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而西方哲学史教材却系统地介绍到我国来了，并发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们可以读到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也有了辅导、解释这些著作的一些书籍。但是，也不能不指出，苏联的学风也给中国的学术界、哲学界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第一，苏联对欧美的传统哲学有偏见，特别是苏联卫国战争后，对德国古典哲学有偏见，因而不能客观地对待，不那么实事求是。
第二，苏联教学中只讲正面的，不讲反面的，参考书也只限于正面的，导致学生思想简单化，只讲唯物主义，少讲唯心主义，甚至不讲唯心主义。用这样的方法，讲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行，讲哲学史就更加不行。
第三，苏联学术界的习惯，只允许有一种说法。遇到学术界有争论的问题，由政治局派人来作出结论，学术界按照结论来执行。最明显的例子如日丹诺夫在西方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成了研究哲学史的唯一指导方针，不允许讨论商榷。这是用行政的手段来解决学术问题，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对待，对科学发展有害无益。而这些消极影响，也波及中国的学术界。[171]
客观地说，应该把以日丹诺夫为代表的苏联的哲学史研究和苏联汉学家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区别开来。苏联汉学家和1949年初中国的中国哲学研究者在对待中国哲学史方面，有共同点，他们都抱有对中国哲学的温情和敬意。研究的对象能够折射研究者的存在的价值，所以他们都有不愿过分贬低和批判中国哲学史的隐秘心理。此外，苏联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史是研究一个友好国家的哲学史，对于兄弟国家的友谊和外交方面的问题似乎也促使他们的研究向温情方面倾斜。事实上，1949年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并不直接地和完全地来源于苏联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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